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鑄檢視原始碼討論檢視歷史
| 陶鑄 | |
|---|---|
| 出生 | 1908年1月16日－1969年11月30日 |
| 國籍 | 中國 |
| 別名 | 又名陶際華，號劍寒，化名陶磊 |
| 職業 | 政治家 |
人物簡介
陶鑄[1]（1908年1月16日－1969年11月30日），無產階級革命家、黨和國家的卓越領導人，祁陽石洞源人。1926年入黃埔軍官學校，同年參加中國地方做兵運工作。1929年到1933年，先後擔任中共福建省委秘書長、書記漳州特委書記，省委組織部長，福州中心市委書記等職務。在這期間，他出色地組織和指揮了聞名全國的廈門劫獄鬥爭，先後建立了閩南工農紅軍游擊總隊和閩東地區的人民武裝力量，後來這些部隊的一部分編入新四軍。1933年5月，由於叛徒的出賣，在上海被國民黨逮捕。在被監禁的四年期間，他團結和鼓舞被囚戰友，同敵人不斷地進行了英勇的鬥爭。
1937年經黨營救出獄後，即被派往湖北擔任省委常委兼宣傳部長，創建了鄂中游擊區。後來，鄂中游擊區和游擊隊擴大為鄂豫邊區和新四軍鄂豫挺進隊，擔任政治委員。1940年到延安，先後任中央軍委秘書長，總政治部秘書長兼宣傳部長，出席了黨的第七次代表大會。在平津戰役中，他化裝進入北平同傅作義將軍談判。以後又擔負了改編起義部隊以及組織和領導南下工作團的工作。建國後，先後擔任中南軍區政治部副主任、主任，中共廣西省委代理書記，中共中央華南分局書記，中共廣東省委第一書記，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書記。在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當選中央委員。在黨的八屆十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任中央書記處常務書記，並任國務院副總理、中共中央宣傳部長。他還曾當選為三屆人大代表，二屆、三屆全國政協委員。1969年11月30日，因遭受林彪、「四人幫」的殘酷迫害，含冤去世。陶鑄同志的一生是鞠躬盡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一生。他為共產主義事業艱苦奮鬥數十年，深得黨和人民的信任。他襟懷坦白，光明磊落，堅持真理，無私無畏，在「文化大革命」中，同林彪、「四人幫」反黨集團進行了堅決的鬥爭。
1978年底，中共中央為他召開追悼大會，高度評價其革命的一生。
生平經歷
陶鑄同志出生於湖南省祁陽縣一個貧苦知識分子家庭，從青年時代起就追求救國救民的真理。1925年，他奔赴廣州，投身轟轟烈烈的大革命洪流。1926年春入黃埔軍校學習。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大革命失敗後，陶鑄同志參加了著名的南昌起義和廣州起義。1929年至1933年，他先後任中共福建省委秘書長、福州中心市委書記等職，組織指揮了營救共產黨人和紅軍指戰員的廈門劫獄鬥爭，參與組建了閩南工農紅軍武裝力量和閩東人民武裝力量。1933年5月，陶鑄同志在上海被捕。在獄中，他組織共產黨員建立秘密支部，團結難友，同敵人展開英勇鬥爭，並系統研讀政治、經濟、歷史、文藝等著作。後來他曾戲稱自己是「監獄大學畢業的」。
