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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陈鳣编撰《续唐书》，本乎明陈霆《唐余纪传》之旨，以为后唐、南唐两朝，上承唐祚，下启宋朝，应当作为五代十国之正统。

安史之乱后，唐朝后半段的大部分时期里，40到50个藩镇绝大部分不割据，只有河朔等极个别藩镇割据，但也施行唐朝的政策法令，“须借朝廷官爵威命以安军情”，而且割据藩镇也曾解除割据。直到唐末黄巢之乱，唐廷十分依赖江南的财富。然而江南地区在黄巢之乱中遭到破坏，严重影响朝廷经济收入，唐朝逐渐走向灭亡。唐朝末出现三个重要的藩镇：沙陀人李国昌（原名朱邪赤心）因平乱有功受封河东节度使，治所为太原；原黄巢部将朱全忠（原名朱温）因平乱有功，受封宣武军节度使，治汴州（今河南开封）；凤翔节度使李茂贞（后封歧王）、护国军节度使王重盈与镇国军节度使韩建为首的关中藩镇势力盛大，时常威胁唐廷。黄巢之乱平定后，黄巢降将秦宗权叛变，率军在中原地区四处攻掠，一度攻陷东都（今河南洛阳），乱事波及两淮江南地区，当地群雄纷起抗敌，十国中的吴国与楚国得以建立。秦宗权之乱直到唐昭宗时才在朱全忠的努力下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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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唐的开创者烈祖李昪

烈祖的“息兵安民”国策，造就了江淮地区和平安定的社会环境，促进了南唐经济文化的繁荣发展。同时，南唐也是一个艺术的王朝，它在文学、美术、书法、音乐等诸方面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李昪设太学，兴科举，广建书院、画院。安定、富强的南唐，成为饱经战乱沧桑的文人士大夫理想的栖身之所。江北士人多流落至此，“儒衣书服盛于南唐”，“文物有元和之风”。“北土士人闻风至者无虚日”。南唐的社会文化之盛，在五代十国甚至中国历史上所有的割据政权中都是绝无仅有的。军事方面，李昪坚持自守，为时机成熟攻时中原不受邻国牵制，因而不轻易与邻为衅。

升元七年（公元943年），烈祖李昪驾崩，子李景继位，改名李璟（公元916～961）即南唐元宗，有保大、中兴、交泰三个年号。这一时期中，南唐与吴越间战祸频起，而吴越国的军事行动往往与中原政权互相呼应。为了对付吴越，保大三年（公元945年），南唐乘闽国内乱之机出兵占据建（今福建建瓯）、汀（今福建长汀）、漳（今属福建）三州，灭亡闽国，俘闽主王延政。形成了对吴越三面包围的形势。而吴越国也乘势出兵与南唐争夺闽国之地，并夺得福州（今属福建）。保大七年，淮北因处于晋、汉朝代交替的混乱之季，李璟见有机可趁，派皇甫晖出海、泗诸州招纳正相互混战的各路豪强武装和因战乱四散的流民。保大九年，马希粤与马希祟兵戎相见，南唐遂借机出师，一举灭马楚，马希崇降。后来，楚将刘言又起兵击败了唐军，后刘言被其部下杀死，周行逢及其子周保权又先后统治湖南，楚地得而复失。

保大十三年（公元955年）至交泰元年（公元958年），北方后周政权三度入侵南唐，南唐始终处于被动防御的不利局面。寿州一战，周世宗柴荣御驾亲征，周军势如破竹，遂攻占泗、濠、楚等州，唐军一溃千里，淮河水军全军覆没。李璟上表柴荣自请传位于太子弘冀，请划江为界，南唐尽献江北之地，包括淮南十四州及鄂州在江北的两县。同时，南唐奉周正朔，用其纪年。为避后周锋芒，李璟迁都洪州，称南昌府，自此大唐国力大损，不复昔日强盛。

