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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川會議

盧溝橋事變以後,中國開始了全國性的抗日戰爭。為了進一步貫徹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確定黨在抗戰時期的綱領、路線和政策,1937年8月22日至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陝北洛川縣馮家村召開了擴大會議,即洛川會議。會議決定把黨的工作重心放在戰區和敵後,在敵後放手發動群眾,開展獨立自主的游擊戰爭,開闢敵後戰場,建立敵後抗日根據地。

會議概述

召開背景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後,戰局變化急劇。

日軍於7月底占領平津地區,8月中旬,又在華北的平綏鐵路東段和華中的上海地區,展開新的戰略進攻。

國民政府在日軍大規模戰略進攻面前,不願發動民眾和改革政治。

中共中央於8月22日至25日,在陝西省洛川縣馮家村召開了由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朱德任弼時關向應劉伯承賀龍博古彭德懷張浩林彪聶榮臻羅榮桓張文彬蕭勁光林伯渠徐向前周建屏傅鍾凱豐張國燾周昆等政治局委員、中央委員和各方面主要負責人,共23人出席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史稱洛川會議。[1]

會議內容

會議由張聞天主持。

毛澤東代表中央政治局作了關於軍事問題和同國民黨的關係問題的報告,深刻地分析了中國革命的形勢,指出抗日戰爭將是艱苦的持久戰,提出了共產黨在抗日戰爭時期所採取的政治路線和基本方針。

關於軍事問題,報告指出紅軍在國內革命戰爭中已經發展為能夠進行運動戰的正規軍。但在新的形勢下,必須把過去的正規軍和運動戰變為分散使用的游擊軍和游擊戰

他提出紅軍的基本任務是:(1)創建根據地。(2)鉗制和相機消滅敵人。(3)配合友軍作戰(主要是戰略配合)。(4)保存與擴大紅軍。(5)爭取民族革命戰爭領導權。

他指出紅軍的戰略方針是: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包括在有利條件下集中兵力消滅敵人兵團,以及向平原發展游擊戰爭。游擊戰爭的作戰原則是分散以發動群眾,集中以消滅敵人,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走,山地戰要達到建立根據地,發展游擊戰爭的目的,小游擊隊可到平原區發展。

關於國共關係問題,報告強調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要堅持獨立自主,保持高度的警惕性。紅軍的活動,只能由自己決定。

會議對毛澤東的報告認真地進行了討論。許多同志都發了言,大多數人同意毛澤東的報告精神,擁護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線。但是,在一些具體問題上,少數人有一些不同意見:(1)關於出兵的時間問題。有人認為,現在戰局很嚴重,應該早出兵,對我們政治影響好。這種意見雖有一定道理,但是卻忽視蔣介石借日軍之手消滅異己的用心。(2)關於陝甘寧邊區留守部隊問題。有人主張,把軍隊全部開到前線,陝甘寧邊區不留兵。這種主張對蔣介石襲擊共產黨軍隊後方的陰謀警惕不足。(3)關於作戰方針問題。有人主張,紅軍要配合國民黨軍隊多打大仗。這種主張對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方針認識不足。(4)關於對國民黨的估計問題。有人過高地估計了國民黨的抗日作用,而對其反共反人民的本質認識不足。

張聞天詳細分析了當時的政治形勢,說明全國性的抗戰已經開始,從此進入了抗戰的新階段。他着重指出:總方針是要將已經開始的全國性抗戰發展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戰,動員一切力量爭取抗戰勝利,並從中來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務--統一中國,建立民主共和國。

張聞天在補充報告和發言中,對毛澤東的持久戰的戰略方針作了闡述和發揮。周恩來報告了南京談判、上海抗戰、國民黨統治區的政治經濟形勢以及南京政府的國防外交等情況。

會議決定

《關於目前形勢與黨的任務決定》

洛川會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目前形勢與黨的任務決定》,毛澤東代表中央政治局對會議作了總結,回答了討論中提出的問題。他指出,必須堅持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原則,一定要實行黨對抗戰的領導,依靠人民群眾,實行全面抗戰,反對片面抗戰、反對妥協退讓、民族革命戰爭才能獲得徹底勝利。與會同志一致同意毛澤東的總結。會議通過了《關於目前形勢與黨的任務的決定》、《抗日救國十大綱領》和毛澤東為此起草的宣傳鼓動提綱《為動員一切力量爭取抗戰勝利而鬥爭》。[2]

《關於目前形勢與黨的任務決定》正確地分析了抗戰爆發後的政治形勢,規定了黨的中心任務。指出:"七月七日盧溝橋的抗戰,已經成了中國全國性抗戰的起點。""中國的政治形勢從此開始了一個新階段,這就是實行抗戰的階段。"這一階段的最中心的任務是:"動員一切力量爭取抗戰的勝利。"

決定》分析了國民黨片面抗戰路線的實質和危害,指出了爭取抗戰勝利的關鍵。《決定》指出:"今天的抗戰,中間包含着極大的危險性。這主要是由於國民黨還不願意發動全國人民參加抗戰","處處懼怕和限制人民的參戰運動","不給人民以抗日救國的民主權利"。所以,在抗戰過程中,可能發生許多挫敗、退卻,內部的分化、叛變,暫時和局部的妥協等不利的情況。因此,抗戰是艱苦的持久戰。"爭取抗戰勝利的中心關鍵,在使已經發動的抗戰發展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戰。"

