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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2019年7月8日 (一) 20:09 的修訂

中國共產黨，簡稱中共，英語：Communist Party of China（CPC），成立於1921年7月，1949年10月至今為代表工人階級領導工農聯盟和統一戰線，在中國大陸實行人民民主專政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唯一執政黨。《中國共產黨章程》將其自身表述為：「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同時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領導核心，代表中國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代表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黨的最高理想和最終目標是實現共產主義。」^[1]

現任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為習近平。

基本簡介

中國共產黨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執政黨，成立於1921年7月。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同時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領導核心，代表中國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代表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黨的最高理想和最終目標是實現共產主義。^[2]

發展歷程

共產主義小組的建立

上海共產主義小組原圖鏈接原圖地址

中國共產黨的最早組織是在上海首先建立的。1920年8月，上海共產黨早期組織正式成立。參加者有陳獨秀、李漢俊、李達、陳望道、俞秀松等，陳獨秀任書記。上海共產黨早期組織成立後，實際上成為各地建黨活動的聯絡中心，起着中國共產黨發起組的重要作用。

1920年10月，由李大釗、張申府、張國燾3人發起成立北京共產黨早期組織，李大釗為負責人。羅章龍、劉仁靜、鄧中夏、高君宇、何孟雄、繆伯英、范鴻劼、張太雷等先後加入，成員大多為北京大學馬克思學說研究會的骨幹。

1920年秋，董必武、陳潭秋、包惠僧等在武昌秘密召開會議，正式成立武漢共產黨早期組織，推選包惠僧為書記。

1920年秋，施存統、周佛海等在日本東京建立旅日共產黨早期組織，施存統為負責人。

1920年秋冬之際，毛澤東、何叔衡等在長沙，以新民學會骨幹為核心秘密組建共產黨早期組織。

1920年底至1921年初，王盡美、鄧恩銘等在濟南建立共產黨早期組織。

1921年春，在與無政府主義者組織的「共產黨」分道揚鑣後，陳獨秀等重新組建廣州共產黨早期組織，成員有[[[譚平山]]、陳公博、譚植棠等，陳獨秀、譚平山先後任書記。

1921年，張申府、周恩來、趙世炎、劉清揚等在法國巴黎也建立了由留學生中先進分子組成的共產黨早期組織，張申府為負責人。

這些共產黨早期組織的名稱不一，有的叫「共產黨」，有的叫「共產黨支部」或「共產黨小組」，它們的性質相同，都是組成統一的中國共產黨的地方組織，後來被通稱為「共產主義小組」。

各地共產主義小組成立後，有組織、有計劃地擴大馬克思主義的研究和宣傳，批判各種反馬克思主義思潮，發起建立社會主義青年團，創辦工人刊物，開辦工人學校，領導工人成立工會，開展工人運動，進一步促進了馬克思主義同工人運動的結合。這樣，正式成立中國共產黨的條件就基本具備了。^[3]

中國共產黨的成立

中國共產黨的誕生是中國革命發展的客觀需要，是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工人運動相結合的產物。1840年鴉片戰爭以後，國際資本主義、帝國主義的勢力侵入中國，中國的社會結構由封建社會逐步演變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中國人民為了反對帝國主義和封建統治進行了英勇不屈的鬥爭，其中主要的是太平天國農民戰爭和資產階級領導的辛亥革命，但都相繼失敗了。歷史證明，中國的農民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由於他們的歷史局限性和階級局限性，都不能領導民主革命取得勝利。

隨着帝國主義的入侵和現代工業的發展，中國產生了無產階級，而且在不斷發展壯大，到1919年產業工人已經發展到200萬人左右。無產階級的產生和發展，為中國共產黨的建立奠定了階級基礎。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使中國的先進分子找到了救國救民的真理。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的廣泛傳播，為中國共產黨的建立奠定了思想基礎。1919年爆發的五四運動，促進了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工人運動的結合，為中國共產黨的建立作了思想上和幹部上的準備。

1920年初，李大釗、陳獨秀等開始了建黨的探索和醞釀。4月，俄共（布）西伯利亞局派維經斯基等一行來華，了解中國情況，考察能否在上海建立共產國際東亞書記處。他們先在北京會見了李大釗，後由李大釗介紹到上海會見陳獨秀，共同商談討論了建黨問題，促進了中國共產黨的創立。從5月開始，陳獨秀邀約李漢俊、李達、俞秀松等人多次商談建黨的問題。8月，陳獨秀在上海成立了中國共產黨的發起組。10月，李大釗在北京建立了共產主義小組。接着，在湖南、湖北、山東、廣東等地相繼建立了黨的早期組織，同時在法國和日本也由留學生中的先進分子組成了黨的早期組織。這些組織當時叫法不一，有的叫共產黨，有的則稱共產黨小組或支部，由於它們性質相同，因此，後來統稱它們為各地共產主義小組。

各地共產主義小組建立以後，開展了多方面的革命活動。為了廣泛傳播馬克思列寧主義，統一建黨思想，1920年9月，上海發起組把《新青年》雜誌（從八卷一號開始）改為黨的公開刊物；同年11月，又創辦了《共產黨》月刊，在全國主要城市秘密發行，這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第一個黨刊。新青年出版社還翻譯出版了《共產黨宣言》、《國家與革命》等馬克思列寧主義經典著作，以及多種宣傳馬克思主義的通俗小冊子。各地共產主義小組又創辦了一批面向工人的通俗刊物，在上海有《勞動界》，北京有《勞動音》和《工人月刊》，濟南有《濟南勞動月刊》，廣州有《勞動者》等，對工人進行階級意識的啟蒙教育。在此基礎上，各地共產主義小組積極深入工人群眾，舉辦工人夜校，建立工會組織。各地還建立了社會主義青年團，發展了一批團員，青年團成為黨的有力助手和後備軍。

1921年3月，在俄共遠東局和共產國際的建議和支持下，召開了各共產主義小組的代表會議，發表了關於黨的宗旨和原則的宣言，並制定了臨時性的綱領，確立了黨的工作機構和工作計劃，表明了黨組織對社會主義青年團、工會、行會、文化教育團體和軍隊的態度。這次會議為黨的成立作了必要的準備。維經斯基回國不久，1921年6月，共產國際派馬林等到上海。他們建議召開黨的全國代表大會，正式成立中國共產黨。上海黨的發起組在李達的主持下進行了全國代表大會的籌備工作，並向各地黨的組織寫信發出通知，要求各地選派兩名代表出席大會。來自北京、漢口、廣州、長沙、濟南和日本的各地代表7月23日全部到達上海。

1921年7月23日—31日，在上海召開了中國共產黨的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大會通過了中國共產黨的第一個綱領和決議。綱領規定：黨的名稱是「中國共產黨」；黨的性質是無產階級政黨；黨的奮鬥目標是推翻資產階級，廢除資本所有制，建立無產階級專政，實現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黨的基本任務是從事工人運動的各項活動，加強對工會和工人運動的研究與領導。大會選舉產生黨的領導機構——中央局，陳獨秀為書記，張國燾負責組織，李達負責宣傳。

