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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治通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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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治通鑑》编修工作艰钜，先由助手搜集资料和编写初稿，然后由司马光综合全书，加以增删<ref>《[[文献通考]]》引司马光《与宋次道书》：“某自到洛以来，专以修《资治通鑑》为事，仅了得晋、宋、齐、梁、陈、隋六代以来奏御。唐文字尤多，托范梦得将诸书依年月编次为草卷。每四丈截为一卷，自课三日删一卷，有事故妨废，则追补。自前秋始删，到今已二百馀卷，至[[大历]]末年耳。向后卷数又须倍此，共计不减六七百卷，更须三年，方可粗成编。又须细删，所存不过数十卷而已。”</ref>，再由司马康检订文字。首先，在资料搜集方面，单是正史有十七种，参考的野史，谱录，别集，碑志等杂史有三百多种<ref>宋人高似孙纬略统计「通鑑採正史之外，其用杂史诸书凡二百二十家」。清代清四库馆臣以“其采用之书，正史之外，杂史至三百二十二种”。光绪年间胡元常刻《通鑑全书》时曾根据《通鑑考异》作《通鑑引用书目考》，“凡得二百七十二种，惟文集则不列其目”。民国以后，张须考得301种，除去正史25种为276种，又除去诸子，得书267种。陈光崇在《张氏<通鉴学>所列<通鉴>引用书目补正》一文认定为359种是迄今统计数目最多的一说（《资治通鑑述论》）；另，高振铎《通鉴参据书考辨》认定为339种，周徵松在《<资治通鉴考异>所见书目检核——与陈光崇、高振铎二先生商榷》一文中认定为356种。</ref>，加上龙图阁等藏书，可以想见当时资料之丰富。清人[[袁枚]]称：“[[李泌|李邺侯]]北伐之谋，保储之谏，辨建宁之冤，保[[李晟]]、[[马燧]]之功，新、旧两《书》俱不载入……微温公《通鑑》取[[李繁]]《家传》大为阐扬，则邺侯一代伟人，几乎黯然无色。”<ref>[[袁枚]]：《随园随笔·诸史》</ref>。南宋[[洪迈]]更进一步考证：
{{cquote|如《资治通鉴》则不然，以唐朝一代言之：叙[[王世充]]、[[李密 (隋)|李密]]事，用《河洛记》；魏郑公谏争，用《谏录》；[[李 绛绦]]议奏，用《李司空论事》；睢阳事，用《张中丞传》；淮西事，用《凉公平蔡录》；[[李泌]]事，用《邺侯家传》；[[李德裕]]太原、泽潞、回鹘事，用《两朝献替记》；大中吐蕃[[尚婢婢]]等事，用林恩《后史补》；[[韩屋]]凤翔谋画，用《金銮密记》；平[[庞勋]]，用《彭门纪乱》；讨[[裘甫]]，用《平剡录》；记毕师锋、吕用之事，用《广陵妖乱志》。皆本末粲然，然则杂史、琐说、家传，岂可尽废也！<ref>《[[容斋随笔]]·容斋四笔·卷第十一·[[册府元龟]]》</ref>}}
《资治通鑑》述[[庞勳]]时，除用[[郑樵]]《彭门纪乱》，亦引[[韦昭度]]《续皇王宝运录》、[[贾纬]]《唐年补录》等私家著述；又如《平剡录》专记“太和末擒越盗裘甫、平剡县”之事，温公虽用《平剡录》，却不提诈降及计诱，又兼存《玉泉子见闻录》之论。《资治通鑑》大量描述地方史观与[[社会史观]]，而别于官修新旧唐书之中央史观。
{{cquote|太史令傅奕精究术数之书，而终不之信，遇病不呼医饵药。有僧自西域来，善咒术，能令人立死，复咒之使苏。上择飞骑中壮者试之，皆如其言。以告奕。奕曰：“此邪术也。臣闻邪不干正，请使咒臣，必不能行。”上命僧咒奕，奕初无所觉，须臾，僧忽僵仆，若为物所击，遂不复苏。又有婆罗门僧言得佛齿，所击前无坚物。长安士女辐凑如市。奕时卧疾，谓其子曰：“吾闻有金刚石，性至坚，物莫能伤，唯羚羊角能破之，汝往试焉。”其子往见佛齿，出角叩之，应手而碎，观者乃止。奕临终戒其子无得学佛书，时年八十五。}}
其近乎神话色彩的史料来源则是唐人李亢《[[独异志]]》、[[韦绚]]《刘宾客嘉话录》和宋朝[[王谠]]的《[[唐语林]]》。另一角度来看，大量引用野史则容易于造成史料可信性失之考辨，[[朱熹]]即认为《通鑑》误信《孔丛子》，“则考之不精甚矣”。<ref>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五四《答孙季和》</ref>清人[[周中孚]]亦对通鑑引用《赵飞燕外传》之文有微词，“司马公反引其最 纰 批 缪之语以入史籍，则失考之甚矣”。<ref>[[周中孚]]：《郑堂读书记》卷六三《子部》之“飞燕外传”条</ref>
[[File:Shenzong of Song.jpg|200px|left|thumb|《资治通鑑》为宋神宗取意“有鑑于往事，以资于治道”。]]
*《通鉴》卷66记建安十八年“九月，[[杨阜|阜]]与[[姜叙|叙]]进兵，[[卤城之战|入卤城]]，昂、奉据祁山，以讨超。超闻之，大怒，赵衢因谲说超，使自出击之。超出，衢与梁宽闭冀城门，尽杀超妻子”，《三国志》则记为建安十九年正月。司马光于《考异》中对此说明为何记于建安十八年。
*《通鑑》卷71记载张紘死于太和三年（吴黄龙元年，西元229年），此是依据《建康实录》。严衍《资治通鑑补》移至建安十七年「孙权治建业」段之后，未作说明。卢弼《三国志集解》注张紘应死于建安十六年。
*《通鉴》卷74记载[[蒋琬]]卒年为正始六年“冬，十一月”，而《三国志·后主传》则称：“（延熙九年）冬十一月，大司马蒋琬卒”。应以《三国志》为 准 淮 。
*《资治通鉴》在记述[[隋炀帝]]西巡行程中均出现诸多失误，六月二十三日以后由张掖前往焉支山的时间提前到高昌王六月十七日到达张掖的当天<ref>[http://www.zhangye.gov.cn/Article/sznj/200712/60141.html 王秉德，《隋炀帝西巡河右行程路线考释——兼论《资治通鉴》记载之失误》] {{webarchive|url=https://web.archive.org/web/20080520020040/http://www.zhangye.gov.cn/Article/sznj/200712/60141.html |date=2008-05-20 }}</ref>。
*《通鉴》卷191武德九年四月条载：“丁卯，突厥寇朔州：庚午，寇原州：癸酉，寇泾州。戊寅，安州大都督李靖与突厥颉利可汗战于灵州之硖石。”按武德九年四月无“丁卯”、“庚午”、“癸酉”、“戊寅”，日期完全错乱。<ref>王觅道：《通鉴纪时纠谬十则》</re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