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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企孫'''（1898年7月16日－1977年1月13日），也作葉企孫，名鴻眷，字企蓀，以字行，男，漢族，江蘇省上海縣人，中國20世紀著名物理學家、物理教育家，是中國近代物理學的奠基人之一。

==一生解不開的結，是他的學生熊大縝==

文革後期獲釋，他一度在中關村大街上乞討，雙腿腫脹，身子屈成九十度。

1986年，在[[呂正操]]將軍的努力下，他和熊大縝終於得以平反。此時距離他去世，已十年之久；而他的學生熊大縝，冤死已近五十年。

他為新中國培養了79名院士，無黨無派，最終卻淪為國家罪人。

在文革中，他被清華附中的紅衛兵批鬥致死。他嘆道：現實的引力太沈重了。

1948年底，解放軍逼近清華園，此時的[[葉企孫]]依然故我，他一生沒參加任何黨派，也不追隨任何黨派。他沒有上國民黨派來“搶救”教授的飛機，留在清華園，等待解決，因為他相信共産黨也是要辦教育、搞科學的。

1949年5月，[[葉企孫]]欣然受命擔任清華大學校務委員會主席。

1952年，對于上級下達的院系調整方案，他認為不妥，出于對教育事業的責任心，他自己搞了一個清華大學的調整方案，結果遭到從上到下的批評。對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運動，他是有抵觸情緒的，大多數知識分子在這場運動中自覺不自覺地跟上了潮流，而他成了“落伍者”，他被指責為對“思想改造”沒有熱情，“分不清敵我界限”，比如梅贻琦是上級點名要批判的“敵人”，而葉企孫竟對他留戀，並為他的一些言行辯護。解放初，國內在對薩本棟的評價上頗有爭議，一些名學者甚至在公開場合也有抵毀薩的言行，葉企孫一生難得撰文，這時卻站出來寫了“薩本棟先生事略”一文，高度評價薩本棟對中國科學教育事業和清華物理系的貢獻。當然，他這樣做的結果，帶來的只能是更為激烈的指責和批評。面對現實，他不再作無謂的聲辯與反抗，他把別人批評他的話收集整理後，做了兩次公開檢討，總算被允許“通行”。

1952年10月，院系調整後，葉企孫被調到北大物理系任教，從清華大學負責人到北大的一個普通教授，職位是下降了，但他十分情願，因為在他看來，在新形勢下，思想不與上級領導合拍，工作很難進行。能以擺脫領導工作而致力于教學和研究，實在勝過違心的盲從。

到北大後至文革開始這一時期，他的生活還算安穩，沒有大的波動。公開場合，他不與人爭，以求安甯。甚至在學術會議上他也很少發言，而把精力放在教學和讀書上，以求為國家多培養些有用人才。周圍的人總的來說對他還是尊重的，有關方面也希望讓他的威望和學識發揮一些作用。他當選為一、二、三屆全國人大代表。表面上，他對許多政治問題，保持沈默，采取靜觀態度，然而他的內心是有一杆秤的，對各種社會現象，他都進行嚴格衡量，時時在私下不自覺地流露出他的看法，他認為李森科學說是僞科學，他主張學術研究應該兼容並蓄，自由發展，而不是搞什麽“階級鬥爭”；他對我國在外交上向蘇聯“一邊倒”的政策頗有意見，認為這對我國的發展是不利的；對于許多宣傳階級和階級鬥爭的書，他很不以為然，認為這些書完全是建立在階級分析等基本假設之上的，人們必須先接受這些基本假設才行，大鳴大放時，他有先見之明，認為說了也沒用，還可能會帶來麻煩，從而沒有成為“右派”，但他對于右派所受到的處理方法堅持認為不妥，在路上碰到右派學生也不避嫌，主動接近，給他們以安慰；“浮誇風”盛行時，他每日看報旁邊必放著紙和筆，對報紙公布的統計數字，一再核對檢驗，不受欺騙。

那些年裏，各種政治運動一個接著一個，但葉企孫因為沒有進行正面對抗，平安地度過了十幾年，他頭腦中繃緊的弦有些放松了，再加上一絲不苟的學術態度和正直感，“文革”前險些惹禍上身：1965年，《紅旗》雜志上發表了日本物理學家販田昌一《關于新基本粒子觀的對話》一文，有關方面召集北京的一部分著名科學家開展討論，絕大部分科學家在當時環境下自覺或不自覺地說了一些套話，機械地說明唯物辯證法對科學研究的指導作用，批判唯心主義和形而上學對科學發展的阻礙作用，葉企孫是唯一公開站出來唱反調的人!他覺得那樣去理解科學發展和評價著名科學家恐失之于教條。“對曆史上著名的科學家必須具體分析，給予正確評價”。並提出話難：“科學史上確有些例子，表明一個有唯心觀點或形而上學觀點的科學家也能做出重要貢獻，為什麽是這樣？”許多人為他的這一舉動而擔心，還算僥幸，“文革”隨後爆發，這件事便被衝淡了。

十年動亂開始時，葉企孫尚未受到衝擊，仍在堅守著教學崗位。然而，好景不長，1967年6月，國家經委、化工部、中國科學院的紅衛兵翻出熊大缜案批鬥呂正操時，前往北大葉企孫家中進行所謂調查，被北大的紅衛兵組織獲悉，立即貼出了“打倒C.C.大特務葉企孫”的大標語和大字報，繼而開始了對葉企孫的揪鬥、審查，並被關進牛棚。肉體上的折磨，人格上的侮辱，使他的身心備受摧殘，他精神近乎崩潰，得了幻聽症，天天“聽”到造反派們在廣播裏點名批判他並能對他的一切行動做出反應，多麽絕望的感覺!然而1968年6月28日，更大的厄運降臨，中央軍委辦公廳竟將他逮捕，關押時間長達一年多，1969年11月放回北大。這期間發生了什麽我們無從得知，他後來也絕口不提，說是已答應過要保密。

1973年教授體檢，醫囑需動手術治療，並警告若不及時采取措施，腎髒隨時可能壞死，然而葉企孫認為自己的病狀是人體自然衰老現象，他說，“這是一個不可逆過程，無須治療。”在他看來，他一生要做的事已基本做完，即使做手術治療能延長幾年壽命，也無多大意義。何況，幾年來，他已嘗夠了世態炎涼，一些本來應該幫助他而且也有能力幫助他的人，避之猶恐不及，提起他的名字就諱莫如深，更不必說主動來過問他的病情，這就更加速了“不可逆過程”的進展。

葉企孫去了，然而以他為主角的悲劇卻仍在繼續，北京大學有關方面為再次表示“寬大”，根據“敵我矛盾按人民內部矛盾處理”的辦法，于1977年1月19日召開了一個小規模的追悼會。從此之後的近十年間，他的名字和事迹很少有人提起，仿佛這個世界上從未有過葉企孫這個人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