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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曾植
學者
出生 1850年
浙江嘉興
逝世 1922年
國籍 中國
別名 字子培,號巽齋,別號乙盫,晚號寐叟
職業 學者、詩人、書法家
知名於 作品風格獨特
知名作品元秘史箋注
蒙古源流箋證
漢律輯補
晉書刑法志

人物簡歷

沈曾植嘉興人。清光緒六年(1880)進士,任刑部貴州司主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章京[1],外調任江西廣信知府,安徽提學使。曾赴日本考察教育制度。這期間,他主張變法,支持維新活動[2]。 三十三年徐錫麟刺殺安徽巡撫恩銘後,曾植於次年署理安徽布政使,並護理巡撫。宣統二年(1910)以病歸,辛亥革命後,僑寓上海[3]。 1914年春,浙江設立通志局續修《浙江通志》,聘曾植任總纂。未幾,局裁,編修中輟。此後,與鄭孝胥姚文藻等時相往還;在上海等地與康有為等一批清朝遺老關係密切,參與溥儀復辟活動。 1917年7月,張勳復辟,曾植赴北京參加,任「學部尚書」。張勳復辟失敗後,閒居上海,從事學術研究,其寓所海日樓中常有中外學者名流前往質疑問學,被尊為「中國大儒」。 1922年11月卒於上海。康有為談藝論學,對沈曾植極為欽服。王國維自1915年春在上海結識沈曾植後,經常與其切磋學問,在學術研究上得到很大幫助。 沈曾植治學嚴謹博大,綜覽百家。後專治遼金元三朝歷史、邊疆歷史地理及中外交通史事,開闢了前人未窺的新領域。 清末任刑部貴州司主事凡18年,潛心研究古今律令,亦有獨到成就。王國維稱讚其成就足可與清代著名學者顧亭林等人相儔,其成就的深度超過龔自珍魏源,其精處勝過戴震錢大昕,稱為「學術所寄」、「邦家之光」。生平著述繁富,有《漢律輯補》、《晉書刑法志》、《蒙古源流箋注》、《元經世大典箋注》、《西北輿地考》、《海日樓詩集》、《曼陀羅囈詞》等。 沈曾植工詩詞,擅長書法。其詩崇孟郊,而所作潔淨精妙,又近於陸游。其書法取法鍾繇索靖,晚年吸取黃道周倪元璐的精華,參以爨寶子碑法,變態多姿,奇取橫出,翻覆盤旋,如游龍舞鳳,卓然成一代大師。晚年在政治上趨於保守,在藝術上卻富於創新,對後人影響頗深。 沈曾植弟沈曾桐,字子封,清末翰林,曾官廣東提學使等職,亦有文名。 沈曾植故居在嘉興城區姚家埭,建築至今保存完好。其墓在今嘉興郊區馬橋鄉笮篰村,為市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其子沈慈護、媳勞善文(上海市文史館館員)於20世紀50年代將嘉興住宅捐獻給政府,把沈曾植所遺文物分別獻給浙江省和嘉興市文物管理部門。 

治學經歷

在《定廬集序》中稱:「少孤,獨學天友。所由粗識為學門徑,近代諸儒經師人師之淵源派別,文字利病得失,多得之武進李申耆及吾鄉錢衎石先生文集中。兩先生,否私淑師也,而錢先生同鄉里為尤親。」稍長研究史學掌故,潛心於律法與輿地,李慈銘的評價是:「鈎貫諸史,參證輿圖,辨音定方,具有心得。」(見《越縵堂日記》)他在鄉試時.有關輿地的答卷為翁同和所激賞,視為通人。1880年(光緒六年),他考中進士,供職刑部,精研古今律法,著有《漢律輯存》、《晉書刑法志補》等書,薛允升推為律家第一。之後,他出任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即今外交部)章京,主管俄國事務,因而,益究四裔輿地之學,於遼、金、元三史,創穫頗多,聲名遠播。1893年,俄羅斯使臣喀西尼以《唐闕特勤碑》、《突厥苾伽可汗碑》、《九姓回鵲受里登汩沒密施合毗伽可汗聖文神武碑》影印本,求沈曾植翻譯考證,沈作三碑跋博得眾人認同。此事後來廣為流傳,西方學者也多加以引用。在沈曾植一生的著述中,有關輿地之學占了很重要的部分,計有《元秘史箋注》、《皇元聖武親征錄校注》、《島夷志略廣證》、《蒙古源流箋證》等十餘部。

北京任上,與其弟沈曾桐治珠算,享有盛名。相與交往密切者有文廷式、PP康有為]]、袁爽秋朱一新陶濬宣楊守敬汪康年梁啓超盛伯熙黃仲強徐世昌王鵬運袁世凱、』梁鼎芬鄒代鈞等。四十歲後,深究梵學,會通儒佛。晚年因經濟拮据,在滬上鬻書自給,時間約在1919年前後。《清史稿》稱:「曾植為學兼綜漢、宋,而尤深於史學掌故。」此說略顯簡單,其門生王國維曾有過較為客觀的總結,茲迻錄如下: 「先生少年固已盡通國初及乾、嘉諸家之說,中年治遼、金、元三史,治四裔地理,又為道、咸以降之學,然一秉先正成法,無或逾越。其於人心世道之污隆,政事之利病,必窮其原委,似國初諸老。其視經史為獨立之學,而益探其奧安,拓其區字,不讓乾、嘉諸先生。至於綜覽百家,旁及二氏,一以治經史之法治之,則又為自來學者所未及…。夫學問之品類不同,而方法則一。國初諸老,用此以治經世之學;乾、嘉諸老,用之以治經史之學,先生復廣之以治一切諸學。趣博博而旨約,識高而議平。其憂世之深,有過於龔、魏,而擇術之慎,不後於戴、錢。學者得其片言,具其一體,猶足以名一家,立一說。其所以繼承前哲者以此、其所以開創來學者亦以此。使後之學術,變而不失其正鵠者,其必由先生之道矣。」(見《沈乙庵先生七十壽序》) 歷代儒家學者都有參與政治,發揮其作用的傳統,孔子周遊列國,亦只發揮教育家的作用,且何況後來者。因為相對於政治權力遊戲而言,儒家的理想是純淨的,又是相對軟弱的。難怪胡適要將「儒」的語源考定為「柔」,這是發人深省的。就本文傳主沈曾植而言,其令人敬畏的地方就在於樸素平淡,他不想藉助於非凡的、虛飾的、激烈的行為來突出自己的形象。他獲得了同時代的人以及後人的尊崇,就在於他身上所發現出的超人的力量、堅強的毅力以及儒家學者所慣有的內聖外王精神。[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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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