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後，陶鑄同志經黨組織營救出獄，被派到湖北工作。他堅決執行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方針，積極培養抗日骨幹力量，點燃了鄂中抗日烽火，和李先念等同志一道在豫鄂邊地區建立起各級民主政權和抗日根據地。1940年，陶鑄同志為參加黨的七大來到延安。在延安期間，他先後擔任中共中央書記處辦公廳黨史資料編輯委員會委員，中央軍委秘書長，中央軍委總政治部秘書長、宣傳部部長，參加了延安整風的有關工作和軍隊政治工作。他參與選編的《六大以前――黨的歷史材料》和《六大以來――黨內秘密文件》，是延安整風運動中的重要學習材料。他主持編寫的《官兵關係》、《軍民關係》和《領導作風》三本工作手冊，是當時指導人民軍隊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文獻。1945年，他出席了黨的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
抗日戰爭勝利後，陶鑄同志奔赴東北，歷任中共遼寧省工作委員會書記，遼西、遼吉、遼北省委書記等職。他領導創建的遼吉根據地，成為東北戰場對敵鬥爭的重要前哨陣地。1948年8月，他出任東北野戰軍政治部副主任，隨即參加了遼瀋戰役等解放東北全境的軍事鬥爭。之後，隨部隊南下入關，參加平津戰役。其間，作為人民解放軍平津前線司令部的全權代表，參與了同傅作義將軍的談判，為和平解放北平作出了重要貢獻。三大戰役勝利後，陶鑄同志繼續隨軍南下，先後任第四野戰軍政治部副主任、南下工作團副團長等職，並任中共中央華中局委員，負責武漢三鎮的接管工作，還曾赴長沙接收起義部隊。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陶鑄同志任中共中央中南局委員，中南軍政（行政）委員會委員，中南軍區政治部副主任、主任，中南軍區黨委常委。1951年2月，擔任中共廣西省委代理書記，主持廣西剿匪工作。他緊密依靠人民群眾，正確執行黨的政策，勝利完成任務，受到黨中央嘉獎，使廣西順利進入了全面土地改革和國民經濟恢復的新時期。隨後，陶鑄同志奉調廣州，於1951年11月出任直接領導廣東省工作的中共中央華南分局第四書記。1953年5月，任華南分局代理書記和廣東省人民政府代理主席。1955年7月起任中共廣東省委書記、第一書記，同年起兼任廣州軍區第一政委、軍區黨委第一書記，並曾經兼任廣東省省長。1956年9月在黨的八大上，陶鑄同志當選為中共中央委員。1960年10月至1966年8月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書記。
從1949年隨軍南下到1966年離開，陶鑄同志在中南地區工作達十七年之久。這十七年的大部分歲月，陶鑄同志在廣東度過。作為省委主要負責人，他認真貫徹黨中央的部署，堅決執行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積極探索建設社會主義的正確道路。他注重發展工業生產，領導建立了一批工廠企業，為廣東的經濟建設奠定了重要基礎。他注重農業發展，特別重視農業科學研究，在培育良種、發展經濟作物等方面下了很大功夫。他注重加強城鄉基礎設施和環境建設，要求把祖國的南大門建設得更加美麗。他重視宣傳和文化工作，領導創辦了《羊城晚報》等群眾喜聞樂見的報紙，建起珠江電影製片廠等一些重要的文化設施，關心作家、藝術家的工作和生活，支持他們創作了一系列優秀文藝作品。在他和省委一班人領導下，新中國建立後十餘年間，廣東省的工農業生產和各項事業迅速發展，南粵大地呈現出一派欣欣向榮的景象。
