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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江战役===
敌人利用宽阔的湘江构成了第四道封锁线，红军前有湘江拦阻，左有广西军，右有[[河南]]军，后有中央军和广东军阀穷追不舍，处境万分险恶。25日，中央军委发布抢渡湘江的作战命令，令中央红军分四路纵队，迅速抢渡湘江，通过敌第四道封锁线。26日，红1、3军团主力迅速前进，先头部队红2、4师各一部于27日在[[广西]]的兴安、全州间抢渡 [[ 湘江 ]] ，至当日晚，红军已控制了界首至屏山渡之间60华里长的湘江两岸。此时，军委纵队距最近的湘江渡河点只有80多公里，如果轻装急行军，一天即可赶到。可是，由于山路狭窄，加之后续部队携带着从苏区运出的大量物资，行动迟缓，每天只能走二三十公里，宝贵的机会白白地丧失了。11月29日，敌人向正在渡江的 [[ 红军 ]] 发起了进攻。两岸的红军战士，为掩护党中央安全过江，与优势的敌军展开了殊死决战。红军的阻击阵地上，炮弹和重磅炸弹的爆炸声不绝于耳，许多来不及构筑工事的战士们被震昏了，耳鼻出血。装备单一的红军要用血肉之躯抵挡敌人飞机和重炮的狂轰滥炸，战斗的残酷可想而知。但“保卫中央纵队安全渡江”的口号仍响彻在阵地上空。12月1日，战斗达到了白热化程度，敌人对我发动了全线进攻，企图夺回渡口，歼我于半渡中。这是生死存亡的一战，是意志的较量。狭路相逢勇者胜。红军将士硬是用刺刀、手榴弹打垮了敌军整连、整营的一次次进攻，湘江两岸洒下了无数红军将士的鲜血，渡口始终牢牢地掌握在红军手中。至当日17时，我中央机关和红军大部队终于拼死渡过了[[湘江]]。[[湘江战役]]是中央红军突围以来最壮烈、最关键的一仗，我军与优势之敌苦战5昼夜，终于撕开了敌重兵设防的4道封锁线，粉碎了蒋介石围歼红军于湘江以东的企图。但红军也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和军委两纵队，已由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到3万人。
===遵义之战===
红军将士以藐视一切困难的革命精神，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历尽艰辛，终于在8月底以前到达[[班佑]]、[[巴西]]地区，左路军也于8月20日经过草地到[[达阿坝]]。班佑以东的上下包座位于松潘北部，群山环抱，地势险要。守敌胡宗南部独立旅第2团凭借山险林密，筑以集群式碉堡，构成一个防御区，卡在红军进入甘南的必经之路上。[[胡宗南]]发现红军过草地北上，急令第49师由松潘以北的敌人支援包座，并在上、下包座至阿西一线堵截红军。消灭包座之敌，开辟前进道路，是摆在右路军面前的迫切任务。[[徐向前]]主动向党中央建议，攻打包座的任务由第四方面军部队来承担，并准备采取围点打援的战法，求歼包座和来援之敌。
[[File:第五次反“围剿4.jpg|有框|右|[http://www.people.com.cn/mediafile/pic/20141205/92/17651749816595548908.jpg_600_326_392468/0 原图链接][http://hb.people.com.cn/BIG5/n/2015/0106/c343605-23464038.html 来自搜狗 的图片]]]
29日黄昏，部队发起攻击。经一夜激战，红军扫清外围据点，残敌退入 [[ 大戒寺 ]] 后山碉堡负隅顽抗，等待援兵。为诱敌来援，红军对其围而不攻。30日夜，援敌49师先头部队291团进抵大戒寺以南，为诱敌深入，红30军以264团略作阻击便且战且退，至当日下午，敌49师全部被诱入我伏击圈内。下午3时，我军向敌人发起总攻，隐蔽在山上的红军将士一齐向敌出击，敌49师被分割成3块，首尾不能相顾。刚刚走出 [[ 草地 ]] 的红军英勇拼杀，在气势上完全压倒了敌人。经七八小时的激烈战斗，我军终于在当晚将胡宗南的第49师全部歼灭，敌师长伍诚仁受重伤后跳河自杀。固守在大戒寺后山高地的300余敌人，见大势已去，在我军政治攻势下全部缴械投降。此役是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的一个大胜仗，我军歼灭包座地区守敌及援敌49师的大部，共毙、伤、俘敌5000余人，缴获轻重机枪50余挺，长短枪1500余支，还缴获了红军急需的牦牛、骡马、粮食、弹药等军用物资，扫清了红军北上的障碍，打开了向甘南进军的通道，使敌企图把我困在草地的阴谋彻底破产。
===张国焘===
[[王明]]（1904～1974）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领导人。原名陈绍禹。安徽金寨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秋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得到校长[[米夫]]的赏识。在米夫的支持下，他逐步成为教条主义宗派的首脑人物，1929～1930年间王明和其他一些教条主义者陆续从苏联回国。12月米夫以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身分来华。王明等人在米夫支持下迫使中共中央于 1931年1月召开六届四中全会。王明在这次会议上被选为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实际上主持中共中央的工作。同年10月去[[苏联]]，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 、书记处候补书记。