后周攻南唐

北宋建隆二年（公元961年）李璟驾崩，因其长子李弘冀已亡，其六子李煜（初名从嘉，937～978）继位，复都金陵。此时的南唐国内政治、社会矛盾积重难返。经济上，自淮南战败后，南唐每年要向中原缴纳高额贡奉。南唐原先地跨长江南北，江南北之间的经济有互补性，如江南乏盐，而江北产盐。而失去淮南后，南唐失去了重要的盐产地，自此要花巨资向中原政权买盐。财政因之日益窘迫，使南唐政权不得不加重赋税，以至怨声载道。南唐辖境之的人民对李后主时期繁重的赋税记忆深刻，直到北宋统一之后许多年，还在提起当年的南唐连鹅生双子、柳树结絮都要课税。南唐后期的政治也日益混乱。随着新主登基，朝廷内部新一轮的党争开始了。当宋军从周围步步紧逼时，南唐仍陷于周而复始的内争中，人心涣散。李煜善文词，工书画，知音律，但不通晓政治，便把国政托付给做太子时的幕僚张洎。

宋灭南唐

开宝八年三月，宋军攻至金陵城下。六月，吴越军队攻陷金陵东面的门户润州。南唐都城金陵陷入合围之中，后主急召外地军队救援金陵。然而，这一切都为时已晚。十月，由江西赶往金陵的朱令赟率领的15万水军在湖口一战中几乎全军覆没。金陵的外援被完全切断，成了一座孤城。而后主仍执意守城到底。围城之中的金陵，粮食乏，士气低落。十一月十二日，北宋曹彬大军开始从三面攻城，南唐五千兵夜袭宋军北寨，未果。二十七日，宋军破城，李煜奉表投降。南唐遂亡。[2]

两年多以后，吴越王钱俶应宋太宗赵光义之邀，朝赴北宋都开封，纳土于宋 ，吴越亡。五代十国的历史终于结束。

节度使制

作为地方行政制度，南唐实行节度使制，有关节度使的政治职能与军事职能在相关制度里论述。与中原政权一样，作为地方机构的节度使制以军镇为名，设置情况如次：

南唐时期新设的有：楚州，顺化军；泗州，静淮军；江阴县，江阴军；天长县，建武军；寿州，清淮军；濠州，定远军；建州，永安军（保大十四年，956）改为忠义军；泉州，清源军；当涂县，雄远军（后设新和州亦称该名）；庐州，保信军；饶州，永平军；池州，康化军。

南唐的地方行政区划以州县为主，以州领县，州长官为刺史，县长官为县令，县下设场，再细化为镇、乡；另沿唐制，以监管理盐务和铁务。

南唐初袭杨吴旧壤，保大三年（945）南取王闽镡州、建州等地，不久又灭楚，使南唐疆域大于杨吴，最强盛时达到三十六个州。后周显德五年（958），被后周取走江北的扬州、雄州、海州、楚州、和州、滁州、泗州、濠州、寿州、庐州、泰州、舒州、蕲州、黄州、光州，共十五州，六十多个县。实有两府二十一州三军。其中，雄州、剑州为南唐新置，筠州为复置州，相当于今江苏、安徽江南地区及江西、福建、湖北、湖南等省部分地区，南唐后期则划江为守，全在江南地区。

南唐党争对南唐政权的盛衰走向产生了重大影响,它更是唐宋党争史发展的过渡环节。由唐及宋，朋党之争逐步与宦官势力脱钩，文士结党的政治纯粹性渐次明确；士族门阀势力的消失改变了朋党结构，从而使党争内涵更加现实化；地域文化的冲突逐步成为文士结党相攻的直接原因；朋党之争演化为文人集团之间的意气之争，文化内部的自毁因子逐步形成。