黨的一大宣告了中國共產黨的正式成立。從此，中國誕生了完全新式的、以共產主義為目的、以馬列主義為行動指南的、統一的工人階級政黨。中國共產黨的成立，給災難深重的中國人民帶來了光明和希望，給中國革命指明了方向。正如毛澤東所說的那樣，中國共產黨的成立，是一個開天闢地的大事變。中國共產黨成立後，中國革命的面目就為之一新了。

由於黨的「一大」召開於7月，而在戰爭年代檔案資料難尋，具體開幕日期無法查證，因此，1941年6月在黨成立20周年之際，中共中央發文正式規定，7月1日為黨的誕生紀念日。 ^[4]

名稱由來

1920年8月，陳獨秀在上海發起成立了中國共產黨的第一個早期組織。1920年9月1日，陳獨秀在《新青年》發表的《對於時局之我見》一文中，曾稱「吾黨」為「社會黨」，後來才改稱為「共產黨」。

最早提出「中國共產黨」這一名稱的是蔡和森。1920年8月13日和9月16日，正在留法勤工儉學的他，在給毛澤東寫的兩封信中，詳細地研討了共產黨問題，提出：「先要組織黨——共產黨，因為它是革命運動的發動者、宣傳者、先鋒隊、作戰部。」他在對西歐各國共產黨特別是俄國共產黨考察的基礎上，提出了具體的建黨步驟，其中包括「明目張胆正式成立一個中國共產黨」。

李大釗原圖鏈接原圖地址

在此前後，陳獨秀在上海，李大釗、張申府在北京也通過信函討論了黨的名稱問題，決定採用「共產黨」作為中國無產階級政黨的名稱。^[5]

歷任領導

中央局書記：陳獨秀（1921年7月，中共一大選舉產生）
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長：陳獨秀（1922年7月，中共二大選舉產生）
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長：陳獨秀（1923年6月，中共三大選舉產生）
中共中央總書記：陳獨秀（1925年1月，中共四大推選）
中共中央總書記：陳獨秀（1927年4月至5月，中共五大推選）
中共中央總書記：向忠發（1928年6月至7月，中共六大選舉產生）（註：1931年，向忠發被國民黨逮捕殺害後，由王明代理）
中共中央總書記：博古（秦邦憲）（1934年1月，中共六屆五中全會產生）
中共中央總書記：張聞天（洛甫）（1935年1月，遵義會議選舉產生）

毛澤東原圖鏈接原圖地址

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1945年6月，中共七屆一中全會產生）
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1956年9月，中共八屆一中全會選舉產生）
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1969年4月，中共九屆一中全會選舉產生）
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1973年8月，中共十屆一中全會選舉產生）
中共中央主席：華國鋒（1976年10月中央政治局會議通過，1977年7月十屆三中全會追認）
中共中央主席：華國鋒（1977年8月，中共十一屆一中全會選舉產生）
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1980年2月，中共十一屆五中全會選舉產生）
中共中央主席：胡耀邦（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選舉產生）
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1982年9月，中共十二屆一中全會選舉產生）
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1987年11月，中共十三屆一中全會產生）
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1989年6月，中共十三屆四中全會產生）
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1992年10月19日，中共十四屆一中全會選舉產生）
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1997年9月，中共十五屆一中全會選舉產生）
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2002年11月，中共十六屆一中全會選舉產生）
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2007年10月，中共十七屆一中全會選舉產生）

習近平原圖鏈接原圖地址

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2012年11月，中共十八屆一中全會選舉產生）
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2017年10月，中共十九屆一中全會選舉產生）

歷次大會

中共一大

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

時間地點

1921年7月23日至31日，上海→南湖。

主要內容

中國共產黨設置中央局告——關於建立與發展黨、團、工會組織及宣傳工作等

北京共產主義組織的報告

廣州共產黨的報告

四川省重慶共產主義組織的報告

陳獨秀致中共一大代表信

中共二大

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

時間地點

1922年7月16日至23日，上海。

主要內容

中共二大選出新的領導機構

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

關於共產黨的組織章程決議案

中國共產黨章程（1922年7月中共二大通過）

中國共產黨加入第三國際決議案

關於議會行動的決案

關於「工會運動與共產黨」的議決案

關於「世界大勢與中國共產黨」的議決案

關於「國際帝國主義與中國和中國共產黨」的決議案

關於「民主的聯合戰線」的議決案

關於少年運動問題的決議案

關於婦女運動的決議

中共三大

中國共產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

時間地點

1923年6月12日至20日，廣州。

主要內容

中共三大選出新的領導機構

中國共產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

中國共產黨黨綱草案

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修正章程

中央執行委員會組織法

關於第三國際第四次大會決議案

關於黨員入政界的決議案

關於國民運動及國民黨問題的議決案

關於勞動運動的議決案

關於農民問題的決議案

關於青年運動的決議案

關於婦女運動的決議案

中共四大

中國共產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

時間地點

1925年1月11日至22日，上海。

主要內容

中共四大選出的新領導機關

中共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

中國共產黨第二次修正章程

中共第四次大會對於列寧逝世一周年紀念宣言

對於中央執行委員會報告之議決案

對於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代表報告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狀況之議決案

對於出席共產國際第五次大會代表報告之議決案

對於托洛茨基同志態度之議決案

對於民族革命運動之議決案

對於組織問題之議決案

對於宣傳工作之議決案

對於職工運動之議決案

對於青年運動之議決案

對於農民運動之議決案

對於婦女運動之議決案

中共五大

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

時間地點

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武漢。

主要內容

中國共產黨第五屆中央領導機構

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

中國共產黨第三次修正章程決案

為「五一」節紀念告世界無產階級書

告中國民眾書

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議決案

對於土地問題議決案

對於組織問題議決案

對於職工運動議決案

對於共產主義青年團工作決議案

中共六大

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

時間地點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蘇聯莫斯科。

主要內容

中國共產黨第六屆中央領導機構

周恩來在中共六大作組織問題報告

中共六大制定中國革命現階段的十大政綱

對國內工作指示的電稿

告全體同志書

關於組織問題草案之決議

軍事工作決議案（草案）

農民問題決議案

宣傳工作決議案

共青團工作決議案

蘇維埃政權組織問題決議案

政治決議案

職工運動決議案

婦女運動決議案

土地問題決議案

中國共產黨組織決議案草案

中國共產黨黨章（1928年7月10日通過）

中共第六屆中央委員會歷次全體會議

            会议	                           时间	                 地点

中國共產黨第六屆中央委員會第一次全體會議 1928年7月19日蘇聯莫斯科克里姆林宮
中國共產黨第六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 1929年6月25日至30日上海
中國共產黨第六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擴大） 1930年9月24日至28日上海
中國共產黨第六屆中央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擴大） 1931年1月7日上海
中國共產黨第六屆中央委員會第五次全體會議 1934年1月15日至18日江西瑞金
中國共產黨第六屆中央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擴大）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延安橋兒溝
中國共產黨第六屆中央委員會第七次全體會議 1944年5月21日至1945年4月20日延安楊家嶺^[6]