1931年到1934年间王明等人掌握了中共中央领导权，在政治上和军事上推行教条主义、“左”倾冒险主义，使中国革命事业遭到严重危害。1935年1月遵义会议批评了这种错误，结束了他们在中共中央的统治。王明在1937年11月回国，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主张对国民党只要团结、不要斗争，使他领导的地区革命事业又受到严重损失。1938年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决定撤销 [[ 长江 ]] 局，免去他的书记职务。1942年 [[ 延安 ]] 整风运动他受到了严厉批评。1945年4月中共中央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作出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当时王明给全会写信对决议表示“完全同意和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任中央法律委员会主任、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员会主任委员、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等职。1956年被选为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但已去 [[ 苏联 ]] 就医，从此拒不回国。60年代及70年代他写了许多文章和小册子，攻击中国共产党。1974年3月27日卒于 [[ 莫斯科 ]] 。<ref>[https://www.docin.com/p-919577110.html 中国革命(授课版)]，豆丁网</ref>
===顾祝同===
===错误方针===
第四次“围剿”失败后，经过短暂休整，[[蒋介石]]开始准备第五次“围剿”。1933年7月，蒋在 [[ 江西 ]] 庐山开办陆军军官训练团，分期分批训练中级以上军官。训练“惟一的目的，就是要消灭赤匪，所以一切的设施，皆要以赤匪为对象”。对应其“从前剿匪剿不了，并不是我们武力不够，而是我们精神不良”的认识，训练团特别注重战斗、团结精神的教育。训练结果，按蒋自己的说法：“因为时间过于短促，对于学术科没有多大的进步，但是各人的精神思想，和所表现的仪容、态度、动作，比两星期以前，完全不同了。”同时，干部集中、朝夕相处对来自各地方、各派别的军官“把眼前畛域派别的观念，和频年交相火并的宿怨前隙，不期然而然的消弭泯灭”，也发挥了一定作用。
以[[红军]]作为假想敌，郑重其事地开办庐山训练，反映蒋介石对再一次与红军作战的充分重视，如他所说：“此次剿匪，实关党国与本军之存亡，不可以大意轻易出之。”这和第一、二次“围剿”时视红军为“地方事件”，仅出动一些杂牌部队有重大差异。吸取前几次“围剿”失败的教训，蒋将新一次“围剿”定位为军事、政治、经济、社会的总体战。基本原则为“三分军事，七分政治”：即“用三分的力量作战，用七分的力量来推行作战区的政治”，“一方面要发挥军事的力量，来摧毁土匪的武力；一方面要加倍地运用种种方法，消极地来摧毁土匪所有的组织，及在民众中一切潜势力”。秉着总体战的思路，国民党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政治、经济、社会政策，严密统治、收揽人心，其中，对苏区最具威胁的是封锁政策。通过实行严密的经济、交通和邮电封锁，严禁粮秣、食盐、工业品和原材料等物资流入苏区，断绝其与外界的联系，蒋介石判断：“匪区数年以来，农村受长期之扰乱，人民无喘息之余地，实已十室九空，倘再予以严密封锁，使其交通物质，两相断绝，则内无生产，外无接济，既不得活动，又不能鼠窜，困守一隅，束手待毙。”用心既狠且辣。
===战力悬殊===
蒋介石在第五次“围剿”中选择持久消耗的作战方针，和当时国内外相对有利的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周恩来]]曾经谈到，蒋介石在“第五次‘围剿’时能动员五十万军队发起进、实行封锁，那是他势力最强大的时期”。确实，和前四次“围剿”几乎一直在国内外动荡局势中进行相比，第五次“围剿”进行过程中， [[ 南京 ]] 政府内外环境相对宽松，给了其从容展布的机会。从外部环境看，当时对国民政府压力最大的[[日本]]压迫有所缓和。[[长城]]抗战并签订《塘沽协定》后，日本在华北活动告一段落，北方的压力暂时有所减轻，此后直到第五次“围剿”结束，日本在华北一直未有大的动作，[[南京]]政府获得第三、四次“围剿”以来相对稳定的外部环境。与此同时，南京政府积极调整对外政策，与英、美等国加强联系，行政院副院长、财政部长宋子文于1933年4月开始长达半年的欧美之行，并与美国订立5000万美元的棉麦借款合同。[[宋子文]]之行被认为标志着“南京政府对欧美国家实行经济开放政策的起端”。
