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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咏荆轲

 

 

 

咏荆轲》是晋宋之际文学家陶渊明创作的一首借史咏怀、托古言志的咏史诗。此诗以极大的热情歌颂了荆轲刺秦王的壮举,充分地表现了诗人对黑暗政治、强暴势力的憎恶和铲强除暴的愿望。全诗大部分篇幅都用来写荆轲之行,以此着力渲染荆轲不畏强暴、义无反顾的慷慨悲壮之举;刺秦王的过程只以“图穷”以下四句简要叙述;诗的最后两句,体现了诗人对奇功不建的无限惋惜之情。此诗写得笔墨淋漓,慷慨悲壮,在以平淡著称的陶诗中别具一格。

创作背景

这首诗同《咏三良》《咏二疏》是陶渊明三首著名的咏史诗,三篇体制大体相当,当为同一个时期的作品。但具体创作时间大致有两说:一说作于南朝宋武帝永初二年(421)之后不久,约在永初三年(422),陶渊明五十八岁;一说约在东晋安帝义熙十年(414),当时陶渊明五十岁,与《杂诗十二首》写作时间相近。关于荆轲之事,《战国策·燕策》《史记·刺客列传》都有记载,其基本情节是相似的

作品鉴赏

整体赏析

陶渊明的这首诗取材于《战国策·燕策》《史记·刺客列传》等史料,但并不是简单地用诗的形式复述荆轲刺秦这一历史故事。诗人以豪迈的诗笔塑造了一个除暴勇士的生动形象,用惋惜赞叹的语言歌颂了荆轲的壮烈活动,抒发了诗人内心无限的感慨。

诗的头四句,从燕太子丹养士报秦,引出荆轲。不仅概括了荆轲入燕,燕丹谋于太傅鞫武,鞫武荐田光,田光荐荆轲,燕丹得识荆轲,奉为“上卿”等等经过,而且,一开始便将人物(荆轲)置于秦、燕矛盾之中,又因为这个人物是最出众、最雄俊的勇士,于是乎他自然成了矛盾一方(燕)的希望之所托。那么,故事的背景,人物的位置,及其肩负之重任,大体都已亮出,所以说这四句是“已将后事全摄”。正因为如此而形成了矛盾的发展、人物的命运等等悬念。下面接着就写荆轲出燕,在临行前,史书中有荆轲等待与其同行的助手,而“太子迟之,疑其改悔”,引起荆轲怒叱太子,且在一怒之下,带着并不中用的秦舞阳同行的记载。诗人略去这一重要情节,而代之以“君子死知己,提剑出燕京”。

这后一句逗出下文,而前一句显然是回护了燕丹的过失,但这样写却与首句的“善养士”相呼应。既使得内容和谐统一,一气贯注,也使得笔墨集中,结构浑成。易水饯行,《战国策》与《史记》是这么写的:“遂发,太子及宾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由平缓而渐趋激昂。诗人则不然,他首先插入:“素骥鸣广陌,慷慨送我行。”素骥,白马。马犹如此,人就自不待言了,诗的情绪一下子就激发起来了。因而“雄发”二句的刻画——头发直竖,指向高高的帽子;雄猛之气,冲动了系冠的丝绳——虽不无夸张,但却由于情真意足而显得极其自然。易水饯别,也正是在这种气氛中酝酿和展开的激昂悲壮的一幕。高渐离、宋意……一时燕国的豪杰,都列坐在饯席之上。

寒水哀风,击筑高歌,声色俱现,情景相生,送者、行者,无不热血沸腾,慷慨流涕。“心知去不归,且有后世名。”又一笔折到行者,道出了行者的决心,写出了行者的气概,而这也就是这幕戏的意图与效果之所在。“登车”六句写荆轲义无反顾,飞车入秦,使上述的决死之心与一往无前的气概,从行动上再加以具体的表现。其中“凌厉”二句亦属诗人的想像,它好似一连串快速闪过的镜头,使人物迅逼秦廷,把情节推向高潮,扣人心弦。诗中以大量笔墨写出燕入秦,铺叙得排荡淋漓,而写到行刺失败的正面,却是惜墨如金,只用了两句话——“图穷事自至,豪主正怔营”。