中共七大

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

時間地點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延安楊家嶺。

主要內容

中國共產黨第七屆中央領導機構

毛澤東致七大開幕詞——《兩個中國之命運》

毛澤東作七大政治報告——《論聯合政府》

中共七大選舉新的中央委員會的條例

中共七大關於軍事問題的決議（草案）

中國共產黨黨章（七大1945年6月11日通過）

中共第七屆中央委員會歷次全體會議

會議時間地點

中國共產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一次全體會議 1945年6月19日延安楊家嶺
中國共產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 1949年3月5日至13日西柏坡中央機關食堂
中國共產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 1950年6月6日至9日北京
中國共產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 1954年2月6日至10日北京
中國共產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五次全體會議 1955年4月4日北京中南海西樓
中國共產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擴大） 1955年10月4日至11日北京
中國共產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七次全體會議 1956年8月22日、9月8日、9月13日北京^[7]

中共八大

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

時間地點

1956年9月15日至27日，北京。

主要內容

毛澤東作八大開幕詞

劉少奇作政治報告

周恩來作關於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建議的報告

彭德懷關於軍事工作的發言

關於政治報告的決議

鄧小平作關於修改黨的章程的報告

中國共產黨章程（1956年9月26日通過）

中共第八屆中央委員會歷次全體會議

會議時間地點

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一次全體會議 1956年9月28日北京
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 1956年11月10日至15日北京
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擴大） 1957年9月20日至10月9日北京中南海
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 1958年5月3日北京中南海懷仁堂
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五次全體會議 1958年5月25日北京中南海懷仁堂
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 1958年11月28日至12月10日湖北武昌
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七次全體會議 1959年4月2日至5日上海
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八次全體會議 1959年8月2日至16日廬山
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九次全體會議 1961年1月14日至18日北京
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十次全體會議 1962年9月24日至27日北京
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十一次全體會議（擴大） 1966年8月1日至12日北京
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十二次全體會議（擴大） 1968年10月13日至31日北京^[8]

中共九大

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

時間地點

1969年4月1日至24日，北京。

主要內容

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

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主席團秘書處新聞公報(開幕)

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主席團秘書處新聞公報

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主席團秘書處新聞公報(閉幕)

中國共產黨章程（1969年4月14日通過）

中共第九屆中央委員會歷次全體會議

會議時間地點

中國共產黨第九屆中央委員會第一次全體會議 1969年4月28日北京
中國共產黨第九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 1970年8月23日至9月6日廬山^[9]

中共十大

中國共產黨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

時間地點

1973年8月24日至28日，北京。

主要內容

中國共產黨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新聞公報

周恩來在中國共產黨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

中國共產黨章程（1973年8月28日通過）

中共第十屆中央委員會歷次全體會議

會議時間地點

中國共產黨第十屆中央委員會第一次全體會議 1973年8月30日北京
中國共產黨第十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 1975年1月8日至10日北京
中國共產黨第十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 1977年7月16日至21日北京^[10]

中共十一大

中國共產黨第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

時間地點

1977年8月12日至18日，北京。

主要內容

中國共產黨第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新聞公報

十一大上的政治報告

關於修改黨的章程的報告

中國共產黨第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關於政治報告的決議

中國共產黨章程（1977年8月18日通過）

中共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歷次全體會議

會議時間地點

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第一次全體會議 1977年8月19日北京
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 1978年2月18日至23日北京
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北京
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 1979年9月25日至28日北京
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第五次全體會議 1980年2月23日至29日北京
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 1981年6月27日至29日北京
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第七次全體會議 1982年8月6日北京^[11]

中共十二大

中國共產黨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

時間地點

1982年9月1日至11日，北京。

主要內容　　

鄧小平的開幕詞

胡耀邦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

關於十一屆中央委員會報告的決議

關於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工作報告的決議

《中國共產黨章程》（1982年9月6日通過）

關於確認十一屆三中、四中全會增補中央委員的決定的決議

李先念的閉幕詞

中共第十二屆中央委員會歷次全體會議

會議時間地點

中國共產黨第十二屆中央委員會第一次全體會議 1982年9月12日至13日北京
中國共產黨第十二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 1983年10月11日至12日北京
中國共產黨第十二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 1984年10月20日北京
中國共產黨第十二屆中央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 1985年9月16日北京
中國共產黨第十二屆中央委員會第五次全體會議 1985年9月24日北京
中國共產黨第十二屆中央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 1986年9月28日北京
中國共產黨第十二屆中央委員會第七次全體會議 1987年10月20日北京^[12]

中共十三大

中國共產黨第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

時間地點

1987年10月25日至11月1日，北京。

主要內容

趙紫陽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

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向黨的第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工作報告

中央顧問委員會向黨的第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工作報告

中國共產黨章程部分條文修正案

關於十二屆中央委員會報告的決議

關於中紀委工作報告的決議

關於中顧委工作報告的決議

中共第十三屆中央委員會歷次全體會議

會議時間地點

中國共產黨第十三屆中央委員會第一次全體會議 1987年11月2日北京
中國共產黨第十三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 1988年3月15日至19日北京
中國共產黨第十三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 1988年9月26日至30日北京
中國共產黨第十三屆中央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 1989年6月23日至24日北京
中國共產黨第十三屆中央委員會第五次全體會議 1989年11月6日至9日北京
中國共產黨第十三屆中央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 1990年3月9日至12日北京
中國共產黨第十三屆中央委員會第七次全體會議 1990年12月25日至30日北京
中國共產黨第十三屆中央委員會第八次全體會議 1991年11月25日至29日北京
中國共產黨第十三屆中央委員會第九次全體會議 1992年10月5日至9日北京^[13]

中共十四大

中國共產黨第十四次全國代表大會

時間地點

1992年10月12日至18日，北京。

主要內容　　

江澤民在中國共產黨第十四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

中紀委向黨的第十四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工作報告

中顧委向黨的第十四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工作報告

關於十三屆中央委員會報告的決議

關於中紀委工作報告的決議

關於中顧委工作報告的決議

關於中國共產黨章程（修正案）的決議（1992年10月18日通過）

中共第十四屆中央委員會歷次全體會議

會議時間地點

中國共產黨第十四屆中央委員會第一次全體會議 1992年10月19日北京
中國共產黨第十四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 1993年3月5日至7日北京
中國共產黨第十四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 1993年11月11日至14日北京
中國共產黨第十四屆中央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 1994年9月25日至28日北京
中國共產黨第十四屆中央委員會第五次全體會議 1995年9月25日至28日北京
中國共產黨第十四屆中央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 1996年10月7日至10日北京
中國共產黨第十四屆中央委員會第七次全體會議 1997年9月6日日至9日北京^[14]