《決定》強調黨對抗日戰爭的領導責任和堅持黨在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原則。毛澤東在報告中明確提出,統一戰線中必須堅持獨立自主,對國民黨要保持警惕性,紅軍的活動主要由共產黨決定。《決定》號召"共產黨員及其所領導的民眾和武裝力量。應該最積極地站在鬥爭的最前線,應該使自己成為全國抗戰的核心,應該用極大力量發展抗日的群眾運動。不放鬆一刻工夫一個機會去宣傳群眾,組織群眾,武裝群眾。只要真能組織千百萬群眾進入民族統一戰線,抗日戰爭的勝利是無疑義的"。

會議決定在敵人後方放手發動獨立自主的游擊戰爭,建立敵後抗日根據地。同時,強調黨的工作重心是戰區和敵後;決定以減租減息政策作為抗日時期解決農民問題的基本政策;在國民黨統治區,放手發動抗日的群眾運動,爭取人民應有的政治經濟權利。會議在組織上進一步健全了中央軍委。軍委成員由毛澤東、朱德、周恩來、彭德懷、任弼時、葉劍英、張浩、賀龍、劉伯承、徐向前、林彪等11人組成。毛澤東為軍委主席,朱德、周恩來為軍委副主席。8月25日,中央軍委發布了把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的命令。8月29日,中共中央決定成立中央軍委前方軍委分會(後稱華北軍分會),以朱德為書記,彭德懷為副書記。

會議根據紅軍擔負的創建敵後抗日根據地等戰略任務,以及紅軍必須執行的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的戰略方針,明確紅軍必須實行軍事戰略轉變,即由國內革命戰爭的正規戰,向抗日民族解放戰爭的游擊戰轉變。紅軍實行軍事戰略轉變,是客觀形勢的需要。紅軍必須把國內革命戰爭集中使用的正規軍,轉變為抗日戰爭分散使用的游擊軍;把國內革命戰爭的運動戰,轉變為抗日戰爭的游擊戰。這樣才能同敵情、友情、我情以及任務相符合。這一軍事戰略轉變不僅關係着中國共產黨和紅軍的前途,而且極大地關係着整個抗日戰爭的堅持、發展和勝利,關係着中國民族解放的命運。[3]

《抗日救國十大綱領》

主要內容是:

一、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二、全國軍事的總動員;

三、全國人民的總動員;

四、改革政治機構;

五、抗日的外交政策;

六、戰時的財政經濟政策;

七、改良人民生活;

八、抗日的教育政策;

九、肅清漢奸賣國賊親日派,鞏固後方;

十、抗日的民族團結。

內容總結

一、必須堅持抗日戰爭中的無產階級領導權;

二、在敵人後方放手發動群眾,獨立自主地廣泛開展游擊戰爭,使游擊戰爭擔負起配合國民黨正面戰場,開闢敵後戰場,建立敵後抗日根據地的戰略任務;

三、在國民黨統治區,放手發動抗日的群眾運動,和國民黨的片面抗戰路線作鬥爭;

四、在有利於動員全國人民參加抗戰的前提下,爭取全國人民應有的政治經濟權利,以減租減息作為抗戰時期解決農民土地問題的基本政策;

五、八路軍的具體戰略方針是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

會議在基本原則一致的前提下,對八路軍出兵的時機、數量及陝甘寧留兵多少、紅軍作戰形式等問題充分交換了意見。為加強中國共產黨對軍事工作的領導,會議決定由毛澤東、朱德、周恩來、彭德懷、任弼時、葉劍英、張浩、賀龍、劉伯承、徐向前、林彪等11人組成新的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毛澤東為書記,朱德、周恩來為副書記(對外稱主席、副主席)。[4]

歷史意義

洛川會議是中國共產黨在歷史轉折關頭召開的一次重要會議,它明確了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戰爭時期的主要任務。

這次會議指出了國共兩黨兩條不同的抗戰路線的原則區別,確立了共產黨在敵後放手發動獨立自主的游擊戰爭、利用游擊戰爭配合正面戰場、開闢敵後戰場、建立敵後抗日根據地的戰略任務,正確地指導了黨和軍隊實行由國內戰爭到民族戰爭、由正規戰到游擊戰的戰略轉變,為實現黨對抗日戰爭的領導權和為爭取抗日戰爭的勝利奠定了政治思想基礎,指明了正確道路。確定了中國共產黨的基本任務和各項具體政策,為中國共產黨的發展和壯大指明了方向。

洛川會議是在抗日戰爭剛剛爆發的歷史轉折關頭召開的一次重要會議。它正確地制定了一條與國民黨片面抗戰路線針鋒相對的全面抗戰路線,規定了黨在抗日時期的政治綱領、基本任務和各項政策,從而為全黨和全國人民指明了鬥爭方向,為爭取抗日戰爭的偉大勝利奠定了基礎。[5]

洛川會議

參考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