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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style="text-indent:2em;">正统初，瓦剌太师脱欢率部击败鞑靼，结束了蒙古内部的分裂局面。正统四年（1439年），也先承袭父位，统领蒙古。脱欢与也先都十分重视与明廷的朝贡往来，随着蒙古内部的相对稳定，明蒙朝贡体制也进入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期。明廷对于蒙古使团始终本着“薄来厚往”的政策。首先，赏赐物品价值要远远超出贡品的价值。一般明廷对来朝者按其人数及地位给赏。如赐王或太师一人十五表里，其妻每口八表里，一等头目八表里，二等六表里，三等五表里，四等四表里，外有加赐。蒙古使团返程时，明廷也会以礼相送，启程前享用朝廷的赐宴，回程一路差官伴送，沿途备办饭食，凡所经过，茶饭管待 [3] 。明廷这种“薄来厚往”的回赐政策对蒙古使团的吸引是很大的，很多蒙古使团为了得到更的赏赐，成倍的扩大使团人数。如正统四年（1439年）正月明廷对蒙古诸多贵族给予赏赐后，十月，脱脱不花再次遣阿都赤来朝，这次的使团人数由过去常 见的几百人猛增到千余人，明廷依然按例给赏。明廷对蒙古使团人数不加限制，凡来朝者必有赏赐，这对某些蒙古头目的贪欲是一种刺激，也为后来也先使团谎报人数埋下伏笔。 {{NoteTag| 孟修 ．明蒙朝贡体制与土木之变[4J] ：大连大学学报，2010（04）}}

<p style="text-indent:2em;">明正统十一年（1446年）冬天，也先攻打兀良哈，派遣使臣抵达明朝边镇大同乞粮，并且请求会见守备太监郭敬。朱祁镇敕令郭敬不要接见也先，也不要给他粮食。明正统十二年（1447年），也先再次致书明朝宣府守将杨洪。杨洪奏报朝廷之后，朱祁镇要他礼遇瓦剌使臣。面对瓦剌的蠢蠢欲动，明朝北方的祸乱已近在眼前，但是英宗君臣视而不见，却发动了对麓川的第四次征讨。 [5] 正统十三年（1448年）三月，思机发再次掠夺孟养，明朝屡次谕令仍不从。英宗复命靖远伯王骥提督军务，都督宫聚为总兵，张軏、田礼为左右副总兵，方瑛、张锐为左右参将，率南京、云南、湖广、四川、贵州土汉军十三万讨伐麓川 {{NoteTag|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三十》：（正统）十三年春三月，初，思机发复据孟养地为乱，屡谕不从。复命靖远伯王骥提督军务，都督宫聚为总兵，张軏、田礼为左右副总兵，方瑛、张锐为左右参将，率南京、云南、湖广、四川、贵州土汉军十三万讨之。}} 。 [6]

<p style="text-indent:2em;">由于组织不当，一切军政事务皆由王振专断，即使是成国公朱勇在王振面前也要膝行而前；户部尚书王佐请皇帝回军，王振就命其跪在草丛里，直到天黑才能起来。随征的文武大臣却不使参预军政事务，军内自相惊乱 [2] {{NoteTag|宛华．《中华上下五千年》：中国华侨出版社，2013.8：355页至356页}} 。

<p style="text-indent:2em;">兵部尚书邝埜一再要求驰入居庸关以保证安全，但王振不准。土木堡地势高，无泉缺水，土木堡之南十五里处有河，被瓦剌军占据，将士饥渴难耐，挖井二丈仍无水。 [7] {{NoteTag|李贤《天顺日录》：八月十五日也，将午，人马一二日不饮水，渴极，掘井至二丈，深无泉。}} 隔日瓦剌军队包围土木堡。也先遣使诈和，并主动撤离，以麻痹明军。

<p style="text-indent:2em;">明英宗不疑有诈，遣曹鼐起草诏书。王振下令移营就水，当明军大军移动时，饥渴难忍的军士一哄而起，奔向河边，乱成一团。瓦剌军伏兵四起，趁机发动总攻，仓促应战的明军被打得大败。明军二十余万人有三分之一战死，中伤居半。 [8] {{NoteTag|李贤《天顺日录》：速传令台营南行就水，行未三四里，寇复围，四面击之，竟无一人与斗，俱解甲去衣以待死，或奔营中，积叠如山。幸而胡人贪得利，不专于杀，二十余万人中伤居半，死者三之一。}} 太师英国公张辅，泰宁侯陈赢，驸马都督井源，平乡伯陈怀，襄城伯李珍，遂安伯陈埙，修武伯沈荣，都督梁成、王贵，户部尚书王佐，兵部尚书邝埜，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学士曹鼐，刑部右侍郎丁铉，工部右侍郎主永和，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邓栗，翰林院侍读学士张益，通政司左通政龚全安，太常寺少卿黄养正、戴庆祖、王一居，太仆寺少卿刘容，尚宝少卿凌铸，给事中包良佐、姚铣、鲍辉，中书舍人俞拱、潘澄、钱禺，监察御史张洪、黄裳、魏贞、夏诚、申祐、尹竑、童存德、孙庆、林祥凤，郎中齐汪、冯学明，员外郎王健、程思温、程式、逯端，主事俞鉴、张塘、郑瑄、大理寺副马豫，行人司正尹昌，行人罗如墉，钦天监夏官正刘信，序班李恭、石玉这五十二名跟随明英宗远征的群臣皆死于混战中。明英宗的护卫将军樊忠愤怒至极，抡起铁锤砸碎了王振的脑袋。 [9] （但据明英宗自己的回忆王振也是被瓦剌军杀死的）樊忠不久亦战死。只有大理寺右寺丞萧维桢、礼部左侍郎杨善、文选郎中李贤等数人侥幸逃出。明英宗看到突围无望，索性跳下马来，面向南方，盘膝而坐，等待就缚。 [10] {{NoteTag|《明史纪事本末·卷32》：“初，师既败，上乃下马盘膝面南坐”。.}}