中共十五大

中國共產黨第十五次全國代表大會

時間地點

1997年9月12日至18日北京

主要內容

中國共產黨第十五屆中央委員會

江澤民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五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

關於《中國共產黨章程修正案》的決議

中國共產黨章程（十五大部分修改，1997年9月18日通過）

關於十四屆中央委員會報告的決議

關於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工作報告的決議

中共第十五屆中央委員會歷次全體會議

會議時間地點

中國共產黨第十五屆中央委員會第一次全體會議 1997年9月19日北京
中國共產黨第十五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 1998年2月25日至26日北京
中國共產黨第十五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 1998年10月12日至14日北京
中國共產黨第十五屆中央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 1999年9月19日至22日北京
中國共產黨第十五屆中央委員會第五次全體會議 2000年10月9日至11日北京
中國共產黨第十五屆中央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 2001年9月24日至26日北京
中國共產黨第十五屆中央委員會第七次全體會議 2002年11月3日至5日北京^[15]

中共十六大

中國共產黨第十六次全國代表大會

時間地點

2002年11月8日至14日北京

主要內容　　

中國共產黨第十六屆中央委員會組成情況

江澤民在中國共產黨第十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

中紀委向黨的第十六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工作報告

國共產黨章程（2002年11月14日通過）

十六大關於十五屆中央委員會報告的決議

十六大關於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工作報告的決議

十六大關於《中國共產黨章程（修正案）》的決議

中共第十六屆中央委員會歷次全體會議

會議時間地點

中國共產黨第十六屆中央委員會第一次全體會議 2002年11月15日北京
中國共產黨第十六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 2003年2月24日至26日北京
中國共產黨第十六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 2003年10月11至14日北京
中國共產黨第十六屆中央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 2004年9月16日至19日北京
中國共產黨第十六屆中央委員會第五次全體會議 2005年10月8日至11日北京
中國共產黨第十六屆中央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 2006年10月8日至11日北京
中國共產黨第十六屆中央委員會第七次全體會議 2007年10月9日至11日北京^[16]

中共十七大

中國共產黨第十七次全國代表大會

時間地點

2007年10月15日至21日，北京。

主要內容

中國共產黨第十七屆中央委員會組成情況

胡錦濤在黨的十七大上的報告

中紀委向黨的十七大的工作報告

中國共產黨章程（2007年10月21日通過）

十七大關於十六屆中央委員會報告的決議

十七大關於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工作報告的決議

十七大關於《中國共產黨章程（修正案）》的決議

中共第十七屆中央委員會歷次全體會議

會議時間地點

中國共產黨第十七屆中央委員會第一次全體會議[15] 2007年10月22日北京
中國共產黨第十七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 2008年2月25日至27日北京
中國共產黨第十七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 2008年10月9日至12日北京
中國共產黨第十七屆中央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 2009年9月15日至18日北京
中國共產黨第十七屆中央委員會第五次全體會議 2010年10月15日至18日北京^[17]

中共十八大

時間地點

2012年11月8日至14日，北京。

主要內容

胡錦濤在黨的十八大上的報告

十八大關於十七屆中央委員會報告的決議

十八大關於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工作報告的決議

十八大關於《中國共產黨章程(修正案)》的決議

中共十八屆中央委員會歷次全體會議

中共第十八屆中央委員會歷次全體會議

會議時間地點

中國共產黨第十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一次全體會議 2012年11月15日北京
中國共產黨第十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 2013年2月26日至28日北京
中國共產黨第十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 2013年11月9日至12日北京
中國共產黨第十八屆中央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 2014年10月20日至23日北京
中國共產黨第十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五次全體會議 2015年10月26日至29日北京
中國共產黨第十八屆中央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 2016年10月24日至27日北京
中國共產黨第十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七次全體會議 2017年10月11日至14日北京^[18]

中共十九大

主詞條：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

時間地點

2017年10月18日在北京召開。

全會選舉了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委員、中央委員會總書記；

根據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的提名，通過了中央書記處成員，決定了中央軍事委員會組成人員；

批准了十九屆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第一次全體會議選舉產生的書記、副書記和常務委員會委員人選。

中共第十九屆中央委員會歷次全體會議

會議時間地點

中國共產黨第十九屆中央委員會第一次全體會議 2017年10月25日北京
中國共產黨第十九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 2018年1月18日至19日北京
中國共產黨第十九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 2018年2月26日至28日北京^[19]

參考資料

[1] 中國共產黨章程（2017年修改）

[2] 中國共產黨章程（2017年修改）

[3] 共產主義小組的建立與中國共產黨的成立 2017-10-16 16:43 人民網－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4] 共產主義小組的建立與中國共產黨的成立 2017-10-16 16:43 人民網－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5] 「中國共產黨」名稱的由來 2016年06月26日 00:34 來源：新華網

