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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宗新政的主要措施包括：第一、大量起用汉族官僚和士人，张珪、王结、王约、吴险等人都被召超擢。“士大夫遭迸弃者，咸以所长收叙；文学之士，则待以不次之除”。为召起虞集，朝廷遣使赴蜀未遇；求之江西，又不见；时虞集方省墓吴中，使至，乃受命趋朝。 可见当时朝廷起用儒臣心情之迫切。第二、推行“津助赋役法”，即在各地确定一部分田亩，“使应役之人更掌之，收其岁入以助役费，官不得与”。在苏湖地区，“凡民田百亩，令以三亩入官，为受役者之助”。此处所谓“入官”，仅指在各义上被征用为官田，实际上助役田多被分配到承当差役的各人户，归他们经营（自种或招佃），以其收入作为当役补贴。 第三、至治三年（1323年）正月，诏令朝臣听读审议仁宗时编纂的累朝格例，并将延祐二年之后新颁格例类集增补入内。二月，遂定名《 [[ 大元通制 ]] 》，颁行天下，一共有二千五百三十九条，其中断例七百一十七、条格千一百五十一、诏赦九十四、令类五百七十七。 是书条格和断例部分的篇目和编排，分别依照金《 [[ 泰和律令 ]] 》和《 [[ 泰和律义 ]] 》。《 [[ 大元通制 ]] 》中的许多条款，在形式上虽然属于临事制宜的个别指令或纪录公文，但它们作为单行法，对处理类似事务具有普遍的法律效能。因此，《大元通制》是具有法典性质和权威的官方政书，对于统一元朝的政制法程起了积极的作用，也体现了元廷通过颁布法典来加强它作为一个中原王朝的正统形象的用心。第四、清算太后集团遗毒，澄清吏治。十一月，答己死后甫两月，英宗再次发出“罢世祖以后冗置官”的诏令。翌日，即罢去徽政院。按徽政院原是侍奉皇太后的机构，答己死后撤罢徽政院本来理属当然，但在当时情况下，减罢“徽政院断事官、江淮财赋之属六十余署”，这一行动难免带有雷厉风行、倾其巢穴的政治色彩。与此同时，拜住把原先受铁木迭儿压制而未加追究的“诳取官币”案重新提出来，遂诛杀当时尚在世的铁木迭儿之子[[八里吉思]]以及[[刘夔]]、[[囊加台]]，仆铁木迭儿父祖碑，追夺其官爵及封赠制书，他的另一个儿子锁南也被黜职。  元英宗曾经想把征东行省（[[高丽王国]]）郡县化，罢征东行省，改立三韩行省，完全和[[元朝]]的其他行省一个待遇，“制式如他省，诏下中书杂议”，因为集贤大学士王约说：“高丽去京师四千里，地瘠民贫，夷俗杂尚，非中原比，万一梗化，疲力治之，非幸事也，不如守祖宗旧制。”得到丞相的赞同，设立三韩行省奏议没有实行。最终高丽国祚得以存续，高丽人知道后，为王约画像带回高丽，为之立生祠，并说：“不绝国祀者，王公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