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晉書·李產傳出自於《晉書》,中國的二十四史之一,唐房玄齡等人合著,作者共二十一人。記載的歷史上起三國時期司馬懿早年,下至東晉恭帝元熙二年(420年)劉裕廢晉帝自立,以宋代晉。該書同時還以「載記」形式,記述了十六國政權的狀況。原有敘例、目錄各一卷,帝紀十卷,志二十卷,列傳七十卷,載記三十卷,共一百三十二卷。後來敘例、目錄失傳,今存一百三十卷。 [1]

目錄

原文

李產,字子喬,范陽人也。少剛厲,有志格。永嘉之亂,同郡祖逖擁眾部於南土,力能自固,產遂往依之。逖素好從橫,弟約有大志,產微知其旨,乃率子弟十數人間行還鄉里,仕於石氏,為本郡太守。

及慕容俊南征,前鋒達郡界,鄉人皆勸產降,產曰:「夫受人之祿,當同其安危,今若舍此節以圖存,義士將謂我何!」眾潰,始詣軍請降。俊嘲之曰:「卿受石氏寵任,衣錦本鄉,何故不能立功於時,而反委質乎!烈士處身於世,固當如是邪?」產泣曰:「誠知天命有歸,非微臣所抗。然犬馬為主,豈忘自效,但以孤窮勢蹙,致力無術,僶俛歸死,實非誠款。」俊嘉其慷慨,顧謂左右曰:「此真長者也。」乃擢用之,歷位尚書。

性剛正好直言每至進見未曾不論朝政之得失同輩咸憚焉俊亦敬其儒雅前後固辭年老不堪理劇轉拜太子太保。謂子績曰:「以吾之才而致於此,始者之願亦已過矣,不可復以西夕之年取笑於來今也。」固辭而歸,死於家。子績。

績字伯陽,少以風節知名,清辯有辭理。弱冠為郡功曹。時石季龍親征段遼,師次范陽,百姓飢儉,軍供有闕。季龍大怒,太守惶怖避匿。績進曰:「郡帶北裔,與寇接攘,疆場之間,人懷危慮。聞輿駕親戎,將除殘賊,雖嬰兒白首,咸思效命,非唯為國,亦自求寧,雖身膏草野,猶甘為之,敢有私吝而闕軍實!但比年災儉,家有菜色,困弊力屈,無所取濟,逋廢之罪,情在可矜。」季龍見績年少有壯節,嘉而恕之,於是太守獲免。

累遷太子中庶子。及暐立,慕容恪欲以績為尚書右僕射,暐憾績往言,不許。恪屢請,乃謂恪曰:「萬機之事委之叔父,伯陽一人,暐請獨裁。」績遂憂死。 (節選自《晉書•載記第十》,有刪節)

譯文

李產,字子喬,是范陽人。年輕時剛正嚴厲,有志向操守。永嘉動亂時,同一個郡的人祖逖在南方率領部隊,能力能夠自我保全,李產就去投靠依附他。祖逖向來喜歡肆意橫行,他的弟弟祖約有謀反之志,李產暗中了解祖逖的想法,於是率領十幾個子弟從小路出行回到鄉里,到石氏那裡做官,成為了本郡太守。

等到慕容俊向南征討,先鋒部隊到達郡的邊界,鄉里人都勸李產投降,李產說:「接受別人的俸祿,就應當和人家共同接受安危,現在我如果放棄這個節操來貪圖生存,義士將要說我什麼呢!」李產的部隊被打敗,才開始到慕容俊的軍營請求投降。慕容俊嘲笑他說:「你受到石氏的寵愛重用,顯貴於本鄉,為什麼不能在當時建立戰功,卻反而臣服於(我)呢?有操守的人在世上為人處世,本來就應該向這樣嗎?」李產哭着說:「實在知道上天的安排是有歸宿的,這不是我所能抗衡的。可是即使是犬馬也為主人效力,我怎敢忘記自己效仿呢,只是因為我勢單力孤,竭盡全力到死,這實在不是我願意的。」慕容俊讚賞他充滿正義,回頭對左右大臣說:「他是一個真正的德高望重的人。」於是提拔重用他,逾越位次尚書。

李產性格剛正,喜歡仗義直言,每到進見時,未曾不談論朝政的得失,同輩人都懼怕他,慕容俊也敬重他儒雅。李產先後以年老堅決辭官,不能勝任治理繁瑣事務。轉任太子太保。告訴兒子李績說:「憑我的才能到這地步,起初的願望也已經超過了,不可以又在晚年被當今的人取笑啊」。堅決辭官回鄉,死在了家裡。他的兒子叫李績。

李績字伯陽,年少時以風度節操著名,清晰明辯有口才。二十歲在郡中作功曹。當時石季龍親自率兵征討段遼,軍隊駐紮在范陽,老百姓饑荒,軍隊供養不足。石季龍大怒,太守恐懼躲避不出。李績進言說:「本郡連着北方邊境,與敵寇接壤,作戰時,人人懷有危機和顧慮。聽說您親自征討,將要剷除殘餘的賊寇,即使是嬰孩和老人,都想為您效力,不只是為了國家,也是為求得自身安寧,即使用身體給草地做肥料,還是甘心樂意做,哪敢有自私吝嗇而使軍需缺乏!可是,連續幾年因天災而歉收,家家臉上都顯出飢色,百姓困頓疲意,(家中實在)沒有什麼可供徵收,太守征糧拖延懈怠之罪,實在情有可原。」 石季龍看到李績年少有豪壯的節操,就褒揚並且寬恕了他,於是太守得以免罪。

李績連續多次升官做了太子中庶子。等到慕容暐即位,慕容恪想讓李績擔任尚書右僕射,慕容暐忌恨李績曾經說過的話,不允許。慕容恪多次請求,(慕容暐)於是對慕容恪說:「日常的政務交由叔父處理,唯有李績一個人的事,請讓我獨自裁決。」李績最終憂鬱而死。[2]

作者簡介

房玄齡(579年~648年8月18日),名喬,字玄齡齊州臨淄縣(今山東省淄博市)人。

唐朝初年名相、政治家、史學家,隋朝涇陽令房彥謙之子。善詩能文,博覽經史。十八歲,舉進士出身,授羽騎尉、隰城縣尉。晉陽起兵後,投靠秦王李世民後,積極出謀劃策,典管書記,選拔人才,成為秦王府得力謀士之一。在隨李世民征戰時,凡王府書檄,駐馬即成,言簡意盡,不需起草。唐武德四年曾被招為「十八學士」之一。

唐太宗李世民即位,封房玄齡為梁國公。官任中書令、尚書左僕射、司空等職,總領百司,掌政務達20年。參與制定典章制度,主持律令、格敕的修訂,監修國史,又曾與魏徵同修唐禮;調整政府機構,省並中央官員;善於用人,不求備取人,也不問貴賤,隨材授任;恪守職責,不自居功。同時負責國史館,先後監修成《高祖實錄》、《太宗實錄》、《晉書》。去世後,諡號「文昭」,後配享太宗廟廷。

武德九年(626年),謀劃「玄武門之變」,隨同杜如晦等五人居於首功。執政期間,房玄齡善於謀略,杜如晦處事果斷,並稱「房謀杜斷」,成為良相典範,累遷尚書左僕射、司空,受封梁國公,名列「凌煙閣二十四功臣」。

貞觀二十二年(648年),病逝,追贈太尉,諡號文昭,配享太宗廟廷,陪葬昭陵。[3]

參考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