[6] 中國共產黨第六屆中央委員會歷次全體會議來源：新華網

[7] 中國共產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歷次全體會議來源：新華網

[8] 中共第八屆歷次中央全會中央政府門戶網站　www.gov.cn　2007年08月28日 15時09分　　來源：新華社

[9] 中共第九屆歷次中央全會中央政府門戶網站　www.gov.cn　2007年08月28日　來源：新華社

[10] 中共第十屆歷次中央全會中央政府門戶網站　www.gov.cn　2007年08月28日　來源：新華社

[11] 中共第十一屆歷次中央全會中央政府門戶網站　www.gov.cn　2007年08月28日 15時34分來源：人民網

[12] 中共第十二屆歷次中央全會中央政府門戶網站　www.gov.cn　2007年08月28日 16時27分　來源：人民網

[13] 中共第十三屆歷次中央全會中央政府門戶網站　www.gov.cn　2007年08月29日　來源：人民網

[14] 中共第十四屆歷次中央全會中央政府門戶網站　www.gov.cn　 2007年08月29日　來源：人民網

[15] 中國共產黨第十五屆中央委員會歷次全體會議來源：新華網

[16] 中共第十六屆中央委員會歷次全會 2014年10月24日

[17] 中國共產黨第十七屆中央委員會歷次全體會議(中共中央全會) 2007年10月22日 20:48 來源：新華網

[18] 中國共產黨第十八屆中央委員會歷次全體會議 www.12371.cn/special/lczgz... 共產黨員網

[19] 中國共產黨第十九屆中央委員會歷次全體會議 www.12371.cn/special/lczgz... 共產黨員網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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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le:中国共产党.jpg|left|中国共产党的章程]]
  现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为习近平。
-==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历史背景==
-年俄罗斯沙皇侵略中国，占领中国东北旅顺，清朝政府打不过俄罗斯，聘请日本帮助，答应战胜俄罗斯以后将东北部分土地给日本经营。日本以牺牲14万军人为代价，获得胜利。1911年，辛亥革命以后，民国政府不承认清政府的承若。1917年俄罗斯十月革命以后，特别是斯大林掌权以后，为了防止西面德国和东面日本两面作战，老谋深算的斯大林指示情报机构，一定要设法让中国与日本开战。于是，中国共产党在苏联策划下成立。
-苏联共产国际还成功策划了与孙中山联俄联共、改组国民党事件，皇姑屯事件，西安事变，卢沟桥事件，总目标就是设法挑拨中日开战。
-中日开战以后，中国共产党与日本勾结配合日寇打击国民党抗日军队（证据：日寇轰炸重庆9000多次，从来没有轰炸延安），中国共产党巧妙利用了日本侵华养精蓄锐，等到国民党与日本打得精疲力尽后再与国民党开战。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腐败党==
-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执政党，至今不公布官员财产，中国共产党官员在海外资产惊人，中国共产党官员亲属移民海外大约有200万人。非法占有了数以万亿的中国人民财富。最高领导阶层家家有子孙移民国外。早期领导人李大钊拿苏联卢布，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党在延安寻欢作乐，高级官员几乎全部换老婆，一些人多次换老婆，例如刘少奇（国民党高级将领在抗日时期无一人结婚）。中国共产党本质上就是一个流氓党，淫乱党，杀人党，腐败党，破坏党，多名总书记嫖娼，例如陈独秀向忠发，搞分裂，例如毛泽东在1931年的瑞金成立中华苏维埃政府，公然制造两个中国。
-==中国共产党思想反动==
-中国共产党思想反动，搞独裁统治，坚决不与世界融合，不接受人民监督，不得妄议自己腐败。继续宣称“马克思是对的”这一经过历史检验的错误，事实上中国共产党是一个邪教组织，宣称阶级斗争暴力革命。
-==中国共产党强势控制和镇压人民==
-中国共产党坚持军队军阀化即党和个人控制，军队可以对内屠杀人民，例如1989年6月4日天安门大屠杀。中国共产党严控言论和通信，实行谎言治国，特务警察治国。制造了1958年至1962年的大饥荒，饿死5000万农民，并且销毁所有资料，欺骗后人。中国共产党对待自己人也是编造谎言，1980年给刘少奇平反时说1968年的材料全部造假。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造谣机器==
-中国共产党宣称自己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污蔑国民党不抗日。共产党编造了许许多多的假英雄，例如雷锋邱少云。共产党利用谣言给人民洗脑。使得十几亿人民变成无良知、无道德、无信仰的动物。中国共产党几乎每时每刻都在造谣。中国共产党已经不会说真话。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
-中国共产党实行黑社会管理方法，要求个人对头头绝对忠诚，忠诚不绝对就是绝对不忠诚。对头头要搞个人崇拜，并且把头头的想法写进宪法绑架全国人民。头头有定于一尊的权势说一不二的决定力。中国人民已经彻底洗脑，他们在人民网论坛发表极端言论，例如：炸平台湾，占领越南，收回蒙古国，灭了日本和美国。
-==中国共产党向全世界渗透==
-中国共产党早期向东南亚渗透，建立了组织，并且一度还颠覆了一些政权，例如在印度尼西亚策反颠覆国家政权。
-==现在的中国共产党非常强大==
-现在的中国共产党掌控了核武器，有200万军队，300万警察特务，有极为先进的通信技术监控人民。他们给公务员和军人以高工资吸引他们为自己卖命。他们掌控了许多高科技和自然资源例如稀土。从外部推翻中国共产党是不可能的，唯一的可能是从内部爬上去再改变独裁体制。中国共产党效率极高，但是，犯错误的效率也是极高。
-==中国共产党已经失控==
-从宏观上看，中国共产党已经失控，他们不受任何制约，没有宗教力量、道德力量可以制约这个9000万人的组织，只要他们足够强大，就可以不忘初心占领任何他们想占领的地方。更加可怕的是中国共产党与俄罗斯朝鲜伊朗塔利班等邪恶国家联合一起，将会造成世界大灾难。唯一可以影响他们轻举妄动的就是把他们在海外的亲属监控起来，必要时关进集中营。
-==中国共产党领袖都是丧心病狂==
-毛泽东是中共最强势的领袖，手段高明，战胜了所有的挑战者，逼走了张国焘王明，借刀杀人害死了项英，利用矛盾挑拨离间整死了高岗，利用林彪干掉了刘少奇，利用四人帮张春桥干掉了林彪。利用大跃进屠杀5000万农民，反右派打垮了知识分子的自尊心，文化大革命整治了所有的下属。邓小平8964大屠杀血债累累。江泽民镇压法轮功凶残无比，活摘器官恶贯满盈。胡锦涛西藏大屠杀罪恶滔天。习近平关死刘晓波，镇压维权律师。无一不是心黑手辣。不忘初心就是实现共产主义占领全世界，剥削压迫世界人民。
-==中国共产党一直受到苏联-俄罗斯控制==
