變更

<p style="text-indent:2em;">1925年出版的《 竹林的故事》是他的第一本小说集，其后，相继创作有长篇小说 [[ 《 莫须有先生传》 ]] （1932年） 、《 桥》（1926-1937年）、《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1947年）（后两部都未完成）以及短篇小说、散文、诗歌若干，且后三者皆有极高的造诣。

2、1917年考入国立[[湖北 ]] 第一师范学校]] ，接触 新文学，被新诗迷住，立志“想把毕生的精力放在文学事业上面”。毕业后留在武昌一所小学任教，期间开始与 [[周作人]]交往。

6、1929年，废名在重新改组的北平大学北大学院英国文学系毕业，受聘于 国立[[北京 ]] 大学[[中国]] 中国 文学系任讲师。次年和 冯至等创办《 骆驼草》文学周刊并主持编务，共出刊26期。此后教书，写作，研究学问，抗日战争期间回 [[黄梅县]]教小学，写就《阿赖耶识论》。

<p style="text-indent:2em;">像所有同时代的青年一样，基于对新文化的向往 与憧憬，1922年秋废名考入 [[北京 ]] 大学]] 预科英文班。在北大他结识了当时大名鼎鼎的 胡适、 周作人等人。胡适其时正在撰写 [[中国]]禅宗史，对来自禅宗圣地的黄梅人废名自是十分感兴趣，他经常邀废名到家里去喝茶聊天，谈禅论道。据 郭济访《梦的真实与美——废名》记载：有一次，胡适突然问废名：“你们黄梅五祖到底是在[[冯茂山]]，还是冯墓山？我在 法国图书馆看敦煌石窟发现的唐人写经作[[冯墓山]]。”废名根据自己儿时的有关记忆作了回答，引起了胡适的高度注意。正是这样的一些交谈，使废名大开眼界，他开始认识到了家乡黄梅在历史文化史上的重要价值，可以说正是带着这样的一种自豪感，废名开始了对于佛禅之学的自觉的认识与了解。

<p style="text-indent:2em;">[[ 抗日战争]] 胜利后，废名再一次经历思想大变，这一时期尽管只有四首小诗，却不可小觑。废名经历九年跑反、避难，开始同情于“人类的灾难”，痛恨于“人类的残忍”，呼吁和平，诅咒战争，追求真理。

现实性加强是此一时期创作的一个重要变化。在前期他尽量回避、淡化甚至消解作品中的现实功利意义，尽量为自己营造一个宁静的“梦”境，但之后我们从废名作品中又重新可以看到社会与时代的影子，又重新可以感到社会现实所赋予作者的喜怒哀乐，正如莫须有先生所说：“世上没有一个东西不干我事，静极却嫌流水闹，闲多翻笑白云忙。”《莫须有先生传》尽管在创作时间上与《桥》相去不远，但即使是在写《桥》的时候，废名的思想也已开始显得“凌乱”，一方面，他留恋于“拂尘即净”的“梦”，那便是[[《桥》]]，另一面却又显示着对现实实有世界的莫大兴趣，预示着其思想上将朝着新的一路发展，《莫须有先生传》便是这种思想的产物。《莫》是一部在风格上 与《桥》截然不同的作品。废名曾称他的《莫须有先生传》是学习莎士比亚和《堂·吉诃德》的结果，他在与鹤西的一封通信中说：“我是想到了 莎士比亚与西万提斯他们两位。他们似乎不象Flaubert那样专心致志做文章了，只是要碗饭吃。他们真是‘顶会作文章的人’！他们的文字并不是做得不多不少，你不可以增减一字，他好象就并不在乎，而我们在这里看得见一个‘完全’的人了。顶会作文章的人大概就是一个生活的能手，乘风破浪，含辛茹苦，随处可以实验他的生存的本领，他大概是一个‘游民’，逐水草而居了。…… [[屠格涅夫]]说西万提斯的《吉诃德先生》是代表一个理想派，……我的意思则适得其反，他是——他是一个‘经验派’，耍了一个猴戏给我们看。”在废名看来，顶会作文章的人是不避现实生活的，亦非 不食人间烟火，他应该是“逐水草而居”，应该是“经验派”。《莫》是以作者西山卜居这一段现实生活为蓝本的 自传体作品，是现实的，[[卞之琳]]评价说“是写他自己的‘狂人日记’，他对当时的所谓‘世道人心’笑骂由之，嘲人嘲己……自有他的‘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注：卞之琳：《冯文炳选集·序》， [[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5年版。）。废名的“逐水草而居”很使我们想起禅师们的“饥来则食，困来即眼”的生活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