揭秘乾隆帝為何要一意孤行拒諫南巡檢視原始碼討論檢視歷史
| 乾隆南巡 |
 |
揭秘乾隆帝為何要一意孤行拒諫南巡自乾隆十六年（1751）到乾隆四十九年（1784），乾隆帝在33年間前後六次南巡。對乾隆帝的南巡，朝廷內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一些獻媚者大唱讚歌，一些敢言者則諫阻南巡，為此激起了一次次不小的風波。[1]
乾隆十五年（1750），就在全國各地大張旗鼓地為乾隆首次南巡做準備時，監察御史錢琦上疏，提醒乾隆皇帝注意，各地為此已鋪張甚重。
乾隆帝第一次南巡是在乾隆十六年(1751)。其實，早在數年前，沿途官員為迎接乾隆帝首次南巡，早已調撥夫役，對康熙皇帝時的南巡行宮一一修葺。同時又在行宮之間添設尖營，以供乾隆帝一行中途休息。首次南巡的準備工作早一年就着手進行，由一位親王督辦此事，勘察路線，整修名勝，興建行宮。僅僅為了接待這些先導「欽差」大人，所過州縣「鋪設備極華靡，器用備極精緻，多着用至千餘金，少亦五六百餘「。
雖然南巡前皇帝告誡地方：「力屏浮華」、「時時思物力之維艱，事事惟奢靡之是戒」，但是沿途地方官吏深知乾隆講究排場玩樂，於是爭相逢迎，布置行宮，陳設古玩，採辦各種名餚特產，更乘機向百姓敲詐勒索，大飽私囊，搞得民間怨聲載道，叫苦連天。與此同時，南巡所用隨駕馬匹五六千，乳牛和膳羊各上千，也先後由京師運往巡幸各地。乾隆對地方官吏的奉承獻媚，不僅不加阻止，反而重金獎勵，凡建有行宮的，各「賞銀二萬兩充用」。
對錢琦的勸諫，乾隆不僅聽不進去，反而百般辯解，並對錢琦大加訓斥。乾隆說：「地方有司，因朕南巡，其中有閿茸不堪之員，以辦差為苦者，或散布流言，張大其事，勢所必有」，「今嚮導一過，即雲慘澹經營若此，明年朕駕親臨，又當如何？朕甫下詔南巡，即已若此，當年皇祖聖祖仁皇帝屢經巡省，又當如何？」
乾隆的辯解理由有二。其一，他南巡的理由充足，聖祖仁皇帝也是六次南巡，朕為何巡不得？！其二，所謂「意見」，都是那些以準備朕南巡為「苦差」的官員在造謠生事。乾隆的辯解言外之意很明確：是否支持他南巡以及「辦差」是否積極，都是對皇上態度的大問題。大帽子一扣，錢琦還敢說什麼！
乾隆十六年正月十三，乾隆帝侍奉皇太后從京城啟駕，隨駕人員有后妃、皇子、公主，有滿、漢文武大臣，有護衛兵弁，還有廝養跟役，總數不下兩千人。一路之上浩浩蕩蕩，如同遷都一樣。進入山東境內，地方官員一律朝服接駕，耆民老婦、紳衿生監排列跪伏，就連八十歲以上的老民老婦也要身着黃布外褂、手執高香跪候聖駕。進入揚州、蘇州等風景優美的城市，則棄舟登岸，遊山玩水。沿途各處行宮的陳設極為豪華，甚至連痰盂、溺器也都是由銀匠精心打制而成。巡幸途中，乾隆帝還隨心所欲普加賞賜，動輒就是成千上萬。
因為乾隆帝南巡過於糜費且擾民尤甚，故有的官員不願為虎作倀而告病去職，有的官員如沈廷芳、金溶、和其衷、錢琦、杭世駿、尹會一和顧棟高等人先後上言諫阻，希望乾隆帝停止南巡。然而，乾隆卻大為惱火，「一經抗論，斯嚴譴隨之」。
