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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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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上的其他许多地方，有着大量纪念加缪的活动。巴黎十多家公共图书馆联合推出了贯穿9、10两个月的纪念活动，他们以加缪著作中的“荒谬”和“反叛”为主题词策划活动。这些活动包括了作品朗诵会、圆桌讨论会、电影放映会、配乐朗诵等等。
=人物评价=
1960年的1月4日，法国作家加缪在意外的车祸中去世，这个噩耗当天成为了欧美各大报的醒目标题，甚至是头版头条。二十世纪伟大的作家、时任法国文化部长的马尔罗这样对加缪盖棺定论：“二十多年来，加缪的作品始终与追求正义紧密相连。”即使是曾经跟加缪反目成仇的萨特，也表示了沉痛的哀悼：“他在本世纪顶住了历史潮流，独自继承着源远流长的醒世文学，他怀着顽强、严格、纯洁、肃穆、热情的人道主义，向当今时代的种种粗俗丑陋发起了胜负难卜的宣战”。[6]
瑞典文学院在授予加缪1957年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奖辞中说：“他作为一个艺术家和道德家，通过一个存在主义者对世界荒诞性的透视，形象地体现了现代人的道德良知，戏剧性地表现了自由、正义和死亡等有关人类存在的最基本的问题。”加缪获奖比任何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所引起的争议都多，因为他在法国意识形态的左派和右派中都树立了激烈反对的敌人。不过，还是有许多令人尊敬的法国作家站出来为他说话，马丁·杜伽尔称加缪有坚强的意志，能超越挫人意气的痛苦，莫里亚克称赞加缪是年轻一代的良心。英美国家则对他的获奖表示欢迎，《纽约时报》称：“这是从战后混乱中冒出来的少有的文学之声，充满既和谐又有分寸的人道主义声音。”《时代》周刊也高度赞扬加缪的人道主义精神。
美国作家福克纳在谈到阿尔贝·加缪的时候说：“他有着一颗不停地探求和思索的灵魂。”加缪的特点就在于不断地思考人的处境，他的小说总是在严密和严格的叙述背后，有着广大的哲学追问和终极价值的寻求。
苏珊·桑塔格：“卡夫卡唤起的是怜悯和恐惧，乔伊斯唤起的是钦佩，普鲁斯特和安德烈·纪德唤起的是敬意，但除了加缪以外，我想不起还有其他现代作家能唤起爱。他死于1960年，他的死让整个文学界感到是一种个人损失。”在她看来，加缪是20世纪文学具有“理想丈夫”般形象的作家，同样描绘自杀、冷漠、罪咎、绝对的恐怖这些现代文学主题，“却带着一种如此理智、适度、自如、和蔼而不失冷静的气质，使他与其他人迥然有别。”（《反对阐释》）[7]
《纽约时报》发表评论说：“加缪在荒诞的车祸中丧身，实属辛辣的哲学讽刺。因为他思想的中心是如何对人类处境做出一个思想深刻的正确回答……人们毫不感到意外，我们的时代接受了加缪的观点。血腥的再次世界大战，可怕的氢弹威胁，这一切使现代社会能够接受加缪严肃的哲学，并使之长存于人们的心中。”
加缪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他留给我们的遗产不仅有《西西弗的神话》、《局外人》对人的荒诞处境的揭示，更重要的也许是我们该如何应对荒诞。加缪发现了有一种跟“情欲的罪恶”表现形态不同的罪恶——逻辑的罪恶——大行其道，荒诞理性以乔装打扮的样式鼓噪着，其中最显著的例子是德国的法西斯主义，逻辑性杀人成了人类尊严和良知的最大敌人。他追根溯源，对理性暴力的传统和哲学基础进行了梳理，他提出了以古希腊的均衡思想为基础的南方思想，亦即太阳思想、地中海思想，并把二者的关系比喻为“永恒的青春过分行为与成年人的力量之间”的关系。显然，加缪的“太阳”思想与《局外人》中的“阳光”是根本对立的。他所真正热爱的，是给人带来温暖的真实、美好、自然、均衡的“阳光”。[8]
=主要思想=
'''人道主义思想'''
加缪的思想，其核心就是人道主义，人的尊严问题，一直是缠绕着他的创作、生活和政治斗争的根本问题。《西西弗的神话》和《局外人》构成了加缪文学创作的母题，包含着加缪未来作品的核心问题。书中，西西弗的幸福假设的提出，其本质动机，不在荒诞，荒诞既不能告诉我们幸福，也不能告诉我们不幸。之所以加缪假设西西弗是幸福的，是因为他认为只有幸福的生活才符合人的尊严，被责为永罚，却幸福，这是一种反抗，也是在这种条件下唯一可能的反抗形式，而反抗才能体现尊严。加缪在假设西西弗幸福的时候，充分运用了想象和独断，其潜台词，却是人类尊严的需要。由荒诞的出发点，萨特走向焦虑和不安，而加缪走向幸福，萨特是思辨后的结论，加缪却是激情洋溢的独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