<p style="text-indent:2em;">不一会儿，瓦刺兵冲上来，一个士兵上前要剥取明英宗的衣甲，一看他的衣甲与众不同，心知不是一般人物，便推拥着他去见也先之弟赛刊王，赛刊王在问明英宗时，明英宗反问道：“你是谁？是也先，还是伯颜帖木儿，或者是赛刊王。”赛刊王感到明英宗说话的口气很大，立即报告也先，也先立即去向他请安行君臣礼，献上各种野味美食。 [11] 卫拉特还缴获马匹二十万头及无数衣甲器械辎重。 [12] {{NoteTag|《明史纪事本末·卷32》：“军士脱者逾山坠谷，连日饥饿，仅得达关。骡马二十余万，并衣甲器械辎重，尽为也先所得。太监喜宁降于也先，尽以中国虚实告之。”}}

<p style="text-indent:2em;">明英宗南归后，以及皇储问题，景泰、天顺年间，明朝皇权斗争愈发激烈，朝臣为了保护自身利益，左右摇摆、嫁祸诬陷，斗争也更加残酷。 [14] {{NoteTag|蒲章霞，《“土木之变”若干问题探析》，《中央民族大学》, 2010。}}

<p style="text-indent:2em;">此期间的内阁也并未发挥出它的作用。正统前期政归内阁，三杨为轴，制度也渐趋完善，但无法阻止自身实际作用的逐渐下降。土木事变发生前后，内阁作为与皇帝最为亲密的辅政机构，未能发挥出其应有的作用，既未阻止先期的王振擅权，在后期的北京保卫战和景泰、天顺的风云交替中也毫无建树，表现十分羸弱，于军国大事退避三舍。这段时期，内阁只能尴尬地任由宦官专政，或被皇帝轻视而任用于谦，倾心委政，以至朝臣不满，上书称于谦太过专权，请求六部大事须与内阁一同奏报施行，或是任由石亨、曹吉祥等奸佞决定摆布。 [15] {{NoteTag|吴涛，《论“土木之变”前后明朝内阁的作用下降及其原因》，《杭州文博》, 2015(1)。}}

<p style="text-indent:2em;">土木之变是明军不战自溃。北京围城不下，则蒙古内部矛盾也起了重要作用。不久，蒙古各部终于兵戎相见，脱脱不花汗败亡。也先称帝，但他无法解决造成封建割据的经济的和政治的矛盾，而为人又心胸狭窄，荒于酒色，终于兵败被杀。 [16] {{NoteTag|曹永年，《土木之变与也先称汗》，《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1(1):46-54。}}

<p style="text-indent:2em;">也有大批的蒙古人不愿在漠北过艰苦日子，借此机会转而投靠明朝，定居北京及北直隶各地。一些内地的汉人由于痛恨明朝暴政而投降也先，去了蒙古高原。 [17] {{NoteTag|吴云廷，《土木之变前后的蒙古降人》，《河北学刊》, 1989(3):106-111。}}

<p style="text-indent:2em;">1449年的土木之变，是明朝中央军队第一次发生的一场失败战役。除了军事指挥错误的直接原因外，与长期以来明朝北方边防被破坏有密切关系，是北方边防废弛的必然结果。 [18] 而朝中的士大夫为防止明朝重蹈北宋灭亡覆辙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19] {{NoteTag|王兆宁，《土木之变前后的士大夫》，《湖北第二师范学院学报》, 2013, 30(1):59-62。}}

<p style="text-indent:2em;">据当时亲历战役的大臣李贤回忆：“自古胡人得中国之利未有盛于此举者，胡人亦自谓出于望外，况乘舆为其所获，其偶然哉？” [1] {{NoteTag|记载土木之变其真其详者莫如当事大臣李贤，《天顺日录》：“明日于土木驻营。宣府报至，遣成国公率五万兵迎之。勇而无谋，冒入鹞儿岭，胡寇于山两翼邀阻夹攻，杀之殆尽，遂乘胜至土木。明日巳时，合围大营，不敢行。八月十五日也，将午，人马一二日不饮水，渴极，掘井至二丈，深无泉（因为土木堡地势高）。寇见不行，退围。速传令台营南行就水，行未三四里，寇复围，四面击之，竟无一人与斗，俱解甲去衣以待死，或奔营中，积叠如山。幸而胡人贪得利，不专于杀，二十余万人中伤居半，死者三之一，骡马亦二十余万，衣甲兵器尽为胡人所得，满载而还。自古胡人得中国之利未有盛于此举者，胡人亦自谓出于望外，况乘舆为其所获，其偶然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