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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袁
,→辽东三袁
公安派在解放文体上颇有功绩，“一扫王、李云雾”（《公安县志·袁中郎传》），游记、尺牍、小品也很有特色，或秀逸清新，或活泼诙谐，自成一家。但他们在现实生活中消极避世，多描写身边琐事或自然景物，缺乏深厚的社会内容，因而创作题材愈来愈狭窄。其仿效者则“冲口而出，不复检点”，“为俚语，为纤巧，为莽荡”，以至“狂瞽交扇，鄙俚大行”（[[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后人评论公安派文学主张的理论意义超过他们的创作实践，是为公允之论。
=辽东三袁=
明末辽东有三袁，袁崇焕、袁可立、袁应泰，后人称“武三袁”。“武三袁”中除袁可立光荣退休寿终于家，其余二人皆无善终，袁崇焕被晚明朝廷冤杀，袁应泰殉国于阵前。袁崇焕在天启年先后取得了宁远保卫战，宁锦保卫战的胜利，但受到阉党排挤而辞职还乡。崇祯登基后，受新皇帝重用，训练扩充了著名的关宁军，构筑关宁锦防线，崇祯二年，皇太极绕道关宁，自喜峰口破关，袁崇焕千里勤王，于广渠门重创后金军，随后被皇太极施反间计而下狱 [1] ，在之后的八个月中，更是深陷党争旋涡，最终沦为党争的牺牲品，于崇祯三年八月惨遭磔杀。袁可立“驭事多方略”（《睢州志》），其抚登、莱，辽海水师成为牵制后金的有生力量，与枢辅孙承宗共议战守，使金人数年之间蜷伏其地不敢妄动。袁可立反对过袁崇焕的“议和”：“袁经略遣僧吊赠，公力诋其辱国”( 黄道周《[[节寰袁公传]]》)，也汲取过袁应泰的失败：“臣（袁可立）念辽阳以纳降陷城，广宁以判官诱败，兴祚之言未可全信，又思因间用间，实兵家妙用。”（《明熹宗实录》）袁可立官兵部左侍郎加兵部尚书，惜受其同年高攀龙等东林士子影响太深，与阉党矛盾过于表面化，不得久居其位。黄道周曰：“公去登莱不数载，而登莱遂败。公一意治师，塞要害，焚盗粮，联络诸岛，收复旅顺，而海上晏然。 …公去又十余年，而朝鲜沦陷。”（黄道周《节寰袁公传》）袁应泰无才而当大任，终丧辽东并天下强兵10余万，其罪浮于杨镐也！然应泰已用命，不足深苛，故首罪者，唯荐者而已。袁应泰死事甚烈，堪可嘉恤。
当其之时，“一方豪杰皆在老公祖（袁可立）幕下”（高攀龙《答袁节寰中丞》）。袁可立负责“节制两镇（登州和东江），凡一应兵马钱粮征收调遣防剿功罪尽归经理”（《[[明熹宗实录]]》）。他运筹帷幄，指挥大将军沈有容、节制悍将毛文龙多次挫败后金对明朝沿海一带的侵扰，取得了夜袭金州等一系列大小战役的胜利。袁可立为了向前推进沿海防御，曾多次替毛文龙向朝廷募兵请饷，他说：“奴酋逆天顺犯，于今七载。赖毛帅倡义，屡获奇捷，大张挞伐之气。据所报功级解验，前后大小三十余战，斩首共一千九十七级数逾，上捷者共五次，总获器械、弓箭等件共五万。当我圣主宵旰之时，人心危惧之日，海外有此奇功！（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由于袁可立对武将的重视，遭到当权者不满，由此也遭到一些保守派官员“登莱巡抚袁可立每代为奏请”（《明史》）的反对和非议。袁可立御文龙多得牵制之功，是登莱十四任巡抚中最有作为的一任。天启三年十月，皇帝嘉奖道：“巡抚佥都御史袁可立厥治行劳哉，赐汝朱提文蟒。汝嘉而毛帅骄愎不协，蛊于兵，满蒲昌城袭报用敢献功。”袁可立奉旨核查毛文龙的战报和军饷，由此又为毛所忌恨。时朝中阉党横行，毛令人多方诋毁袁可立，袁可立七上疏辞官予告。可立去，毛文龙无人能御。
天启四年五月，皇帝谕户、兵、工三部及内阁：“朕览登莱巡抚袁可立塘报，……朕思奴酋所谋其意不小，是以朕不无东顾之忧，特谕！”（《明熹宗实录》卷四十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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