五代后期南唐形势

南唐极盛时东暨衢、婺，南及五岭，西至湖湘，北拒长淮。相当于今日苏、皖淮河以南，赣之全部，闽南和鄂之东部，湘以及粤、桂的背部地区。

第三阶段：偏安江南一隅。后周显德五年（958），南唐在淮南败于后周，李璟尽献江北土地，南唐疆域以长江为界，只剩下长江以南地区。

河南道 海州、濠州、泗州

淮南道 扬州、楚州、滁州、和州、寿州、庐州、舒州、光州、黄州、泰州、蕲州

江南道 润、昇、常、建、泉、剑、漳、汀、宣、池州、洪州、江州、鄂州、饶州、吉州、袁州、信州、抚州、筠州、虔、歙、潭、岳、衡、永、道、邵、辰、叙、全、南、江阴军、建武军

南唐虽然偏安江南，但长期以来南唐一直宣称自己才是大唐正统，所以南唐的军制也一直是模仿中原王朝和晚唐时期的模式，其基本编制和后周相仿，也有中央禁军、节度使镇军和各地乡兵之分。

南唐禁军一反包括后周在内的周边各国加强侍卫诸军的做法，它的六部禁军的战斗力反而比侍卫诸军强，其六部禁军的主要作用和大唐时期的神策军相似，负有宿卫和野战的双重任务。

综述

提及江苏地区的历史发展，人们言必及六朝，大明和民国，往往忽略五代十国时期叱咤风云的南唐。当是时，随着动荡式改革的推进，我国政治与经济格局发生着重大变化。杨吴和南唐国先后以扬州，金陵为都经略江南，南方在区域性经济，文化，教育以及社会的其他方面都取得了跳跃式发展，在杨吴及后继政权南唐所辖范围内的今江淮平原，苏南西部，更是突破了传统陈式，发展速度与规模尤为突出，为我国古代经济与文化重心的实质性南移和江苏地区开放式发展奠定了基础。探讨这一时期社会发展模式和特点，重新评价杨吴及南唐国在江苏区域历史发展中的地位以及从历史渊源角度探索江苏地区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具有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本文主要从经济角度对这一时期的社会发展择要论述.。

在恢复与发展农业经济的政绩中，杨吴及南唐对江淮的经营是浓重的一笔。唐末兵燹使淮南成为重灾区，扬州被坏尤为惨烈。昔日繁华都市，“城中仓廪空虚，饥民相杀而食，其夫妇，父子相牵，就屠卖之，屠者刲剔如羊豕”。(卷61，《吴世家》)不仅城中，“八州之内，鞠为荒榛，圜辐数百里，人烟断绝”。宋大中祥符间太常博士许载《吴唐拾遗录·劝农桑》亦云：“吴顺义年中，差官兴版簿，定租税，厥田上上者，每一顷税钱二贯一百文，中田一顷税钱一贯八百，下田一顷千五百，皆足陌见钱；如见钱不足，许依市价折以金银。算计丁口课调，亦科钱。宋齐丘时为员外郎，上策乞虚抬时价，而折紬绵绢本色，曰：“江淮之地，唐季已来，战争之所。今兵革乍息，黎甿始安，而必率以见钱，折以金银，此非民耕凿可得也；无兴贩以求之，是为教民弃本逐末耳。‘是时，绢每匹市价五百文，紬六百文，绵每两十五文；齐丘请绢每匹抬为一贯七百，紬为二贯四百，绵为四十文，皆足钱。丁口课调，亦请蠲除。朝议喧然阻之，为亏损官钱，为数不少。齐丘致书于徐知诰曰：'明公总百官，理大国，督民见钱与金银，求国富庶，所谓拥彗救火，挠水求清，欲火灭水清可得乎’知诰得书曰：‘此劝农上策也。“即行之。自是不十年间，野无闲田，桑无隙地。自吴变唐，自唐归宋，民到于今受其赐。”升元年间对丹阳练湖的整修，更是一项重大工程，向为水利史所重。练湖始开于西晋，东晋时成为江南地区的重要湖泊，可溉丹阳，金坛，延陵等县万顷良田；唐代，练湖开始对江南运河进行水量补给，唐末兵乱之后，练湖年久失修，至南唐几无灌溉之力。丹阳县令吕延桢主持疏浚整治练湖工程，“筑塞环岸，疏凿斗门”，使练湖恢复了水利功能。多雨时节，可汲纳四十八派之水；旱季可溉周围诸县，又灌注江南河，“使命商旅，舟船往来，免役牛牵，”。从地域政治上看，江苏东部当时处于吴越国统治范围，但吴越对今江苏太湖地区的水利整修，得益于南唐与之共同创造了相对安定的环境，一定程度上是南唐政策间接使然，值得一提。时吴越于重要水利工程处置“撩浅军”，“命于太湖旁置撩清卒四部，凡七八千人，常为田事，治河筑堤，一路径下吴淞江，一路自急水港上淀山湖入海，居民旱则运水种田，涝则引水出田”。

