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啟主選單

求真百科

晉書·郭崇韜傳

晉書·郭崇韜傳出自於《晉書》,中國的二十四史之一,唐房玄齡等人合著,作者共二十一人。記載的歷史上起三國時期司馬懿早年,下至東晉恭帝元熙二年(420年)劉裕廢晉帝自立,以宋代晉。該書同時還以「載記」形式,記述了十六國政權的狀況。原有敘例、目錄各一卷,帝紀十卷,志二十卷,列傳七十卷,載記三十卷,共一百三十二卷。後來敘例、目錄失傳,今存一百三十卷。 [1]

目錄

原文

郭崇韜,代州雁門人也。為人明敏,以材幹見稱。莊宗為晉王,崇韜為中門使,甚見親信。 晉兵圍張文禮於鎮州,久不下。而定州王都引契丹入寇。崇韜曰:「契丹之來,非救文禮,為王都以利誘之耳,且晉新破梁軍,宜乘已振之勢,不可遽自退怯。」莊宗然之,果敗契丹。莊宗即位,拜崇韜兵部尚書、樞密使。

崇韜素廉,自從入洛,始受四方賂遺,故人子弟或以為言,崇韜曰:」吾位兼將相,祿賜巨萬,豈少此邪?今藩鎮諸侯,多梁舊將,皆主上斬祛射鈎①之人也。今一切拒之,豈無反側?且藏於私家,何異公帑?」明年,天子有事南郊,乃悉獻其所藏,以佐賞給。

同光三年夏,霖雨不止。莊宗患宮中暑濕不可居,思得高樓避暑。乃遣宮苑使王允平營之。崇韜對曰:「陛下昔以天下為心,今以一身為意,艱難逸豫,為慮不同,其勢自然也。願陛下無忘創業之難。」莊宗默然。終遣允平起樓,崇韜果切諫。宦官曰:「崇韜之第,無異皇居,安知陛下之熱!」由是讒間愈入。

明年征蜀,議擇大將。乃以繼岌為西南面行營都統,崇韜為招討使,軍政皆決崇韜。崇韜素嫉宦官。繼岌監軍李從襲等見崇韜專任軍事,心已不平,思有以圖之。莊宗聞破蜀,遣宦官向延嗣勞軍,崇韜不郊迎。延嗣大怒,因與從襲等共構之。延嗣還,因言蜀之寶貨皆入崇韜,且誣其有異志,將危魏王。莊宗怒,遣宦官馬彥圭至蜀,視崇稻去就。圭以告劉皇后,劉皇后教彥圭矯詔魏王殺之。

當崇韜用事,自宰相豆盧革、韋悅等皆傾附之。崇韜父諱弘,革等即因他事,奏改弘文館為崇文館。以其姓郭,因以為子儀之後,崇韜遂以為然。其伐蜀也,過子儀墓,下馬號慟而去,聞者頗以為笑。然崇韜盡忠國家,有大略。其已破蜀,因遣使者以唐威德風諭南詔蠻,欲因以綏來之,可謂有志矣! (《晉書。郭崇韜傳》) 注:①斬祛射鈎:祛,袂;鈎,衣帶之鈎。意謂舊怨。

譯文

郭崇韜是代州雁門的人。為人聰慧敏捷,因有才幹而在當時有名。莊宗還是晉王的時候,郭崇韜在他手下擔任中門使,很得莊宗的親近和信任。 莊宗派兵把張文禮圍困在鎮州,久攻不下。這時,定州的王都勾結契丹來犯。郭崇韜說:「契丹來犯,不是援救張文禮的,而是王都用利引誘的原因,再說,我們剛剛打敗了梁軍,應該乘着高漲的士氣,不能自己後退膽怯。」莊宗認為很對,果然打敗了契丹的軍隊。莊宗當了皇帝,就讓郭崇韜擔任兵部尚書、樞密使。

郭崇韜一向廉潔,自從到了洛陽後,就開始接受各方官員的賄賂和贈送,老朋友和手下有人為此都勸誡他,他說:「我位及大將和宰相,俸祿和皇上的賜贈非常多,哪裡缺少他們那一點東西,現在的藩鎮諸侯,多是梁朝的舊將,都是與皇上有舊怨的人。現在一概拒絕他們,難道他們沒有反叛的可能嗎?再說,這些錢財藏在我私人的家中,同藏在國庫里有什麼區別呢?」第二年,皇上在南方有軍事活動,郭崇韜把他所接受的錢財都獻出來,作為皇上獎賞的錢財。