-苏联人一直控制着中国共产党，支持中国共产党破坏民国政府政权，挑拨中日开战，抗日战争胜利以后支持中国共产党打内战，打完内战后又设法让中国共产党军打朝鲜战争，挑拨中国与美国的关系。俄罗斯人后来自己不信马列，却诱骗中国人相信马列邪教，让中国人民与世界为敌。俄罗斯人把外蒙古从中国分裂出去，挑动越南与中国矛盾，让中国一直与周边国家冲突。
-==中国共产党杀人记录==
-曹长青
-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周年日。在共产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的今天，中共仍垄断着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的权力。不少人期待这个党能够进行政治改革，把中国引向民主自由的道路。且不说在国际共产运动中，没有任何一个共产政权是主动放弃权力、放弃专制而走向民主的（东欧的全部共产政权，包括苏联，都是被人民推翻，而后建立的民主政府）；且不说共产运动中是否会产生异数，中共是否有这种愿望和能力，仅以它建党以来，尤其是在中国建政之后，以政权的力量使八千万人非正常死亡这一事实，中共就绝对没有资格继续执政，而应接受历史的审判。
-我不是研究中共党史的专家，也不是研究共产运动造成大众死亡的学者。只是作为中共专制下的一个幸存者，今天生活在西方自由世界，得以阅读多种书刊，把其中提及的中共造成大众死亡的资料等资料随手记了下来。
-把这些资料综述在这里，一是通过这些数据（在中共建党周年之际），促使那些对中共仍存幻想的人有所思考和醒悟；二是抛砖引玉，期待有心的中国人把各自了解到的中共杀人数字也写出来，零星资料聚到一起，逐步拼出一份中共杀人数字的总体图，有一天也像法国人写出那部揭示共产运动杀人记录的《共产主义黑皮书》一样，写出一部《中共黑皮书》。
-===中共建政初期（1950到1955年）===
-中共自1921年成立，就伴随着内部清洗、外部残杀。30年代初镇压内部江西AB团（杀了很多人），40年代延安整风时枪杀作家王实味等，都是著名的例子。
-中共大规模地杀害平民则是在它获得执政权力之后。在50年代初的“土改、镇反”、“三反五反”中，就有大批中国人被处决或迫害致死。
-据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中国问题专家黎安友（Andrew J. Nathan）在《中国的民主》（Chinese Democracy）一书中的数字：50年代初期，中国有二千万人被打成“地富反坏”份子。
-前《纽约时报》驻北京采访主任纪思道（Nicholas Kristof）和伍洁芳（Sheryl WuDunn）合着的《中国觉醒了》（China Wakes）中说：“据中共前公安部长罗瑞卿提交的报告估算，从1948年到1955年，有400万人被处决。”
-据前《华盛顿邮报》驻北京记者邵德廉（Daniel Southerland）在该报发表的调查性报导“毛时代的大众死亡”（Mass Death in Mao's China，1994年7月17和18日连载）中的数字：被杀“地主”为100万至400万之间；被杀“反革命”及对国民政府同情者为100万以上；迫害基督教徒和1953年的“肃反”，至少使几十万人丧生。
-据法国学者考特斯和克雷默编写的《共产主义黑皮书》一书（Stephane Courtois &Mark Kramer：The Black Book of Communism）：“从1950到1957年，中共的城市清算斗争造成100多万人异常死亡。”
-据1996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等四个部门合编的《建国以来历史政治运动事实》的报告（香港《争鸣》杂志1996年10月号刊发了摘要）：从1949年初到1952年2月份两个阶段进行的“镇反”中，镇压了反革命份子157万6千1百多人，其中87万3千6百余人被判死刑。
-该报告还说：在1953年的“三反五反”中，有32万3千1百余人被逮捕，280余人自杀或失踪；在1955年“反胡风运动”中，有5千余人被牵连，5百余人被逮捕，60余人自杀身亡，12人非正常死亡；在随后的“肃反”运动中，有2万1千3百余人被判死刑，4千3百余人自杀或失踪。
-从上述数字推算，这个期间的非正常死亡数字，起码在中共党史研究室报告提到的（合计）90万零2千人，到罗瑞卿估算的400万之间，或更多。
-===中共建政第二期（50年代中期的反右运动）===
-据北京“朝华出版社”1993年出版的《中国“左”祸》一书中的数字：在“反右”中，共有55万2973人被打成“右派”。至该书出版时，上述全部右派仅有96人没有“平反”。中共当局坚持“反右”是对的，仅承认“扩大化”了。如以96人没有平反来计算，那等于“扩大化”了5700倍！
-据上述1996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等部门合编的报告：“在整个反右运动中，有201万3300余人被定为右派、右倾份子和右派边际份子（即不戴帽右派），有72700多人被逮捕，有22100余人自杀，3500余人非正常死亡或失踪。”
-从这份中共报告可以看出，在反右运动中被迫害的人多达200万，而且几乎全部是知识人。以五十年代中期中国仅有500多万知识份子的比例来算，当时有40%的知识份子被迫害，致死人数达0.5%。
-===中共建政第三期（1959到1963年）===
-从1959年下半年到1962年底，中国人口普查数字显示，人口急剧下降。中共当局把人口下降归于所谓“三年自然灾害”——粮食减产导致的饥荒造成。但近来越来越多的内部资料和海外研究证实，这是一场“人祸”，是政策错误导致，而且死亡数据相当惊人。
-西方较早提出具体数字的是美国人口普查局统计学者班尼斯特博士（Judith Bannister）80年代初的报告《中国变化中的人口》（China's Changing Population），该报告根据中国历年出生率和死亡率推算出：“在中共大跃进政策失败后三年灾害期间，因饥饿死亡了3千万人。”
-据原《纽约时报》副总编辑索尔兹伯里（Harrison E. Salisbury）1985年所著的《新长征》（The Long March：The Untold Story）一书中的数字：“60年代初中国因饥饿死亡了2千7百万人。”
-据专门研究共产国家异常死亡人数的美国夏威夷大学政治系教授拉梅尔（Rudolph. J. Rummel）在《华尔街日报》（1986年7月7日）发表的“战争并非本世纪的最大杀手”（War Isn't This Century's Biggest Killer）一文中的数字：“毛泽东时代，有2千7百万人死于饥饿。”
-年，前英国《卫报》记者，香港英文《南华早报》驻北京采访主任贝克尔（Jasper Becker）的专著《饿鬼：中国的秘密饥荒》（Hungry Ghosts：China's Secret Famine）在伦敦出版。该书首次对中国60年代初死于饥饿人数进行了大量采访和研究。贝克尔曾前往中国几个省份查看了“地方志”，并通过私人关系看到了一些中共有关档，进行了第一手察访，因而该书资料翔实，有很多首次公布的资料。
-根据贝克尔的采访调查，当时所以出现饥荒，主要原因为一是大跃进时九千万人大炼钢铁，没有照顾农田；二是大跃进谎报粮食产量，导致当局相信农村有足够粮食，不仅不发粮，还仍按谎报产量推算的数字征购粮食；三是当出现粮荒时，北京决策者认为是漏网右派造谣，农民藏粮反对共产党，因而继续用强制手段征粮，并镇压说饿的农民，禁止村民外逃找粮。
