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晉書·毛寶傳出自於《晉書》,中國的二十四史之一,唐房玄齡等人合著,作者共二十一人。記載的歷史上起三國時期司馬懿早年,下至東晉恭帝元熙二年(420年)劉裕廢晉帝自立,以宋代晉。該書同時還以「載記」形式,記述了十六國政權的狀況。原有敘例、目錄各一卷,帝紀十卷,志二十卷,列傳七十卷,載記三十卷,共一百三十二卷。後來敘例、目錄失傳,今存一百三十卷。 [1]

目錄

原文

毛寶,字碩真,滎陽陽武人也。王敦以為臨湘令。敦卒,為溫嶠平南參軍。蘇峻作逆,嶠將赴難,而征西將軍陶侃懷疑不從。嶠屢說不能回,更遺使順侃意日:「仁公且守,仆宜先下。」遺信已二日,會寶別使還,聞之,說嶠日:「幾舉大事當與天下共同眾克在和不聞有異假令可疑猶當外示不覺況自作疑耶!便宜急追信,改舊書,說必應俱征。若不及前信,宜更遺使。」嶠意悟,即追信改書,侃果共征峻。寶領千人為嶠前鋒,俱次茄子浦。

初,嶠以南軍習水,峻軍便步,欲以所長制之,宜令三軍,有上岸者死。時蘇峻送米萬斛饋祖約,約遣司馬桓撫等迎之。寶告其眾日:「兵法,軍令有所不從,豈可不上岸邪!」乃設變力戰,悉獲其米,虜殺萬計,約用大飢。嶠嘉其勛,上為廬江太守。

約遣祖煥、桓撫等欲襲湓口,陶侃將自擊之,寶日:「義軍恃公,公不可動,寶請討之。」侃顧謂坐客日:「此年少言可用也。」乃使寶行。先是,桓宣背約,南屯馬頭山,為煥、撫所攻,求救於寶。寶眾以宣本是約黨,疑之。宣遣子戎重請,寶即隨戎赴之。未至,而賊已與宣戰。寶軍懸兵少,器杖濫惡,大為煥、撫所破。寶中箭,貫髀徹鞍,使人蹋鞍拔箭,血流滿靴,夜奔船所百餘里,望星而行。到,先哭戰亡將士,洗瘡訖,夜還救宣。寶至宣營,而煥、撫亦退。寶進攻祖約,軍次東關,破合肥,尋召歸石頭。

陶侃、溫嶠未能破賊,侃欲率眾南還。寶謂嶠日:「下官能留之。」乃往說侃日:「公本應領蕪湖,為南北勢援,前既已下,勢不可還。且軍政有進無退,非直整齊三軍,示眾必死而已,亦謂退無所據,終至滅亡。往者杜強非不強盛,公競滅之,何至於峻獨不可破邪!賊亦畏死,非皆勇健,公可試與寶兵,使上岸斷賊資糧,出其不意,使賊困蹙。若寶不立效,然後公去,人心不恨。」侃然之,加寶督護。寶燒峻句容、湖孰積聚,峻頗乏食,侃遂留不去。 (選自《晉書•毛寶傳》,有刪改)

譯文

毛寶,字碩真,滎陽陽武(今河南原陽縣)人。王敦任他為臨湘(今屬湖南嶽陽)令。太寧二年(324),王敦去世,在溫嶠手下擔任平南參軍。蘇峻作亂,溫嶠將要拯救國家危難,而征西將軍陶侃懷疑不肯同行。溫嶠屢次勸說不能使他回心轉意,就另派使者順着陶侃的心意說:「仁公暫時在這裡堅守,我應該先沿江東下。」派出信使兩天後,正好毛寶到別的地方出使回來,聽說了這件事,對溫嶠說:「凡是興辦大事,應當與天下一起行動,眾人行事能成功在於團結,沒聽說互不同心能成功的。假如有疑慮,也應當表面上裝作不知道,怎麼能自己製造疑慮呢!應該趕緊追回信使,修改原來的信,勸說他一定要一起征討。如果追不上前面的信使,就應當再派使者。」溫嶠醒悟,就追回使者改寫書信,陶侃果然一同征討蘇峻。毛寶率領一千人作溫嶠的先頭部隊,都駐紮在茄子浦。

