巡檢員、water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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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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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报纸==
1927年以后﹐《大公报》总体上对国民党持支持态度。"九·一八"事变后﹐随着日本侵略的加紧﹐《大公报》主张抗日﹐并发表了著名记者范长江的西北通讯﹐首次披露了红军长征情况。为了应变﹐《大公报》开始筹备南方各版﹐1936年4月10日上海版发刊。抗日战争爆发后﹐《大公报》天津版于 7月底停刊﹐上海版12月13日停刊。《大公报》同仁分赴各地办报﹐先后有汉口版﹑香港版﹑桂林版﹐最重要的重庆版自1938年12月 1日起出版﹐销售量最高近十万份。它坚持抗日立场﹐鼓舞民心士气﹐对抗战起到了一定作用。1941年4月被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推选为当年最佳外国报纸﹐获荣誉奖章。1941年9月6日张季鸾逝世﹐王芸生接任总编辑﹐曹谷冰﹑金诚夫﹑徐铸成等领导《大公报》。
抗战胜利后﹐《大公报》上海版于1945年11月1日复刊﹐天津版12月1日复刊﹐香港版1948年3月15日复刊﹐重庆版继续出版。《大公报》一度支持过国民党的内战政策﹐1948年后因立场有所改变受到当局迫害﹐重庆版一度被强行接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大公报》重庆版﹑上海版先后停刊。天津版改名《进步日报》﹐旋又恢复原名﹐迁至北京出版﹐主要报导财政经济和国际问题﹐1966年9月10日停刊。香港版出版至今。现今的《大公报》的政治色彩浓厚。1949年后，在中共港澳工委的领导下，《大公报》在香港出版发行，立场靠近中国共产党。在两岸方面，该报也明显站在中共一方。因此，《大公报》、《文汇报》、《香港商报》，《香港经济导报》，被香港市民称为「四大左报」。
大公报创刊号1902年6月17日在天津法租界首次出版，其创办人是英敛之(同时也是辅仁大学倡议者之一，属清末保皇党)。英敛之在创刊号上发表《<大公报>序》，说明报纸取大公一名为"忘己之为大，无私之谓公"，办报宗旨是"开风气，牗民智，挹彼欧西学术，启我同胞聪明。"英敛之主持《大公报》十年，政治上主张君主立宪，变法维新，以敢议论朝政，反对袁世凯著称，成为华北地区引人注目的大型日报。
创刊时的大公报一直是书册式，一个整版直排，分上下两栏，栏之间留一空白，每栏都加了边框，对折以后即可装订成册(右图所示)。
入民国之后，英敛之无心主持报馆局面。1916年9月，由原股东之一的王郅隆购买《大公报》。1916年10月，王郅隆全面接收《大公报》后，聘请有过办报经历的胡政之为主笔兼经理。二十八岁的胡政之在和英敛之"面洽以后，入馆任事"。胡上任后主持报馆改革。1916年11月10日起，胡政之入馆一个月后，《大公报》由书册式改成了通栏式，将垂直的两栏改成四栏，以后又经过几次改革，改成六栏、八栏。在字号方面也进行了调整，各种字号大小间隔、搭配，改变了原来比较单调的状况，使版面变得错落有致。新文化运动期间，胡政之在主政时掌管言论，在张勋复辟、五四运动等一系列重大事件中，《大公报》发表过不少有分量的文章[1] 。胡政之也在采访完巴黎和会后辞去经理职务。1923年9月王郅隆在日本关东大地震中丧生，安福系于次年垮台。难以为继的大公报于1925年11月27日宣布停刊。
大公报最辉煌的时期是1926年至1949年，即所谓大公报"新记"时期，"四不主义"(不党、不卖、不私、不盲)最为出名。张季鸾、胡政之等优秀报人让它成为当时中国新闻界的翘楚。
1935年12月，吴鼎昌出任南京政府实业部部长，辞去社长一职。鉴于京津局势紧张，《大公报》开始向南发展，1936年4月1日，《大公报》落户上海望平街，创办上海版。津沪版同时发行，《大公报》正式成为一张名副其实的全国大报。
七七事变后，天津、上海相继陷落。《大公报》力主抗战，表示"一不投降，二不受辱"，天津版、上海版分别于1937年8月5日、12月14日停刊。
1943年9月6日，胡政之在纪念张季鸾逝世两周年社祭会上，宣布董事会新近制定的《大公报同人公约》五条，其中第一条规定"本社以不私不盲为社训"。
抗战胜利后，《大公报》着手停刊各版的复刊工作。1945年11月1日、12月1日，上海版和天津版相继复刊。1946年元旦，在上海成立总管理处。总管理处由总经理胡政之主持，总揽各馆。1948年3月15日，香港版复刊。言论方面，基本上是呼吁和平，反对内战。对中共，发表《质中共》等社评，受到《新华日报》抨击，称其"小骂大帮忙"，是"法西斯帮凶";对国民党，不满和抗议其镇压学生运动和实行文化专制政策，国民党《中央日报》称王芸生是"新华社广播的应声虫"，发起"三查王芸生运动"。
在国共争夺权力的白热化时期，大公报发表《自由主义者的信念》社论，主张中国走"第三条道路"，"文人论政"的大公报处境尴尬。王芸生在1948年11月5日离开上海，转道台湾飞抵香港，亲自主持港版工作。11月10日，港版发表《和平无望》，宣布改变立场，开始左转。