茶叶的生产以光州、扬州、常州和润州的茶园闻名于当时。宜兴产茶历史久远，“阳羡茶”向为江淮名品，早在三国孙吴时代就驰名江南，当时称为“国山茶”，后来又有“阳羡贡茶”，“毗陵茶”，“阳羡紫笋”和“晋陵紫笋”等称谓。唐肃宗年间，列“阳羡紫笋”(阳羡紫笋因鲜芽色紫形似笋而得名)为进贡珍品，茶圣陆羽认为“淮南茶，光州上”，阳羡茶“芳香冠世产”，可为贡品。常州刺史李栖筠采纳了他的建议，即在鼋画溪旁造起茶舍，每年采制茶叶万两进贡，品饮阳羡茶成为风行的时尚。南唐时“阳羡茶”依旧为名茶，后随着产茶区域的南移，产于建州的京铤茶渐渐取而代之，成为贡品，朝廷方罢“阳羡茶”。在南方国家中，南唐对于农业的开发最具力度，其时，皇家府库充盈，“凡积兵器，缗帛七百余万”。国家农桑之盛，前所未有，农业发展的深度与广度，南北无出其右者。当然，单一叙述农业的表现是缺少学术意义的，上述内容旨在揭示，在正确的政策之后，兴修水利对于地处江淮流域的南唐政权，是开发南方，改善生存环境和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的第一要项。以水稻种植为主，麦，桑，茶，麻和水果等多种经营为辅模式的渐渐成型，标志我国农业经济重心南移新格局在江苏区域形成，以此为基础的经济活动渐渐这才显示出新鲜的活力。郑学檬先生在1985年发表的《五代时期长江流域及江南地区的农业经济》一文里指出，我国古代北方自商鞅变法开始，基本实行耕战政策，所谓“足兵足食”是也。因为北方是古代的政治中心，官多兵多，粮食需求大，政府的赋税政策决定了北方农业以种粮为纲。南方各国由于缺少北方以粮为纲的传统，不象北方有那么多的官兵，同时由于自然条件的优越，极易种植经济作物，多种经营条件好。所以，江南农业在商业过程中扬长避短，利用优越的自然条件种植经济作物，开展多种经营，使南方较早地出现了农业商品化似的趋势。笔者以为，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这种商品化的植入，才使南方农业的发展有了一个完全不同于以往的较高的平台。从此，江苏区域经济发展以农业为突破口，渐渐拉开架势，向着新的纪元前进。

