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梵蒂冈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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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梵蒂冈关系，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罗马天主教会圣座（中华人民共和国官方以“梵蒂冈”称之）及其行政机构教廷之间的双边关系，双方因迟未撤离的教廷驻南京公使馆而在1949－1951年间有实质接触，但均未承认其合法性、甚至敌视对方而未建立外交关系，在此期间梵蒂冈教廷仍承认一路由南京、广州、重庆和成都迁往台北的中华民国政府，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南京后亦未将教廷视为合法的驻华使馆，并未要求其承认当时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同时，双方在主教任命权、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和中国天主教全国代表会议制度等问题上的长期争执，以及圣座在两岸分治后于1952年在其承认的中华民国政府所在地台北复设公使馆并于1966年升格为大使馆，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一个中国原则，使得双方在1951年教廷公使黎培里遭中共驱逐出境后便无实质交流。双方分别是全世界人口最多和最少的国家，但作为天主教神权国家的圣座对全球天主教徒有一定的影响力，但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高度世俗化且对绝大部分宗教在该国的发展拥有强烈主导能力的国家，故双方先天的矛盾让两国建交困难不断。目前中华人民共和国对梵蒂冈的事务由驻意大利大使馆代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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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中国天主教会和中国共产党双方在1949年之前并无高层联系，但在抗日战争到第二次国共内战时期中国共产党控制区内（如陕甘宁边区、晋察冀边区等等），也有天主教堂和天主教徒。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将宗教信仰自由纳入统一战线范围，认为“争取教民是我党不可疏忽的任务”。抗日战争期间，双方没有发生过大的矛盾。

抗日战争期间的1942年7月，中华民国和圣座建立外交关系。1946年，即第二次国共内战全面爆发之年，罗马教宗宣布在中国实行“圣统制”，在中国划分出20个总主教区和138个教区。同年，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和圣座分别任命谢寿康、黎培里（Antonio Riberi）为首任驻对方公使。

在冷战的大背景下，罗马教廷认为，信仰无神论的共产党是其最大的思想敌人。1948年，在意大利议会大选时，因意大利共产党可能获胜，教宗庇护十二世公开号召有投票权的天主教徒在选举中击败共产党，选举拥护教会法和教会权利的候选人；天主教徒若不参加选举，便犯良心重罪。1949年7月1日，罗马教廷圣职部向意大利天主教徒发出三条反共敕令：“天主教徒不得参加共产党；天主教徒不得宣传和阅读支持共产主义理论的书刊；如违反以上两点，即不能接受圣事。”

在罗马教廷的反共立场指导下，以及第二次国共内战的紧张形势下，驻华公使黎培里也坚决执行反共政策。他来华后便成立了天主教中华全国教务协进会，通过该机构行使权力。在第二次国共内战的形势下，黎培里多次发出命令及指示，要求中国天主教徒执行圣职部的反共命令。因为反共立场一致，黎培里和中国国民党的国民政府（1948年行宪后改为中华民国政府）“颇能相得”。天主教南京总教区总主教于斌在第二次国共内战中积极支持蒋介石政府，甚至因此被中共方面列为内战战争罪犯；日后，教宗庇护十二世曾抱怨于斌“同蒋政权走得太近”。

1948年3月8日，教宗庇护十二世发布通谕称：在中国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国地区，司铎可暂时不守教会的除独身主义以外的规矩，做弥撒行圣事可按“圣教艰难”时的办法（即隐秘办法）。

1949年3月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举行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作《报告》指出：“剩下的帝国主义的经济事业和文化事业，可以让它们暂时存在，由我们加以监督和管制，以待我国在全国胜利以后再去解决。”第二次国共内战后期，中共对外国传教士来华“新来者暂不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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