當初,溫嶠認為南軍熟習水戰,蘇峻軍隊善於步戰,想用自己的長處制服對方,應該宣令三軍,有膽敢上岸的將士一定處死。這時蘇峻送一萬斛米給祖約(祖逖胞弟,蘇峻同黨),祖約派司馬桓撫等迎接。毛寶對部下說:「兵法上說,(將在外,)軍令有不聽從的,哪能不上岸呢!」就運用機變拼力作戰,全部繳獲了他們的糧米,俘虜斬殺的賊兵用萬來計算,祖約軍隊因此大飢。溫嶠嘉獎他的功勳,上表推薦他為廬江太守。

祖約派祖煥、桓撫等將要襲擊湓口,陶侃要親自迎戰,毛寶說:「義軍都依賴您,您應該坐鎮,不可輕動,我請求(代您)去征討。」陶侃對座中賓客說:「這個年輕人的意見可以採納。」就派毛寶去了。在此之前,桓宣背棄了祖約,向南駐紮在馬頭山,被祖煥、桓撫等攻擊,桓宣向毛寶求救。毛寶手下人認為桓宣本來是祖約的人,懷疑他。桓宣派自己的兒子桓戎再來求救,毛寶就跟着桓戎去救援。還沒到,賊軍已經在與桓宣交戰。毛寶軍遠離後方,兵力薄弱,軍械質量低劣,被祖煥、桓撫打得大敗。毛寶中箭,箭穿過大腿釘入馬鞍,讓人踏着馬鞍把箭拔出來,血流滿靴,接照星宿指引的方向,奔跑百餘里回到泊船處。到達後,先痛哭陣亡將士,包紮傷口後,連夜又回去救援桓宣。毛寶到了桓宣營壘,祖煥、桓撫也就退走了。毛寶進攻祖約,軍隊駐紮在東關,攻破合肥,不久被召回石頭城(南京)。

陶侃、溫嶠沒能擊敗賊軍,陶侃想率軍南歸。毛寶對溫嶠說:「我能留住他。」就去勸說陶侃說:「公本應當掌管蕪湖,作為南北後援,既然此前已經東下,就勢必不可退回。再說軍事上有進無退,這不僅是說要整頓齊一三軍,向人表示必死的決心而已,也是說退縮就無所依據,最終導致滅亡。從前杜弢並不是不強盛,您最終消滅了他,怎麼會唯獨打不敗蘇峻呢?賊人也怕死,不是每個人都勇敢,您可以撥給我一支部隊,讓我上岸去切斷賊軍的物資糧草,出其不意,使賊軍(因缺糧而)困頓。如果我不能馬到功成,您隨即就走,人們心中就沒有遺憾了。」陶侃同意,擢升毛寶為督護。毛寶燒毀了蘇峻在句容、湖孰積囤的糧草,蘇峻軍很缺乏糧食,陶侃就留下不走了。 [2]

作者簡介

房玄齡(579年~648年8月18日),名喬,字玄齡齊州臨淄縣(今山東省淄博市)人。

唐朝初年名相、政治家、史學家,隋朝涇陽令房彥謙之子。善詩能文,博覽經史。十八歲,舉進士出身,授羽騎尉、隰城縣尉。晉陽起兵後,投靠秦王李世民後,積極出謀劃策,典管書記,選拔人才,成為秦王府得力謀士之一。在隨李世民征戰時,凡王府書檄,駐馬即成,言簡意盡,不需起草。唐武德四年曾被招為「十八學士」之一。

唐太宗李世民即位,封房玄齡為梁國公。官任中書令、尚書左僕射、司空等職,總領百司,掌政務達20年。參與制定典章制度,主持律令、格敕的修訂,監修國史,又曾與魏徵同修唐禮;調整政府機構,省並中央官員;善於用人,不求備取人,也不問貴賤,隨材授任;恪守職責,不自居功。同時負責國史館,先後監修成《高祖實錄》、《太宗實錄》、《晉書》。去世後,諡號「文昭」,後配享太宗廟廷。

武德九年(626年),謀劃「玄武門之變」,隨同杜如晦等五人居於首功。執政期間,房玄齡善於謀略,杜如晦處事果斷,並稱「房謀杜斷」,成為良相典範,累遷尚書左僕射、司空,受封梁國公,名列「凌煙閣二十四功臣」。

貞觀二十二年(648年),病逝,追贈太尉,諡號文昭,配享太宗廟廷,陪葬昭陵。[3]

參考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