自1960年擔任中南局第一書記後，陶鑄同志把更多精力放到了領導中南五省區的工作上。60年代初，面對國民經濟嚴重困難的形勢，陶鑄同志堅決貫徹執行黨中央提出的「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1961年春，毛澤東同志在廣州主持制訂《農村人民公社條例（草案）》，陶鑄同志被指定參加起草工作。他深入農村調查研究，提出了許多有遠見、有價值的意見和建議。1962年，他和中南局第二書記王任重同志在調查研究的基礎上提出了分戶管理、耕種統一、聯產計酬、增產歸戶的農業生產責任制的構想。在他的支持下，廣東一些地方較早地推行過農村生產責任制。陶鑄同志實事求是的工作作風和因地制宜的工作思路，使「大躍進」運動之後整個中南地區的經濟社會得到了平穩恢復，並有所發展。他十分重視中南全區的水利建設和綠化工作，多次視察各地水庫和林區，鼓勵興修水利，發展林業。他尊重知識，愛護人才，善於團結知識分子，關心他們的政治進步和工作生活困難，並多次指出，我國知識分子已經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廣大知識分子是革命的，不要再用「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這個名詞了，「應該叫人民知識分子」。1965年，他領導組織了很有影響的中南區戲劇觀摩演出大會，推動了文學藝術的繁榮和發展。
1965年1月，在第三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陶鑄同志被任命為國務院副總理，開始直接參加中央的工作。他分管宣傳和文教等方面事務，做了大量工作。1966年5月後，陶鑄同志相繼擔任中共中央書記處常務書記兼中央宣傳部部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常委併兼中央文化革命小組顧問等重要職務，協助周恩來同志處理黨和國家日常工作。在「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全面動亂形勢下，陶鑄同志的工作異常艱難。但他堅持原則，剛直不阿，竭盡全力協助周恩來同志支撐大局，努力保護老幹部、黨外人士和受害群眾，貫徹執行「抓革命、促生產」的方針，勉力維持全國工農業生產的運轉和交通運輸的通暢，儘量減輕「文化大革命」對黨和國家的衝擊和影響[2]。為此他遭到江青、陳伯達等人的陷害和打擊，成為「文化大革命」中的一大冤案。1969年11月30日，陶鑄同志在合肥含冤病逝。1978年12月24日，中共中央在北京舉行隆重的追悼大會，為陶鑄同志徹底平反，恢復名譽。中共中央副主席陳雲致悼詞，對陶鑄同志的一生，給予了高度評價。
個人著作
陶鑄主要著作有：《理想，情操，精神生活》、《思想·感情·文采》和《隨行紀談》等。 陶鑄《赴延安途中二首》：
「沔上巍峨此廟祠，才高管樂命何之。車行風雨催人急，何必低徊兩「出師」！
停車閒步瞻遺容，敢效亡秦抒所衷。遙望延城光萬丈，輪生欲起夕陽紅。」
這是陶鑄在1940年去延安途中寫的兩首詩，意在通過歷史上四個著名政治家的作為抒發自己的政治抱負。
《滿江紅·贈斯亮》：
指點江山，有無數英雄俊傑。鼓風雲，鬥爭深處，凱歌聲烈。螳臂擋車終被碎，鐵輪滾雷即成轍。看全球到處展紅旗，莫疑擇！
傷往事，何悲切？女長成，能班接。喜風華正茂，豪氣千疊。不為私情縈夢寐，只將貞志凌冰雪。羞曇花一現誤人歡，謹防跌！
《獄中》：
秋來風雨費吟哦，鐵屋如灰黑犬多。國未滅亡人半死，家無消息夢常過。
攘外空談稱絕學，殘民工計導先河。我欲問天何聵聵，漫憑熱淚哭施羅。
《大洪山打游擊》：
寇深日亟已無家，策馬洪山踏月斜。風自寒人人自瘦，拼將赤血灌春花！
人物名言
1、理想問題，對每一個人來說，都是一個重要的問題，對社會主義社會裡的青年人來說，更是一個大問題。
2、在我國的歷史上，許多民族英雄、人民英雄、大發明家、科學家，都是一些有偉大理想的人。
3、我們的時代，我們的社會，是樹立和實現崇高理想的最好社會。生活在我們這樣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的青年，沒有崇高的理想是可悲的。一個沒有崇高的共產主義理想的人，好像迷失了路途一樣。