-该书引述中国问题专家、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埃略特国际事务学院教授沈大卫（David Shambaugh）的专著《怎样当上总理：赵紫阳在省级工作的经历》（The Making of a Premier：Zhao Ziyang's Provincial Career）说，1959年在广东省委负责农村工作的赵紫阳曾为此召开会议，认定粮荒是因为农民把粮食藏起来所致，因此赵紫阳发起“反藏粮运动”，派出工作组到乡下，按家按户、翻箱倒柜、挖地找藏粮。由此导致“大批地方干部被清洗，自杀，和被批判。”
-沈大卫在他的这本赵紫阳传中说，毛泽东听到有饿死人的消息时，不相信有粮荒，认为是漏网右派造谣，阶级敌人破坏。1959年2月毛泽东收到赵紫阳从广东递交的认定农民藏粮导致饥荒的报告后，“十分高兴”，认为他的判断得到证实。
-这场人为饥荒导致大规模死亡，贝克尔的书揭示，其中河南、安徽、四川、甘肃、贵州等五个省最为严重。仅河南省就有780万人饿死，该省很多乡镇的饿死率达20-30%，仅在西县镇（译音Xixian County），就有639个村子由于饿死和逃走，成为空村，死亡人数达10万人。该省信阳地区1958年有人口800万，结果400万人饿死，死亡率达50%，是当时中国饿死率最高的地区。
-该书提供的安徽省情况是：“根据中国政府1989年出版的《安徽人口统计年鉴》的数字，当时安徽有3千3百万人，结果死于饥饿237万人。其中最严重的是凤阳县，有5千1百人饿死（该书还引用华人学者丁抒的专著《人祸》中的数字：凤阳饿死9万人），孤儿达3304个（多数在10岁以下）。”
-该书说“在凤阳，面对饥荒，中共干部认为是阶级敌人破坏，对声称饥饿、以及被怀疑藏粮的农民进行迫害包括活埋、用绳子勒死、割鼻子等器官……被迫害人数达2万8千零26人，其中441人被酷刑致死，383人终生残废，被关进监狱的2千多人中，有382人死在狱中。据凤阳县文件，当地一位名叫赵传居（译音Zhao Chuanju）的副大队长，一个人就打死了30个农民。”
-后来流传到海外的中共官方“凤阳报告”（陈振亚于1961年2月根据该县各乡上报的资料写成，载香港《开放》杂志1994年3月号）：该县饿死6万零245人（接近该县农村人口的五分之一），8404户全家饿死，出现603起吃人事件（当地人说，那时只要看到谁家的烟囱冒火，一定是在煮人肉）。
-《饿鬼》中提到甘肃的数字是：“甘肃省当时有1200万人口，最低估计有69万6千人饿死。据对这个省做过调查的原中共国务院体改所所长陈一咨的估算，该省饿死人数有120万。曾陪同汪锋到甘肃视察的中共官员钱英（译音Qian Ying）自传中的数字是甘肃饿死了130万人。”贝克尔在中国得到的其它资料显示，甘肃有300万人死于饥饿。
-该书提到贵州省时说：“当时该省有1600万人口，约有100万人死于饥饿。其中遵义地区（中共长征时在此召开著名的遵义会议），八个人中仅有一个幸存。”
-四川是中国人口最多的省份，饿死人比例也相当惊人。该书引述美国人口普查局统计学者班尼斯特的报告说：“1957年底四川有人口7千2百16万，到1964年中期，下降到6千9百零1万，下降比例为0.91%。据中国人口统计学者彭子哲（译音Peng Zizhe）的估算，四川饿死了900万人，仅在宜宾地区，就饿死了100万。”贝克尔自己的调查估算数字是，四川饿死人数在700到900万之间。
-仅上述五个省——河南（饿死780万）、安徽（饿死230万）、甘肃（饿死130万）、贵州（饿死100万）、四川（饿死900万）的统计估算，就有2千1百40万人死亡。
-据哈佛大学教授马若德（Roderick MacFarquhar，中国译为麦克法夸尔）的专著《文革史之三：1961到1966年的大灾难》（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3：the Coming of the Cataclysm 1961-1966）中的数字：“1958到1961年之间的饥荒，是历史上最严重的人为饥荒，是人类的大灾难……超过3千万人被饿死。”
-据前述法国学者考特斯和克雷默编写的《共产主义黑皮书》一书中的数字：“1958年毛泽东发动的大跃进，导致人类史上最大规模的饥荒期，据估计造成了2千万到4千3百万人死亡。”
-前《纽约时报》副总编辑索尔兹伯里在1992年出版了专著《新皇帝们毛和邓时代的中国》（The New Emperors：China in the Era of Mao and Deng）。索尔兹伯里曾多次访问中国，并采访过赵紫阳、杨尚昆、薄一波等，该书很多数字来自中共高层官员。在谈到60年代初的饥荒时，该书引述中共公安部一位资深官员的估算，根据当时全国颁发的“领粮证”计算，有3千万人饿死（后来再没使用“领粮证”）。据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的估算，“当时饿死的人数在4千3百万到4千6百万之间。”
-据中国学者金辉在上海大学文学院出版的《社会》月刊（1993年4、5月合刊号）发表的“三年自然灾害的备忘录”中的数字：“1959到1961年之间，全中国非正常死亡人数可能在4千零40万至4千3百19万之间。”
-金辉提出的4千3百19万，是迄今学者估算的最高数字，由于金辉的数字是从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各年度人口总数、出生率、死亡率为基础及调查推算得出，而且是在中国官方刊物上发表，因此比较引人注目（该杂志因刊载此文随后遭当局查禁）。
-===中共建政第四期（1966至1980年）===
-据上述黎安友所著《中国的民主》中的数字：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有300万干部被定错，30万被定罪（多数定为反革命）；该书引述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对南斯拉夫记者所说——“当时有约一亿人受株连，占中国人口的十分之一。”
-据《华盛顿邮报》记者邵德廉上述调查报导中引述的数据：中共总书记胡耀邦说文革死了100万人。
-据上述索尔兹伯里的《新皇帝们：毛和邓时代的中国》中的数字：1987年10月他在北京采访中共高干陈汉生时得知，在中央文革小组负责人陈伯达煽动讲话后的1967年12月26日那天，仅在北京东部，就有8万4千人被批斗，其中2千9百53人被打死。陈汉生说，在文革十年中，有400万人被迫害致死。仅在广西，就有6万7千5百多人被打死。在北京大兴县，1967年8月26日及随后几个星期，有125人被拖到街上批斗，22户全家被打死，300多人被迫害致死。
-据前述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等合编的《建国以来历史政治运动事实》的报告中的数字：“1984年5月，中共中央又经过两年零七个月的全面调查、核实，重新统计的文革有关数字是420万余人被关押审查；172万8千余人非正常死亡；13万5千余人被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死刑；武斗中死亡23万7千余人，703万余人伤残；7万1千2百余个家庭整个被毁。”
-按照上述数字，文革中的死亡人数在中共官方报告的（合计）210万人到陈汉生估算的400万人之间。。
-===中共建政第五期（1989年及之后）===