据冯梦龙《太平广记钞》载，三国孙权夫人赵氏能够织出有龙凤花纹的织锦。南朝刘宋时期，刘裕迁洛阳锦工于建康，设“斗场锦署”专事锦缎生产，金陵织锦工艺自此发轫。杨吴时以纺织品输税，极大地刺激了纺织品生产，及至南唐，盛况空前。润州的方纹绫，水波绫，技术高超。民间机杼普及，织工无数。不少人技术过人，不仅在南唐境内做工，而且在邻国也有分布。润州的锦工享有盛名，润州人徐绾在杭州发动叛乱，城中有三百余锦工，全是润州人，钱鏐长子元瑛恐怕他们参与徐绾叛乱，宣布“王令百工悉免今日工作”。(卷1，《武备王》) 以平息叛乱。南唐官府里设有作坊，品种众多，数量也很大。“升元初，许文武百僚观内藏，随意取金帛，尽重载而去”。可见国库藏量之巨。对封官的奖赏，也多奖励帛品。监察御史张宪上书，李煜“赐帛三十段，以旌敢言”。(卷上) 李后主词是南唐宫廷生活的写照，在他的作品里，红罗绿锦之类的美词艳句俯拾皆是，譬如“红锦地衣随步皱”(《浣溪沙》)，“绣床斜凭娇无那”(《一斛珠》)，“淡淡衫儿薄薄罗”(《长相思》)等，读来十分可人。而“珊枕腻，锦衾寒”(《更漏子》)，“罗衾不耐五更寒”(《浪淘沙》)，“玉钩罗幕，惆怅暮烟垂”(《临江仙》)之类，则有些伤感了。李煜“尝于宫中以销金红罗幂其壁，以白银钉玳瑁而押之，又以绿钿刷隔眼，糊以红罗，……如是数处。每七夕延巧，必命红白罗百匹以为月宫天河之状。”如此奢侈的背后，是以盛大的纺织基础作为支撑的。由于纺织业的发展，染色技术也有了改进。李煜宫人“染碧，夕露于中庭，为露所染，其色特好”，(卷上) 这种若有若无，近乎青绿色的染色在当时享有声誉，建康市内染肆之榜多题曰“天水碧”。后人对“天水碧”多有赞誉，就连状物抒情，“天水碧”都成了司空见惯的美辞。宋代晏殊有“夜雨染成天水碧”的句子；周密《闻鹊喜·吴山观涛》：“天水碧，染就一江秋色，鳌戴雪山龙起蜇，快风吹海立。数点烟鬟青滴，一杼霞绡红湿，白鸟明边帆影直，隔江闻夜笛”。借“天水碧”渲染出来的意境自是不同凡响。纺织业不仅是一种手工业品种，而且是国家管理中的重要物质基础。南唐升元三年(939)诏书规定，“民三年艺桑及三千本者，赐帛五十匹”。(卷15，《南唐·烈祖本纪》) 李煜崇佛，施事寺院亦多丝帛，可见南唐丝织品的富余存量。

另外，扬州，润州的金银器和铜器制造堪称典范，据传李煜特命工匠打造高达六尺金莲，令宫女窅娘立于莲上，缠足翩翩而舞。

南唐商业出现的新特点，应当引起学界的注意。五代十国是一个特定的时代，在相对分割狭小的空间里，各国特别是南方各国国用严重不足，因此普遍重视招徕商贾，经营商利，征收商税，以充军国用度，商品交换空前活跃。结果是，虽国与国间时恶时睦，民间交易却日益频繁；大运河虽然阻断，海运却发达起来。南方各国商业的活跃程度视唐代有加。各国统治者没有想到的是，在江南农业和各种经济行为商品化过程中，城市功能发生了重大变化，具体表现为政治功能逐渐淡化，经济功能渐渐增强。这一功能的转换，对于我国经济与文化重心的实质性南移，对于江苏地区提早进入较发达地域的序列，意义不可低估。

我们还可以从货币的演化等方面进一步探讨南唐商业的发展问题。如史家多对南唐铸造铁钱持批评态度，以为穷途潦倒的体现，其实，为了适应交换需要，南唐在货币方面的成绩是主要的，有的很有创新意识，如“对钱”，就是货币文化宝库里的一朵奇葩，在北宋盛极一时。当然，南唐处于唐宋之交的过渡带上，在许多方面仍处于初步的阶段。但它带给我们的信息是新鲜的，它在众多方面的建树还有待于我们去发掘，并用一颗平常的心态去研究，评论它，特别是它在江苏区域经济乃至我国经济与文化南移的过程中，对于江苏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应当有一个全新的定论。

李昪称帝，国号为大齐时，曾铸造过“大齐通宝”，钱币界一度认为是唐末黄巢起义时铸造的，但大多数学者认为李昪铸造更准确。其子李璟造“保大元宝”钱，中兴二年铸“永通泉货”当十钱，此外还铸有“开元通宝”、“唐国通宝”、“大唐通宝”等。[3]

