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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於1950年代後期獲得博士學位，然後曾於 [[ 康乃爾大學 ]] 、 [[ 哈佛大學 ]] 、 [[ 約翰·霍普金斯大學 ]] 及 [[ 蘇黎世大學 ]] 任教，亦曾於 [[ 耶魯大學 ]] 法語及 [[ 比較文學 ]] 系任教，部分解構主義耶魯學派的思想正是在該處建立的。德曼於患癌症病逝後獲頒耶魯大學人文學科的斯特林教席。   然而，人們發現了二百多篇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為敵方報章所寫的文章，其中一份報章更帶有鮮明的反猶太人主義色彩，此發現令人重新審視他的生平及作品。

保羅的解構方法深受 [[ 德里達 ]] 的影響，但他的關注點、研究方法以及切入角度與德里達截然不同。德曼拒絕提供一套完整的、行之有效的理論體系，而寧願以細讀的批評策略潛入具體的哲學文本與文學文本。倘若細心梳理德曼的著作和論文，可以發現他的目光始終未曾離開以下幾個問題： [[ 浪漫主義 ]] 和後浪漫主義的重新評價、當代批評理論的狀況、傳統美學意識形態與修辭學。然而在他的批評生涯中，有過一次最顯著的、涉及方法論和語言觀的轉變，即從關注主體轉為關注語言的修辭。正是這一轉變標誌著他從 [[ 現象學 ]] 批評家變為解構批評家。

保羅的功績在於把解構思想引入文學理論。在《閱讀的寓言》中，德曼從語言的修辭維度入手解構文學作品,其"修辭解構策略"不僅以新的方式闡明文學文本，而且對語言學、哲學等問題也極有啟發。從 [[ 符號學 ]] 和 [[ 修辭學 ]] 的角度對德曼《閱讀的寓言》一書中提出的修辭閱讀策略加以考察,以期讀者及批評者能夠對文本中語言的修辭維度給予充分的重視。作為把解構思想引人文學理論的第一人，保羅·德曼在20世紀美國文壇上的地位是毋庸置疑的。德里達認為德曼在當代文學批評中貢獻斐然。他“使得大學內外、 [[ 美國 ]] 和歐洲之間的一切通道都重新暢通起來”(Jacques De幣da 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