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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像 = [[File:朱次琦.jpg|缩略图|center|[https://p1.ssl.qhmsg.com/t01d98eea605bcbfdfe.jpg 原图链接] [https://baike.so.com/doc/5950017-6162957.html 360 来自360 图片]]]

朱次琦在少年时代已颇有才名。1811年，四岁的朱次琦入家族学塾读书，塾师是族叔朱湘麟。五岁能以"大人虎变"对 "老子龙钟"句，对仗得体，锋芒初露。七岁开始作诗，十二岁时所作" [[ 黄木湾 ]] 观海"诗，令两广总督 [[ 阮元用 ]] 欧阳修赞赏苏轼的话感叹:"老夫当让!"在越华书院时所作"新松"赋:"栋材未必千人见，但听风声便不同"，含义非凡，语惊四座。

在乡试落第的那些年里，朱次琦三次被 [[ 南海县 ]] 学选拔为优行生，有机会参加 " [[ 优贡]]"的考试，入读国子监，当时不少人甚至用重金买优行生的资格，他以自己的声望得到，却每次都拒绝了。

1839年，赴乡试，成举人，与兄长朱士琦同榜中举。中举后，他前后三次参加会试一再落第。然而，他在精神上摆脱了科举考试的捆绑，以先儒修身践道的理念激励自己，刻苦读书，谨慎做人。他并不把时间都放在四书经义之类应考的内容上，而是尽可能广泛阅读以前不易见到的文献，如当朝的典章制度、名儒循吏的传记等。1842年，在南海 [[ 九江 ]] 南沙陈氏祖祠开馆授徒。

1847年，已届不惑之年的他，会试被取中，成为" [[ 贡士]]"。殿试只考一天，考的是策论。当天下午日落前，监考官开始催促贡士们交卷，没做完的人很多，纷纷请求延缓时间。朱次琦也没答完，但他当即交卷。其时，有位南海籍的官员，十分欣赏朱次琦，见他没答完，悄悄跟在他身后叫他，希望他回来把试卷做完。朱次琦装没听到，头也不回地走了。他固执地认为，读书人任何时候都应有操守。

这无疑是否极泰来、喜上眉梢的事情，但他却对前来祝贺的人说，为官者必须上情下达、下情上呈，为国为民办事，"谈何容易"?他想到的是为官之难，而非"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个人贪利。他不带家属，只身赴任，本拟绕经开封，拜访中举时的主考官 [[ 潘铎 ]] ，因潘铎长时间任职山西，他想讨教山西政情民意。但是为了避免借拜师打通任职关节的嫌疑，他毅然改变主意，不去拜访。

1856年，在广州 [[ 南海县 ]] 学尊经阁授徒，后因英国侵略广州，离开广州，回到 [[ 九江乡 ]] 。

据朱次琦的学生 [[ 简朝亮、康有为 ]] 、凌鹤书等人的追述资料可以得知，朱次琦在论学方面有下面几个特点。一是强调融会贯通。在当时普遍讲"一经 [[ 一史 ]] 、文章一家、经济一门"的情况下，朱次琦明确反对专攻一经、专学一门的狭隘，讲求学问的本源，知识的融会贯通。二是平易笃实，他既反对清中叶汉学考据的繁碎和门户之见，也反对宋明心学的空疏玄谈，试图以一种平易笃实的方式向学生阐明儒学的本来面目，他主张扫去汉学和宋学的门户之见，一切归宗于孔子。朱次琦还指出读书的目的就是修德致用，要注意修养个人身心，而不应该只专注于八股、八韵和八法这些应试的东西。

虽然，生活的时代与环境的局限使朱次琦没能受到西学的影响，但他还是比较敏锐地察觉到了当时主流学说的种种弊病。他渴望能出现大批操守 [[ 高洁 ]] 、才干卓越的通才，以应对当时的内忧外患，担当起天下的重任。他的努力和愿望在他的学生和后学那里实现了。朱次琦最终将他的学生 [[ 康有为 ]] 等人托上了新旧思想交汇的风口浪尖。

1908年，康有为撰写了《朱九江先生佚文序》，文中写道:"其行如碧霄青天，悬崖峭壁;其德如粹玉馨兰，琴瑟彝鼎;其学如海;其文如山;高远深博，雄健正直。盖国朝二百年来大贤巨儒，未之有比也。""以躬行为宗，以无欲为尚，气节摩青苍，穷极问学，而以经世救民为归。" "先师 [[ 朱九江 ]] 先生，于书道用功至深，其书导源于平原，蹀蹼于欧、虞，而别出新意，所谓鹰隼攫搏，握拳透爪，超越陷阱，有虎变而百兽跧气象，鲁公以后，无与伦比。"盛赞令师的德才学行。

他的学生简竹居，生平尊崇 [[ 九江 ]] 先生，曾为老师写过《朱九江先生年谱》，辑《朱九江先生集》十卷。并著有《朱九江先生讲学记》 。

[[ 康有为]](1858年-1927年)1876年乡试落榜后，到礼山草堂拜读在朱次琦门下。此前，他曾跟随过六七位老师，但直至来到朱次琦门下，他才深感找到了真正的导师。用康有为自己的话说，好像疲惫的旅人终于找到落脚的地方，又好像盲人睁开眼睛看到了光明，"乃洗心绝欲，一意归依"。

在朱次琦的指点下，康有为对几千年中国学术文化史的脉络初步融释;在老师独立思考的精神影响下，康有为试图以自己的眼光重新审视各家学说。然而，康有为毕竟比老师年轻了半个世纪，且师从朱次琦之前他就有机会读到《瀛寰志略》和《地球图》等书，对当时西方文化已略有所知。暮年的朱次琦由于长期隐居，与外面的世界比较隔阂，他深厚的传统学养渐渐满足不了这个年轻而志大才高的弟子。两年后， [[ 康有为 ]] 离开了礼山学堂，他日后在中国学术思想界引发的飓风和地震，也与他的老师朱次琦的思想观点相去甚远。然而，康有为始终非常爱戴尊敬朱次琦，并视朱次琦为指路的良师，他经世救民的宏伟愿望，无疑也出自朱次琦的启示。

[[ 简朝亮]](1851年-1933年)恪守师说，持身耿介，淡泊功名，不事标榜，被认为是最能继承朱次琦学说的人，有大儒风范。简朝亮24岁开始跟随朱次琦学习，科场不顺，屡试不第，39岁后绝意科场，专心读书和讲学。他先后在广州、 [[ 顺德 ]] 、阳山等地讲学，以朱次琦修身读书的教学要旨为本;他数十年潜心疏证儒家经典，著有《尚书集注述疏》、《论语集注补正述疏》、《孝经集注述疏》、《读书堂问答》等。在整理传扬朱次琦事迹方面致力颇多，编有《 [[ 朱九江 ]] 先生讲学记》和《朱九江先生年谱》，还编辑朱次琦所遗诗文，成《朱九江先生集》。不过，简朝亮的治学未能跟上时代的变化，比如在西学已大行其道的时代，他仍认为西学乃继承汉学的弊端，则显得闭塞和保守了。

梁耀枢(1832年-1888年)是朱次琦学生中科名最显著的一位。他跟随朱次琦时间比较长，成举人后仍留在朱次琦身边学习。他1862年中举，1871年登进士，为状元。他是广东最后一位状元，历任翰林院修撰、 [[ 侍读学士、詹事府少詹事 ]] 、湖北 [[ 学政 ]] 、山东学政等职。他为官谨敏，遗传下来的文字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