4.做學問的功夫，是細嚼慢咽的功夫。好比吃飯一樣，要嚼得爛，才好消化，才會對人體有益。
贈曾志
重上戰場我亦難，感君情厚逼雲端。
無情白髮催寒暑，蒙垢餘生抑苦酸。
病馬也知嘶櫪晚，枯葵更覺怯霜殘。
如煙往事俱忘卻，心底無私天地寬。
註：曾志是陶鑄的妻子。
成就貢獻
陶鑄是新中國華僑高等教育事業的開拓者之一
陶鑄不僅關心知識分子，還非常重視嶺南的文教工作。他是新中國華僑高等教育事業的開拓者之一。20世紀五六十年代國家經濟困難時期，許多安排好的建設項目被壓縮。在院校和專業調整中，一些高等院校或撤併或搬遷。暨南大學原創辦於南京，歷經多次遷徙，後來又與復旦大學、上海交大合併。在1957年5月廣東省政協第一屆委員會第三次會議上，有不少歸國華僑政協委員建議籌辦一所新型的華僑大學。這一建議得到了陶鑄的大力支持。
1958年，有關部門決定在廣州重建暨南大學，陶鑄親自主持了學校的籌建工作，併兼任校長。儘管身兼數職，公務繁忙，但陶鑄仍從多方面關心學校的發展。在陶鑄的領導下，重建後的暨南大學各方面工作逐漸步入正軌。到1960年，暨南大學已初步形成一所文理科兼備的綜合性大學。暨南大學成為新中國第一所由國家創辦的華僑學府，也是新中國第一所招收外國留學生的大學。陶鑄為新中國華僑高等教育事業的發展作出了開創性貢獻，可以說「沒有陶鑄辦不成暨大」。
陶鑄十分重視農村基層文化建設
1965年6月他在接見「烏蘭牧騎」巡迴演出隊時，鼓勵農村籌辦「烏蘭牧騎」式的文化輕騎隊，要求這樣的隊伍能進行多種藝術形式的綜合性演出，活動方式要輕便靈活，人員要一專多能，真正深入農村。他還就辦好省一級黨報的「農民版」、做好農村電影和幻燈放映等工作提出要求，促進了農村基層文化建設。陶鑄同志的這些論述和提出的措施，對當前加強基層文化建設仍有指導意義。
陶鑄對加強農村衛生工作和改進公費醫療制度進行了深入研究和積極探索
1965年8月他在接見廣東省、廣州市和中山醫學院醫療隊時指出，醫生、醫學和衛生要為農民服務，當然城市也需要，但最迫切的還是農村。對於當時的公費醫療制度，陶鑄同志也指出了存在的問題，認為公費醫療制度本來是一項重要的社會保險，但是實行起來還有不少毛病，甚至助長一部分人成了「吃藥專家」，藥物的浪費也非常嚴重，要設法加以改變。這些認識和思想與我們今天進一步重視農村醫療衛生事業、改革公費醫療制度的做法是一致的。
陶鑄協助周恩來總理為限制、減少「文化大革命」帶來的衝擊和損失做了很多有益工作
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後，陶鑄同志經常是通宵達旦，協助周總理處理來自各方面的問題。遵照周恩來和鄧小平同志的意見，陶鑄同志直接參與主持制定了《關於工業交通企業和基本建設單位如何開展文化大革命運動的通知》，以及隨後制定的《補充通知》，要求各級黨委大抓生產，「文化大革命」不要在全國所有廠礦一哄而起。這兩個文件的下發，在一定程度上減輕了「文化大革命」初期對城鄉生產的破壞，減少了工農業生產的損失。為了防止農村混亂的蔓延，陶鑄同志按照周總理的指示，於1966年秋季親自為《人民日報》撰寫《抓革命，促生產》的社論，號召各地農村「一定不要誤農時，集中全力，抓好今年的秋收」，提出「學校的紅衛兵和革命學生，不要到那些地方去干預他們的工作部署」。社論發表後，陶鑄同志又根據中央辦公會議的精神和毛主席、周總理的指示，親自主持起草了《關於抓革命、促生產的通知》（即「工業六條」）和《關於縣以下農村文化大革命的規定》（即「農村五條」）。這兩個文件對緩解當時工交戰線和農村的混亂情況，儘量維持工農業生產和其他生產建設事業基本正常地進行發揮了積極作用。
歷史評價
陶鑄同志為中國革命和建設事業艱苦奮鬥數十年，建立了重要的歷史功績。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戰鬥的一生，是鞠躬盡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一生。黨和人民將永遠銘記他的光輝業績和崇高風範。