同光三年的夏天,雨一直下個不停。莊宗因為宮中炎熱、潮濕、不能居住而苦惱,想建造高樓來避暑。於是派遣王允平辦理此事。郭崇韜進諫說:「陛下過去心中考慮的是天下社稷,現在想的是個人的享受,艱難、安逸的環境不同,考慮問題的出發點也不同,這是很自然的事。但還是希望陛下不要忘了創業的艱難。」莊宗不言語。最終還是讓王允平建樓,郭崇韜果然又極力阻諫。宦官說:「郭崇韜的住宅跟皇上的差不多,哪裡知道陛下的熱呢!」於是,各種讒言紛紛傳到皇上的耳朵中。

第二年討伐蜀地,商議選擇大將軍。於是讓繼岌擔任西南面行營都統,郭崇韜為招討使,軍政都由他來決斷。郭崇韜向來都很厭煩宦官,繼岌的監軍李從襲等人看見郭崇韜一個人獨攬軍權,心裡很是不滿,想用什麼辦法算計他。莊宗聽說攻占了蜀地,就派宦官向延嗣前去慰勞大軍,郭崇韜沒有到郊外去迎接他。向延嗣非常憤怒,於是,就與李從襲等人共同謀劃陷害郭崇韜。向延嗣回到朝廷後,乘機說蜀地的寶物都被郭崇韜據為己有了,並且誣陷郭崇韜有謀反的意圖,將會對魏王不利。莊宗非常憤怒,派宦官馬彥圭前往蜀地,監視郭崇韜的動向。馬彥圭把這件事報告給了劉皇后,劉皇后讓馬彥圭假詔給魏王,讓他殺了郭崇韜。

郭崇韜掌權的時候,從宰相豆盧革、韋悅等人以下都極力巴結他。郭崇韜的父親的名字中有一個「弘」字,豆盧革等人以其他的藉口奏請皇上把弘文館改為崇文館。因為他姓郭,於是就說他是唐朝郭子儀的後代,郭崇韜也認為是真的。他討伐蜀地,路過郭子儀的墓地時,下馬大哭後才離開,人們聽說後,以此嘲笑郭崇韜。但是郭崇韜為國家竭盡忠誠,有遠大的謀略。他占領蜀地以後,於是派使者把唐朝的威望和恩德用委婉的方式告訴南詔的少數民族,想藉此安撫他們,使他們歸順,可以說是有遠大的志向了![2]

作者簡介

房玄齡(579年~648年8月18日),名喬,字玄齡齊州臨淄縣(今山東省淄博市)人。

唐朝初年名相、政治家、史學家,隋朝涇陽令房彥謙之子。善詩能文,博覽經史。十八歲,舉進士出身,授羽騎尉、隰城縣尉。晉陽起兵後,投靠秦王李世民後,積極出謀劃策,典管書記,選拔人才,成為秦王府得力謀士之一。在隨李世民征戰時,凡王府書檄,駐馬即成,言簡意盡,不需起草。唐武德四年曾被招為「十八學士」之一。

唐太宗李世民即位,封房玄齡為梁國公。官任中書令、尚書左僕射、司空等職,總領百司,掌政務達20年。參與制定典章制度,主持律令、格敕的修訂,監修國史,又曾與魏徵同修唐禮;調整政府機構,省並中央官員;善於用人,不求備取人,也不問貴賤,隨材授任;恪守職責,不自居功。同時負責國史館,先後監修成《高祖實錄》、《太宗實錄》、《晉書》。去世後,諡號「文昭」,後配享太宗廟廷。

武德九年(626年),謀劃「玄武門之變」,隨同杜如晦等五人居於首功。執政期間,房玄齡善於謀略,杜如晦處事果斷,並稱「房謀杜斷」,成為良相典範,累遷尚書左僕射、司空,受封梁國公,名列「凌煙閣二十四功臣」。

貞觀二十二年(648年),病逝,追贈太尉,諡號文昭,配享太宗廟廷,陪葬昭陵。[3]

參考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