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晉書·卞望之傳

晉書·卞望之傳出自於《晉書》,中國的二十四史之一,唐房玄齡等人合著,作者共二十一人。記載的歷史上起三國時期司馬懿早年,下至東晉恭帝元熙二年(420年)劉裕廢晉帝自立,以宋代晉。該書同時還以「載記」形式,記述了十六國政權的狀況。原有敘例、目錄各一卷,帝紀十卷,志二十卷,列傳七十卷,載記三十卷,共一百三十二卷。後來敘例、目錄失傳,今存一百三十卷。 [1]

目錄

原文

卞望之,濟陰人也。望之斷裁切直,有名譽。成帝即位,行登基大典,司徒王導以疾不至。望之正色於朝曰:「王公豈社稷之臣邪!大典之際,寧是人臣辭疾之時!」聞之,乃輿疾而至。時上召樂謨為郡中正,召庾怡為廷尉評,謨、怡各稱父命不就。望之奏曰:「若人各私其子,則為王者無人。如此則先聖之言廢,君臣之道散。謨父廣以平夷稱,怡父珉以忠篤顯,受寵聖世,身非己有,況及後嗣而可專哉!若順之意,則人皆不為郡中正,人倫廢矣。順之意,則人皆不為廷尉評,刑辟息矣。一切不得以私廢公。」朝議以為然。

望之勤於吏事,以褒貶為己任,欲軌正督世,不肯苟同時好,然性不弘裕,才不副意,故為諸名士所少,而無卓爾優譽。或謂之曰:「卿恆無閒泰,不亦勞乎?」望之曰:「諸君恢弘道德,風流相尚,執鄙吝者,非望之而誰!」

時庾亮將征蘇峻,言於朝曰:「峻狼子野心終必為亂今征之為大司馬籠其心釋其權縱不順命為禍猶淺若復經年為惡滋蔓不可複製此晁錯勸漢景帝早削七國事也。」眾臣皆無異。望之固爭,謂亮曰:「峻擁強兵,多藏無賴,且逼近京邑,若為司馬,危及朝廷。宜深思遠慮,恐未可倉卒。」亮不納。後峻果稱兵。詔以望之為領軍將軍,望之率眾與峻大戰西陵,為峻所破,六軍敗績。望之時發背創,猶未合,力疾而戰,率數百人,攻賊麾下,苦戰,遂死之,時年四十八。二子事親孝,相隨赴賊,同時見害。

及峻平,朝議追諡望之。尚書郎弘訥曰:「死事之臣古今所重。望之正色在朝,見危授命。賊峻造逆,戮力致討,父子並命,可謂破家為國,守死勤事。」遂追諡望之為「忠貞」。 (取材於《晉書》)

譯文

卞望之是濟陰冤句人。卞望之(對國事)判斷決定懇切率直,有好的聲譽。成帝即位,舉行登基大典時,司徒王導因為生病沒有到場。卞望之在朝廷上嚴肅地說:「王公難道不是國家的重臣嗎?重大典禮的時候,難道此時是臣子因病請假的時候嗎?」王導聽說這話後,就乘車帶病前來。當時皇上徵召樂謨做郡中正,徵召庾怡做廷尉評,樂謨、庾怡各自表示(遵從自己的)父親的意思(所以)不去就職。卞望之上奏說:「如果人人各自偏愛自己的孩子,那麼(就)為君王(做事的)人(就)沒有了。

像這樣的話先世聖人的言論就會失去作用,君臣之道就會混亂。樂謨的父親樂廣因掃平蠻夷而被稱讚,庾怡的父親庾珉因忠誠篤實而名聲顯赫,(這二人)在(如今的)聖明之世受到重用,(他們)本身(都)不屬於自己,何況延及到(他們的)後代(怎麼)還能(替他們)做決定呢?如果順應樂謨父親的心意,就人人都不做郡中正了,君臣關係就會失去效用。(如果)順應庾怡父親的心意,那麼人人都不做獄官,刑律就會失去作用。一切(人)不能因為私利而使朝廷利益受損。」朝廷上群臣議論(都)認為(卞望之說的)對。