在加强经济联系同时，南京政府向西方国家大量订购武器装备，据中央信托局统计，1933年和1934年两年间，购买军火费用达6千多万元。这些，既加强了南京政府与西方国家间的政治、经济联系，又提高了其军事装备和统治能力。第五次“围剿”期间，国民党军出动装甲部队，并购买一批德国山炮投入进攻，发挥了相当效果。[[粟裕]]回忆：“十九师是红七军团的主力，战斗力强，擅长打野战，但没有见到过装甲车……部队一见到两个铁家伙打着机枪冲过来，就手足无措，一个师的阵地硬是被两辆装甲车冲垮。”红军两个主要军团指挥者[[彭德怀]]和[[林彪]]都注意到：“蒋军在第五次‘围剿’时，技术装备比以往几次有所加强。”“每连有多至六挺的机关枪，至少也有一挺。我们在敌机枪下除非不接近，一接近一冲就是伤亡一大堆。”
===资源困窘===
当国民党方面制订出持久消耗的作战方针时，其所依恃、针对的即为中共作战资源的短缺，应该说，这确实击中了中共反“围剿”作战的弱点。作为被迫面对战略决战的一方，中共在作战资源上远远无法和国民党抗衡。中共自己承认：“照物质上的力量比较起来，白军真可以两三个月‘荡平赤匪’。”当 [[ 红军 ]] 未能打破国民党军的封锁，被迫退入苏区基本区域进行保卫战时，这一弱点更暴露无遗，长期从事后勤工作的红军将领总结道：“根据地人民竭尽全力，也不能保证及时供应，这也是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之一。”
在消耗作战中，人力资源是决定战争成败的重要一环。作为全国广大区域控制者，国民党进行持久消耗的人力资源和兵力来源可保无忧，而中央苏区本身地域有限，且位于人口稀少的山地地区，数量上处于绝对劣势。苏区总人口仅300万人左右，经过累年军队输送后1933年初乐观的估计“尚有七十万壮丁”，1933年5月至7月，扩大红军约5万人，1933年8月至1934年7月中旬扩大红军数达到11.2万多人，总计约16万人，已占到可征召壮年男子的近1/4。这其中还不包括各级政权工作人员、工厂工人、前后方夫役以及不能加入部队的地主、富农分子等，如果总计起来，大部分可以参加红军的青壮男子实际都已被征发。
据毛泽东1933年底的调查，兴国长冈乡全部青壮年男子（16岁至45岁）407人，其中出外当红军、做工作的320人，占79%。 [[ 上杭 ]][[ 才溪 ]] 乡全部青壮年男子1319人，出外当红军、做工作的1018人，占77%。大量青壮年男子投入前方后，农村劳动力严重缺乏，1934年4月，[[兴国县]]的红军家属达61670人，留在后方的基本都是老弱病残。虽然苏区中央努力动员妇女参加田间劳动，并加紧“调动地主富农举行强迫劳动”，以最大限度地“节省我们工农群众自己的劳动力”，但劳动力缺乏仍然成为突出问题，1934年春耕期间，主要因劳动力缺乏，各地“尚未莳好的荒田，不下十二万担”。
===自毁长城===
中央苏区是人民革命的产物，民众的支持和苏区的存亡息息相关。不可否认，通过土地革命和一系列的社会革命措施，中共在中央苏区获得了相当高的支持度。国民党方面编撰战史承认：“现匪军之所谓战斗员，苏区农民，几占十分之七八，彼等皆被伪政府所欺骗利诱，即每人或分有田地，或惑于所谓‘红军眷属优待条例’，故在匪军中较为坚决可靠。”红军在前几次“围剿”中的胜利，除战略战术运用成功外，民众的支持是不可或缺的一环。第一次“围剿”失败后国民党军所编战报注意到：“匪区民众，久受赤化，所得我方消息，即行转告匪军。”参加第三次“围剿”的 [[ 蔡廷锴 ]] 谈到其进入苏区后的情况：“地方群众在共党势力范围下，或逃亡，或随红军行动，欲雇挑夫固不可能，即寻向导带路亦无一人，至于侦探更一无所得，变成盲目。”
对中共与民众间的良好关系，蒋介石在1933年初也曾自叹不如：“讲到军纪方面，土匪因为监督的方法很严，无论官兵，纪律还是很好，所以在战场上能勇敢作战，而对于匪区一般民众，还是不十分骚扰。我们的情形老实说起来，是不如他们！”民众的拥戴是中共反“围剿”作战可资倚赖的最宝贵的政治资源。但是，1933年前后“左”倾领导人在苏区中央逐渐掌握控制权，推行一系列过左的社会、政治、经济政策，这些政策相当程度上损害了中共政权与民众间的关系，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中共对民众这一政治资源的拥有和发展。加上中共在早期政权建设过程中经验不足，行政体制和监督机制不健全，在初期理想主义的热情消退后，各级政权中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现象滋生，也影响到了中共政治力量的发挥。这些问题在军事紧张的特殊形势下，更进一步被暴露和放大。
==战争评价==
此战，持续1年之久，是我军战史上第一次重大的军事失败，其根本原因是战略指导上的失误，中央 [[ 苏区 ]] 军民全力以赴，为保卫苏区，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付出了巨大代价，给予国民党军大量杀伤。但由于中共中央实行错误的军事战略和作战原则，使这次反“围剿”作战始终处于被动，以致在红军遭到严重削弱、中央苏区大部丧失的情况下，被迫进行战略转移，开始长征。不过 [[ 李德 ]] 回忆说在国民党采取逐步结营稳扎稳打的前提下，如何进行游击战，这个问题没有得到回答。<ref>[http://dangshi.people.com.cn/GB/165617/166495/10002947.html 第五次反“围剿”],人民网</ref>
==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