===1949年后===
大公报位于香港湾仔轩尼诗道的办事处1949年之后，《大公报》在中共港澳工委的领导下，在香港继续出版发行。与《香港商报》、《文汇报》构成香港左派(中资背景)报纸的阵地。
1953年1月1日，沪版北迁与《进步日报》合并出版全国性的《大公报》，并于1956年9月迁到北京，10月1日出版，按照计划经济的模式，分工报道财经工作。 "文化大革命"中，《大公报》于1966年9月14日停刊，改名为《前进报》，但是只办了103天，也停刊了。
《大公报》报纸的编排没有什么规定，视乎当日报纸出版页数。报纸通常分为A,AA,B,C,D 版。
新闻专业主义精神是美国新闻史上发展起来的一种"公共服务"信念，它相信可以从非党派、非团体的立场客观地报道新闻事实，从而服务于全体人民。
大公报的主持人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都是政治意识极为强烈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尽管声称主张"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四不主义"，但在涉及到其阶级的根本利害时，他们总不免会左右摇摆不定。《大公报》的主持人只能根据自己对事物的理解和认识水平来报道和评论事实，而他们的思想意识始终没能超越他们所在的那个阶级的局限。
对赵女士批评
《大公报》曾是一个著名报纸系列，新中国成立前在知识分子和上层民主人士中产生过广泛影响。毛泽东很早就和《大公报》有过交往，他早年被湖南《大公报》聘为"馆外撰述员"，发表过若干有影响的文章。1945年国共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和渝版《大公报》接触十分密切。其时，《大公报》以上海为总管理处，发行沪版、津版、渝版、港版《大公报》。新中国建立后，除香港《大公报》未作变动外，其他三版均收归国有。就《大公报》的生存和发展问题，毛泽东也作过几次重要指示。
1920年9月26日，毛泽东在湖南《大公报》上发表文章《"湖南自治运动"应该发起了》。毛泽东在文章中指出:"无论什么事有一种'理论'，没有一种运动继起，这种理论的目的，是不能实现出来的"。
27日，毛泽东又发表《释疑》一文，针对有些人"政治只是少数特殊阶级的事"的观点，明确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而后，政治易位，法律改观。从前的政治法律，一点都不中用。以后的政治法律，不装在穿长衣的先生们的脑子里，而装在工人们、农人们的脑子里"。
毛泽东对《大公报》也颇为关注。重庆谈判期间，他与《大公报》有关人士进行了多次接触和交谈。例如，9月5日，毛泽东会见该报总编辑王芸生等，表达了"统一之政令必需建立于民主政治之基础上"的观点。他说: "只有包括各党各派，无党无派代表人士之政治会议，始能解决当前国事，民主统一之联合政府始能带给全国人民以幸福。"谈话要点在9月6日的《大公报》上刊出。9月20日，《大公报》负责人宴请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宴会结束后，毛泽东欣然提笔为《大公报》职工题字"为人民服务"。
毛泽东与《大公报》负责人的接触和题词，对《大公报》的舆论导向产生了巨大影响，为"双十协定"的签订营造了舆论氛围。在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的真诚努力下， 《大公报》在国共和谈期间对毛泽东"和平、民主、团结、统一、富强是我们今后的方针，我们要用统一的国家迎接新局面"的和谈立场，作了真实客观的报道，对在国民党统治区宣传共产党和平统一的立场发挥了很大作用。
新中国成立后，重庆《大公报》经过公私合营，在其基础上创办《重庆日报》，成为中共重庆市委机关报。天津《大公报》改组，由毛泽东亲自易名为《进步日报》，归天津市委宣传部领导。上海《大公报》归上海市委宣传部领导，最初未作大的调整。到1952年，上海《大公报》发行量大降，广告收入亦大减，报馆严重亏损，当年向政府借款总数已超过《大公报》总资产的一半以上。
1952年夏，王芸生向中宣部部长陆定一汇报了《大公报》碰到的困难，请求中央帮助解决，同时也给毛泽东写了一封长信。不久，毛泽东电召王芸生进京，听完汇报后作出指示:"上海《大公报》与天津《进步日报》合并迁京，择地建新址。报名仍叫《大公报》，作为全国性报纸，报道分工是国际新闻和财经政策。"两报合并而成的北京《大公报》由中宣部领导，以财经、国际宣传为重点，暂在天津出版，俟北京新馆建成后，迁京出版。
20世纪60年代初，国民经济进入调整时期，理论界也需要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进行认真的反思和探索。1963年，《大公报》作为新中国财经战线专业报，为了加强经济理论宣传、提高宣传质量，酝酿将原来每周分散刊出的经济论文集中刊出，创办一个周刊作为经济理论研讨的园地，刊名定为《经济评论》。他们的想法得到了中宣部和国务院财贸办的同意。《大公报》对创办《经济评论》如此看重，与毛泽东当时对《人民日报》理论宣传不足的批评有关。毛泽东认为它把理论阵地让给了《光明日报》、《文汇报》和《新建设》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