卞望之在政務上很勤勉,把表揚和批評(時政)當作自己的責任,想要矯正監督世風,不肯隨便贊同世俗的喜好,但(他)性格不寬宏,才華與志向不匹配,所以被眾多名士輕視,沒有出眾的好名聲。有人對他說:「你總是沒有閒暇之時,不也太辛勞了嗎?」卞望之說:「諸位君子發揚道德,追求美好,做庸俗之事的人,除了我卞望之還有誰呢!」

當時庾亮想要徵召蘇峻,(他)在朝堂上說:「蘇峻(有)小狼一樣兇殘的本性,最終一定會作亂。(如果)徵召他做大司馬,籠絡他的心,解除他的權利,即使(他)不聽從(朝廷的)命令,造成的禍患也會比較小。如果(不這樣做)再過一年,(他)作惡滋長擴大,(就)無法再制約(他)了。這(就相當於)晁錯勸漢景帝早點削弱七國兵權這件事。」眾位大臣都沒有不同意見。卞望之堅持爭辯,對庾亮說:「蘇峻擁有強大兵力,招攬了很多刁蠻強橫之人,而且(他的部隊)逼近京城,如果(讓他)做大司馬,(就會)危及朝廷。應該深入思考,長遠考慮,恐怕不能倉促(這樣做)。」庾亮沒有聽從。後來蘇峻果然發兵。朝廷下令讓卞望之做率領部隊的將軍,卞望之率領部隊(在)西陵與蘇峻大戰,被蘇峻打敗,軍隊大敗。卞望之當時背瘡發作,還未癒合,奮力抗戰,率領數百人,攻打到叛賊軍隊中,苦苦作戰,於是為國而死,終年四十八歲。(他的)兩個兒子侍奉父母非常孝順,跟隨(父親)與賊人作戰,同時被害。

等到蘇峻之亂平定,朝廷商議追贈卞望之諡號。尚書郎弘訥說:「(為國家的)事而死的大臣(是)古今(都)器重的。卞望之在朝廷之上態度嚴肅,在危急時刻獻出(自己的)生命。逆賊蘇峻造反,(卞望之父子)合力討伐,父子共同(獻出)生命,可以說是犧牲家庭為國家(做貢獻),勤於國事直到身死。」於是追贈望之諡號為「忠貞」。[2]

作者簡介

房玄齡(579年~648年8月18日),名喬,字玄齡齊州臨淄縣(今山東省淄博市)人。

唐朝初年名相、政治家、史學家,隋朝涇陽令房彥謙之子。善詩能文,博覽經史。十八歲,舉進士出身,授羽騎尉、隰城縣尉。晉陽起兵後,投靠秦王李世民後,積極出謀劃策,典管書記,選拔人才,成為秦王府得力謀士之一。在隨李世民征戰時,凡王府書檄,駐馬即成,言簡意盡,不需起草。唐武德四年曾被招為「十八學士」之一。

唐太宗李世民即位,封房玄齡為梁國公。官任中書令、尚書左僕射、司空等職,總領百司,掌政務達20年。參與制定典章制度,主持律令、格敕的修訂,監修國史,又曾與魏徵同修唐禮;調整政府機構,省並中央官員;善於用人,不求備取人,也不問貴賤,隨材授任;恪守職責,不自居功。同時負責國史館,先後監修成《高祖實錄》、《太宗實錄》、《晉書》。去世後,諡號「文昭」,後配享太宗廟廷。

武德九年(626年),謀劃「玄武門之變」,隨同杜如晦等五人居於首功。執政期間,房玄齡善於謀略,杜如晦處事果斷,並稱「房謀杜斷」,成為良相典範,累遷尚書左僕射、司空,受封梁國公,名列「凌煙閣二十四功臣」。

貞觀二十二年(648年),病逝,追贈太尉,諡號文昭,配享太宗廟廷,陪葬昭陵。[3]

參考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