前一句洗练地交代了荆轲与燕丹在地图中藏着利刃以要劫、刺杀秦王的计谋,同时也宣布了高潮的到来,后一句只写秦王慌张惊恐,从对面突出荆轲的果敢与威慑,而对荆轲被秦王左右击杀等等,则只字不提,其倾向之鲜明,爱憎之强烈,自在不言之中。作者以有限的篇幅,再现了雄姿勃勃的荆轲形象,也表现了作者剪裁的功夫与创造的才能。诗的最后四句,便是直截的抒情和评述,诗人一面惋惜其“奇功”不成,一面肯定其精神犹在,在惋惜和赞叹之中,使这个勇于牺牲、不畏强暴的形象,获得了不灭的光辉、不朽的生命。可以看得出诗人是以饱蘸感情的笔触,写下了这个精彩而又有分量的结尾。

发思古之幽情,是为了现实。不过这“现实”亦不宜说得过窄过死(如一些论者所言,这首诗是诗人出于“忠晋报宋”而作)。

首先,因为陶渊明反复地说过:“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谁言行游近,张掖至幽州”(《拟古》之八);“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之五)。这说明在作者的生活、志趣和性格中,也早已具有着豪放、侠义的色彩。其次,诗人也曾出仕于晋,不过他说这是“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归园田居五首》),悔恨之情溢于言表,足见“晋”也并不是他的理想王国,当然“宋”亦如此。这些都是不必将《咏荆轲》的作意胶柱于“忠晋报宋”的理由。诗人一生“猛志”不衰,疾恶除暴、舍身济世之心常在,诗中的荆轲也正是这种精神和理想的艺术折光。说得简单一点,便是借历史之旧事,抒自己之爱憎,这样看是比较接近诗人心迹的。这首诗的影响也正在此。

此诗按照事件的经过,描写了出京、饮饯、登程、搏击几个场面,尤其着力于人物动作的刻画,塑造了一个大义凛然的除暴英雄形象。比如,“提剑出燕京”,写出了荆轲仗剑行侠的英姿;“雄发指危冠,猛气充长缨”,更以夸张的笔法写出荆轲义愤填膺、热血沸腾的神态。而“登车何时顾”四句,排比而下,一气贯注,更写出了荆轲义无反顾、直蹈秦邦的勇猛气概。诗中虽没有正面写刺秦王的场面,但从“豪主正怔营”一句,可以想见荆轲拔刀行刺之时那股令风云变色的虎威。这首诗还通过环境气氛的渲染来烘托荆轲的精神面貌。最典型的是易水饮饯的场景。在萧杀的秋风中、滔滔的易水上,回荡着激越悲壮的乐声,“悲筑”“高声”“哀风”“寒波”相互激发,极其强烈地表达出“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英雄主题。

名家点评

宋代朱熹《朱子语类》:“陶渊明诗,人皆说是平淡,据某看他自豪放,但豪放得来不觉耳。其露出本相者,是《咏荆轲》一篇,平淡底人,如何说得这样言语出来?”

清代张玉谷《古诗赏析》:“既惜之,复慕之,结得抟捖有力,遂使通首皆振得起。”

清代龚自珍《己亥杂诗》:“陶潜诗喜说荆轲,想见《停云》发浩歌。吟到恩仇心事涌,江湖侠骨恐无多。

作者简介

陶渊明(365—427),东晋诗人、辞赋家、散文家。一名潜,字元亮,私谥靖节。浔阳柴桑(治今江西九江)人。《晋书》《宋书》均谓其为系陶侃曾孙。曾任江州祭酒、镇军参军、彭泽令等,后去职归隐,绝意仕途。长于诗文辞赋。诗多描绘田园风光及其在农村生活的情景,其中往往隐寓着对污浊官场的厌恶和不愿同流合污的精神,以及对太平社会的向往;也每写及对人生短暂的焦虑和顺应自然、乐天安命的人生观念,有较多哲理成分。其艺术特色兼有平淡与爽朗之胜;语言质朴自然,而又颇为精练,具有独特风格。有《陶渊明集》[1]

参考文献

  1. 陶渊明诗选《咏荆轲》,澎湃新闻 2020年11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