南唐作为十国中最强大的国家，一般认为南唐人口大约有五百万，如果按照南唐末记载和统计计算，后主李煜时期全国19州3军108县为655065户，人口大概为三四百万，如果把划出的江北十四州也计算在内，那么南唐人口最盛时为五百万左右。

南唐能创造出如此灿烂的文化财富，这和统治者有效的文化政策是密不可分的。在五代乱世中,“以文治世”成为当时社会的思想趋向。杨吴时期的社会风气就由尚武向文治转变,南唐建立之后，延续了杨吴尚文的社会风气。南唐三代国主本身都喜好文艺，具有极高的文化素养,而且礼遇文士,倡导文治,推行了一系列发展文化事业的政策。在文教方面兴建学校,鼓励私学，倡导学风和推行儒学教育；倡导文学和艺术；搜集、整理文献图籍和编撰典籍；实行科举取士，大力招揽人才,重用文士；还提倡和崇信佛教、道教。南唐文化政策是统治者维护自身利益，巩固统治的重要手段，好文尚士和儒、道、佛兼容也是南唐文化政策的特点。南唐文化政策有利于安定南唐的社会秩序,极大的推动了南唐文化的繁荣,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4]

诗词五代十国是词的重要发展时期。西蜀和南唐词人较多，水平也较高，从而成为两个中心：西蜀有韦庄、欧阳炯等人，他们的作品后来由赵崇祚等收入《花间集》；南唐有冯延巳、中主李璟、后主李煜等人，李璟父子的作品，后人集刻为《南唐二主词》。李煜是这一时期最重要的词人。晚唐五代的词大都是描写统治阶级的享乐生活，题材庸俗，境界狭窄，风格柔靡。花间派的作品就是这种风格的代表。李煜前期的作品也是如此，但他在国亡被俘以后写的词，或慨叹身世，或怀恋往昔，形象鲜明，语言生动，把伤感之情写得很深挚，突破了晚唐以来专写风花雪月、男女之情的窠臼，在内容和意境两方面都有创新，为北宋词的发展开拓了新的领域。

绘画五代十国的著名画家有后梁的荆浩、关仝，南唐的董源、巨然、徐熙，后蜀的黄筌等人。荆浩擅长画崇山峻岭，关仝师承荆浩而有发展，擅长画关河之势，两人并称为“荆、关”，是五代时北方山水画的主要流派之一。董源、巨然擅用或浓或淡的水墨描绘江南景色，两人并称为“董、巨”，是五代北宋时南方山水画的主要流派之一。黄筌擅画宫廷的珍禽异卉，徐熙擅画江湖上的水鸟汀花，两人并称为“黄、徐”，当时有“黄家富贵，徐熙野逸”的谚语，形容两人作品的不同风格。此外，顾闳中所画《韩熙载夜宴图》，亦为传世的艺术珍品。

南唐史研究对五代十国史和江南社会发展史的研究都具有特殊价值，然而南唐史料颇乏，传世文献屈指可数。今日我们所能看到的较为完整的南唐史著，即入清之时尚存者，幸赖《四库全书》全部收入。个别残篇亦有存目，为今日南唐史研究提供了不可或缺的依据。

《四库全书》所收南唐史著，计有陈彭年《江南别录》；郑文宝《江表志》、《南唐近事》；龙衮《江南野史》[5]；马令《南唐书》；陆游《南唐书》；不著撰人的《钓矶立谈》、《江南余载》；以及明陈霆《唐余纪传》和清王先舒的《南唐拾遗记》。此外尚有无名氏《五国故事》和清吴任臣《十国春秋》叙及南唐史事。

庙号 谥号 姓名 在位时间 年号 陵墓

定宗 孝静皇帝 李恪 - - -

乾德963年 - 968年（使用北宋纪年）

开宝968年 - 976年（使用北宋纪年）

参考资料：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