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瑪麗·沃斯通克拉夫特

瑪麗·沃斯通克拉夫特
圖片來自itsfun

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英语:Mary Wollstonecraft,1759年4月27日-1797年9月10日),18世纪的英国作家、哲学家女权主义者。她在短暂的写作生涯中,完成了多篇小说和论文、一本旅行书简、一本法国大革命史、一本conduct book以及一本童书。《女权辩护》(1792年)是沃斯通克拉夫特最知名的作品;在这本书裡,她提出:女性并非天生地低贱于男性,只有当她们缺乏足够的教育时才会显露出这一点。她认为男性和女性都应被视为有理性的生命,继而设想了建立基于理性之上的社会秩序。

对普通大众——特别是女权主义者而言,沃斯通克拉夫特的一生要比其作品更加引人注目,这主要是由于她另类的生活方式。在与无政府主义运动的先驱者威廉·戈德温结婚之前,沃斯通克拉夫特还有过两段不幸的爱情:其一是與画家亨利希·菲斯利,其二是和商人吉爾伯特·伊姆利。沃斯通克拉夫特与戈德温育有一女,即《弗兰肯斯坦》的作者玛丽·雪莱。沃斯通克拉夫特38岁时,生下次女瑪麗,不久死于产后并发症,遗留下几部未完成的手稿

在沃斯通克拉夫特死後,丈夫戈德温出版了《Memoirs of the Author of A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Woman》(1798年),其中透露了她另类的生活方式。本为纪念妻子的戈德温,却在无意之间将她的名誉破坏长达一个世纪之久。但是,随着20世纪初女权主义运动的兴起,沃斯通克拉夫特对性别平等的提倡以及对传统女性特质的批评开始变得日益重要。在现今,沃斯通克拉夫特被视作是feminist philosophy|女权主义哲学家的鼻祖之一,而女权主义者们也经常会提到她的生活与作品。

目录

生平

早年

1759年4月27日,沃斯通克拉夫特出生于伦敦东区斯毕塔菲尔德。父亲是爱德华·约翰·沃斯通克拉夫特(Edward John Wollstonecraft),母亲是伊丽莎白·迪克森(Elizabeth Dickson)[1]。她是家中长女,上有一兄,下有三弟兩妹。1763年到1768年,因为父亲继承了一笔遗产,想当绅士农夫不成的关系,故而经常搬家。1774年,父亲务农不成,全家搬回了伦敦郊区的霍克斯顿。在沃斯通克拉夫特年幼时,其家庭收入足以维持舒适的生活。可是,父亲却将家产耗费在了投机生意上,导致整个家庭逐渐地陷入了财政困难。沃斯通克拉夫特的少女时代是随着家庭的颠沛流离度过的。最后,他们的财政状况已发展到了极其危险的地步,以致于她的父亲甚至动用了沃斯通克拉夫特成年后将继承的遗产。此外,父亲还染上了酗酒的恶习,酒醉後便会对妻子拳脚相加。在这种环境下,年少的沃斯通克拉夫特为了保护母亲,经常在母亲的卧室门外向父亲撒谎。同时,她还对两个妹妹埃弗里娜(Everina)与伊利莎(Eliza)承担起了母亲的责任,并终身对她们照顾有加。譬如,在1784年,她劝服了可能患上了产后抑郁症的妹妹伊利莎,让她离开其丈夫与幼子;沃斯通克拉夫特甚至还为伊利莎的逃跑制定出了周密的计划——这也从一个侧面展现出了她敢于挑战社会准则的勇气。后来妹妹和妹夫合法分居,妹妹未获得监护权,不过小孩未满周岁即逝世。这件事让伊利莎付出了沉重的代价:除了遭到社会的谴责外,不能再婚的她只能选择孤苦伶仃地度尽其一生。

两段友情塑造了沃斯通克拉夫特早年的生活。其一是在贝弗利与简·阿登(Jane Arden)建立的友情。她们俩经常在一起读书,并一同倾听阿登的父亲——一位自封的哲学家及科学家——发表的演说。沃斯通克拉夫特十分喜爱阿登家庭的理性氛围,并珍视她与阿登的友谊,有时甚至还掺杂了一些情感上的占有欲。在沃斯通克拉夫特给阿登写的信中,她写道:“我已经形成了对友情的浪漫观念……我对自己对爱情和友情的想法感到有点奇怪;我要么就必须占据第一位,要么就不要。”这种在写给阿登的一些信里已展现出的易变而忧郁的情绪,后来伴随了沃斯通克拉夫特一生。1775年,沃斯通克拉夫特认识了挚友范妮·布拉德(Fanny Blood),而这正是她的另一段友情——这段友谊对她而言更为重要。范妮·布拉德是霍克斯顿的克莱尔夫妇(Clares)的女儿,也正是这对夫妇把她介绍给沃斯通克拉夫特;沃斯通克拉夫特视布拉德为打开她心扉的人。在其一生中,沃斯通克拉夫特都没有中断对布拉德与她的家人的援助:其中的一个典型例子是,她曾多次向布拉德的兄弟提供金钱上的帮助。

參考文獻

  1. Flexner, Eleanor. Mary Wollstonecraft. Baltimore, MD: Penguin Books. 1972: 9–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