陶鑄同志一生忠於革命，忠於黨的事業，歷經磨難，百折不回。在大革命失敗時，他堅信革命必將勝利，毅然投入到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鬥爭中；在身陷囹圄時，他大義凜然，堅持自己的信仰。他在所著的散文名篇《松樹的風格》中寫道：每一個具有共產主義風格的人，都應該像松樹一樣，不管在怎樣惡劣的環境下，都能茁壯地生長，頑強地工作，永不被困難嚇倒，永不屈服於惡劣環境。陶鑄同志的人生正是松樹風格的最好寫照。對革命事業的無限忠誠，對革命理想的忠貞不渝，使陶鑄同志無怨無悔地把自己的一生獻給了黨，獻給了人民。
陶鑄同志具有坦蕩、寬闊的胸懷。他勇於探索，善於創新，注意研究革命和建設的規律，在不少問題上提出了具有一定前瞻性的意見和建議。在革命隊伍內部，同志之間，他從不隱瞞自己的觀點，從不計較個人得失。他善於深刻反思，敢於修正錯誤，追求真理，並對在工作中出現的偏差，主動作自我批評。他曾痛切地指出，新中國社會主義建設中，造成國民經濟三年嚴重困難的根本原因，要嚴肅認真地從領導工作的缺點中去查找。他在廣東的群眾大會上公開指出：搞「反瞞產」，使群眾餓了肚子，幹部受了委屈，今後再也不能搞浮誇了，要靠實事求是過日子。陶鑄同志說過：要培養高尚的情操，就要丟掉一切私有觀念，與自己的個人主義思想徹底決裂；要有堅強的革命毅力和「韌性」；要有豐厚的勞動人民的感情。這樣的歷練和修養，成就了陶鑄同志曠達的人生，也給我們每一個共產黨員樹立了崇高的榜樣。
陶鑄同志一貫注重實際，不尚空談。對於工作中的問題，他總是注意進行實地考察，集中群眾智慧，提出解決辦法。他在廣東省和中南局工作期間，每年都要抽出三四個月以至更多的時間，深入工廠、農村、學校，深入山區、海島和生產第一線，解決問題，總結經驗，指導工作。１９５９年，廣東各地颳起「一平二調」風，搞「窮過渡」，在群眾中引起很大的思想混亂，陶鑄同志先後到東莞、曲江等地實地考察，運用調查報告等形式，向幹部群眾反覆說明一定要保持清醒頭腦，不能空談「過渡」，要扎紮實實地發展生產。《農村人民公社條例（草案）》頒布後，陶鑄同志又按照條例精神，對農村分配製度、經營管理制度等一系列問題展開深入調查研究，認真總結試點經驗，加以推廣。特別是，在調查研究和獨立思考基礎上，陶鑄同志有關知識分子問題的論述和指導制訂的有關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的政策，為團結廣大知識分子共同建設社會主義發揮了積極作用。陶鑄同志曾經說：「調查研究與一切經過試驗是我們工作方法中的重要方法，對於唯物論者來說，這是工作中帶根本性的方法。」這是他多年革命工作經驗的總結，也是他留給我們的寶貴精神財富。
陶鑄同志每次到基層工作，總是事先「約法三章」：不准迎送；不准請客；不准送禮。並讓隨行人員監督檢查，具體落實。他下鄉蹲點，從來都是輕車簡從，堅持與群眾「同吃、同住、同勞動」。他特別反對擺闊氣、講排場，堅決反對假公濟私。他在廣州工作和生活多年，居住的房子從來沒有更換過。住房維修時，因維修費超過了預算，他還將自己多年的積蓄上交機關，以補維修款之缺。陶鑄同志主持廣東省和中南局工作時期，有同志建議在廣州從化溫泉建樓辦公，他堅決反對。在他以身作則的榜樣影響下，廣東省委和中南局機關一直保持了勤儉辦公的好作風。陶鑄同志說：「要時時刻刻地想着：我能夠為群眾做些什麼？我為群眾做了些什麼？」正是基於對黨和人民事業高度負責的精神和極端深厚的感情，陶鑄同志幾十年如一日，克勤克儉，清正廉潔，始終保持了一個共產黨員的本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