原翰林院編修杭世駿在杭州接駕後，見南巡靡費甚重，便上奏道：「巡幸所至，有司一意奉承，其流弊皆及於百姓。」乾隆帝大怒，命置重典，幸虧侍郎觀寶諫免，方赦回鄉里。江蘇學政尹會一視學江蘇後，上奏道：「上兩次南巡，民間疾苦、怨聲載道。」乾隆帝對其嚴厲斥責說：「汝謂民間疾苦，試指出何人疾苦？怨聲載道，試指明何人怨言？」大有興師問罪之勢。侍讀學士紀昀曾好言對乾隆帝說：「東南財力竭矣，上當思所以救濟之。」乾隆帝勃然大怒，當面訓斥說：「朕以汝文學尚優，故領四庫書館，實不過倡優蓄之，汝何敢妄談國事？！」此言刻毒甚矣，竟將大學士紀曉嵐罵成倡優！
乾隆帝還在一些諭旨中，多次把諫阻南巡的官員比做奸佞小人，不是嚴詞訓斥，就是革職貶官。乾隆二十年的胡中藻文字獄案中，他還將胡中藻詩中的「穆王車馬走不停」作為諷刺自己巡幸的罪證，而對其予以嚴厲制裁。在乾隆帝的強力壓制下，再也無人個直言進諫了，大批官員都是一味迎合上意，而奢靡之風也就愈演愈烈了。
乾隆四十五年（1780）的第五次南巡，沿途官員競相鋪張達到頂峰。直隸新城縣委迎駕，「別設十層鰲山爆燈」，以備皇上臨時點故。保定更是鋪張，「眾商預輸蘇杭間彩鍛與奇玩，路旁結棚如物形或樓台狀，窮極炫采，橫亘數十里，店鋪之間，待皇帝經過，眾商山呼如雷」。待至杭州，浙江巡撫王亶望早已不惜巨金，「添建屋宇，點綴燈彩」，把個杭州城裝飾得像人間天堂一般。
其實，乾隆標榜「法祖省方」為名的揮霍享樂為主的巡幸活動，還不止六次南巡。自乾隆六年（1741）秋獮木蘭，乾隆八年（1743）東巡盛京，乾隆皇帝開始了他一生中極為頻繁的巡幸活動。乾隆八年首次巡幸盛京時，「凡沿途駐蹕之地需用水漿，須鑿井數十；輦道兩旁，復築扈從臣工徑路。經過道路，不能耕種」。乾隆十三年（1748）冬巡曲阜，正值山東遭災，餓殍遍野，而山東巡撫阿里袞卻置災民賑恤於不顧，一心籌辦巡幸事，以致怨聲載道。
乾隆為何拒絕勸諫，一意孤行六次南巡？當然與他標榜「法祖省方」，以表孝心，觀民察吏，加強統治等政治考量有關。更深層次的原因，還在於他沉醉在「康乾盛世」的業績之中，以至於不惜強權打壓不同意見以粉飾太平。乾隆帝無疑是清朝歷史上著名的皇帝，曾致力於國內政局穩定和社會發展做出過重要貢獻。他的六次南巡，在政治上有過積極作用，但因過於糜費且擾民尤甚而招致民怨。乾隆晚年以自我為中心，閉目塞聽，諱疾忌醫。對於任何膽敢懷疑自己締造的盛世局面的進言，他動輒打壓，造成言路閉塞。六次南巡期間，乾隆對持不同意見的直言諫阻官員恣意打壓，便是一例。
好在乾隆晚年對他的六次南巡之過有所悔悟，他對身邊的大臣曾說過：「朕臨御六十年，並無失德。惟六次南巡，勞民傷財，作無益害有益。將來皇帝如南巡，而汝不阻止，必無以對朕」。雖然乾隆對他六十年執政成績過於自滿，但對六次南巡「勞民傷財」之過有所認錯，並阻止後代南巡，還是明智的。[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