-“六四”屠杀中到底有多少人丧生，至今中国政府没有公布。上述纪思道和伍洁芳合著的《中国觉醒了》谈到“六四”死亡人数时说，根据北京一些医生提供的资讯，估算遇难者在400到800之间，几千人受伤。纪思道对此感叹说，即使按保守的400人估算，也超过整个19世纪中国政府所杀的抗议学生总数。纪思道书中引述美国国务院的数字是约3千人在六四事件中丧生。
-年出版的加拿大《环球邮报》（Globe and Mail）记者黄明珍（Jan Wong）的回忆录《神州怨》（Red China Blues）中的数字：“在六四后的6月8日，我进入北京工人医院，那里的医生说，太平间里堆积至少100具尸体，医院又增加了一些冰柜，每个能装4具尸体，也都塞满了，但仍不够用。”
-年12月18日，美国参议院就天安门屠杀举行听证会，在会上做证的前《时代》周刊驻北京采访主任艾克曼（David Aikman）说：一位元合众国际社记者在六四之后三天内，曾打电话给北京的几家医院询问死亡人数，最多一家医院说有323人死亡。
-年12月12日美国《田纳西论坛报》（Tennessee Tribune）的社论引述国际红十字会的估计说：“六四之夜，至少有3千7百人死亡。”
-年6月4日莫斯科出版的周报《绝密的说法》刊载了俄国著名东方问题专家达佛洛夫斯基谈“六四事件”的文章。达佛洛夫斯基在1989年曾作为顾问陪同戈巴契夫访问北京。该文说，“根据当时苏联情报部门的估计，六四事件中死亡人数约3千多人。”
-年，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丁子霖已经具体调查到“六四受难者名单”有155名，还有65名伤残者名单（《见证屠杀，寻求正义六四伤残者和死难者家属证词》，纽约“中国人权”1999年6月出版）。
-“六四”屠杀之后，不仅有立即的处决，而且像以往一样，每年中共都处决大批人，其处决的数量，超过全球其它国家处决的人数总和。
-===对蒙古人的屠杀===
-内蒙古、西藏和新疆这三个最重要的其它民族居住区，非正常死亡数据更被当局控制。近年则有一些资料出现，值得专项介绍。
-据解放军军事检察院副检察长、中央军委法制局局长图门（蒙古人，曾参与审理林彪、江青等大案）和中国艺术研究院学者祝东力合写的《康生和“内人党”冤案》一书引用1980年11月发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检察院特别检察厅起诉书》中的数字：“内蒙古自治区因内人党等冤案，有34万6千多人遭迫害，1万6千2百22人被迫害致死。”该书举例说，“1969年内蒙古图克公社有2961人，被打成内人党的就有926人，占懂事人的71%，被活活打死的有409人，严重伤残270人。”（该书1995年底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随后被当局查禁）。
-据旅居纽约的蒙古学者清格尔图（Tsengelt Gonchigsuren）1999年撰写的长达20页的研究报告《中共对蒙古人的大屠杀》（Chinese Genocide Against Mongols）引述纽约人权组织“亚洲观察”的数字，文革中，内蒙古有5万多人被迫害致死。这个数据比上述中共官方数据高出三倍多。据清格尔图的研究推算，在中共统治下，有15万多蒙古人被迫害致死。
-===对西藏人的屠杀===
-年，因中共强行对西藏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而导致全西藏起义，起义遭严酷镇压。据前美国《新闻周刊》记者艾夫唐（John F. Avedon）1984年在伦敦出版的专著《雪域境外流亡记》（In Exile from the Land of Snows）引用藏人游击队在伏击中缴获的中共西藏军区政治部编写的《西藏状况教育基本教材》中的数字：“1959年3月到10月间，解放军消灭了西藏叛乱份子8万7千人。”（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年3月出版了该书中文版，但随后被当局查禁、收缴。）
-据贝克尔《饿鬼》一书引用的已故第十世班禅喇嘛说法，1959年西藏人起义被镇压后，全西藏15%的人被逮捕（每个村子有8百到一千人被抓走），其中近一半死在狱中。该书说，当时西藏（不是中共后来划分的“西藏自治区”，而是原有的西藏三区——康区、卫藏、安多）的总人口约340万。班禅喇嘛所说的15%，就等于有51万人被逮捕，其中25万人死于狱中。
-年藏人起义被镇压后，接着就是60年代初的饥荒，藏人在监狱中死亡比例很大。《饿鬼》一书有专章谈藏人在监狱中的死亡数字：“甘肃省甘南县的一个寺庙，400名藏人僧侣被逮捕，仅100人幸存，其余都饿死在狱中；在关押藏人的监狱中，死亡率高达40-90%。”“在达赖喇嘛出生地安多（青海平安镇），至少50%的人被饿死。在有100万人口的四川省康定藏人自治州，40万人死于饥饿。在四川的藏人，每5个藏人就有一个死于饥饿。在拉萨郊外的扎奇（Drapchi）监狱，1960年11月到1961年6月之间，1万7千名被关押的藏人，有1万4千人被饿死或迫害致死。”
-上述艾夫唐的《雪域境外流亡记》说：“据从甘肃省会兰州北部的劳改营中幸存的人回忆，该地关押的7万藏人，只有一半幸存。甘肃的另一所监狱酒镇（译音Jiuzhen）关押的706名藏人，超过一半饿死。青海省会西宁北部10个小时车路的Vebou劳改营，关押的3万多藏人，其中1万4千人饿死。”
-《饿鬼》引述中共民族事务委员会出版的《四十年的民族工作》一书的资料：官方人口普查显示，从1953年到1964年，西藏人口从278万，下降到250万，下降率达10%。该书以同期内蒙人口从140万增加到197万（尽管也有饥荒死亡）的增长比例推算说，西藏人口在1959年高峰期应为340万。但1964年人口普查结果，西藏人口不仅没有增长，反而下降到250万。这中间有90万人“失踪”。去掉1959年随达赖喇嘛逃亡到印度的8万藏人，那么也有80万人“消失”。1961年班禅喇嘛写给毛泽东的万言书，提到西藏人口时说当时有“300万”。即使按300万计算，也有50万人“失踪”，等于每6个西藏人中就有1人死于镇压或饥饿。
-达赖喇嘛1991年10月9日在美国耶鲁大学演讲时说：“自1950至1980年，藏人因饥饿、迫害和枪杀，死亡达120万，占全部西藏人口的五分之一，其中34万人死于饥饿，86万人死于迫害、枪杀。”
-===对新疆维族人的屠杀===
-年，新疆伊犁地区爆发了全民暴动。原乌鲁木齐市文联主席、“东土民族中心”执行主席阿不力克木（Abdulhekim）1999年5月底在土耳其的伊斯坦堡市该组织总部接受我采访时说，那场暴动起因是饥饿，“在新疆白城，当时就有6万人被饿死。很多人都是在路上，爬着的状态死的。”当几千名饥饿的民众聚集在伊宁市的伊犁州政府门外呼喊“要粮食”时，中共新疆军区司令王震下令开枪。至今没有人知道到底有多少人死亡，有见证人说，大街上至少有几百具尸体。随后约有15到20万当地人逃离新疆、涌进苏联境内。
-年2月，伊宁发生暴动。据“国际大赦”组织1999年4月发布的“新疆人权报告”当时有3到5千人被逮捕。有几百人在一个放了水的结冰足球场被关押了几个小时，一位后来逃到土耳其的伊宁市医院女医生，在伊斯坦堡接受我采访时说，“其中有4人冻死，200多人冻伤。”该报告说，“从1997至2001年，（这四年中）在新疆有210人被判死刑，其中190人被枪决。这些被判死刑和枪决的，绝大部份是维吾尔人。”该报告还列出新疆监狱中关押的200多名政治犯（有详细个人资料）的名单。
-===异常死亡人数可能多达8千万===
-自中共建政以来，到底有多少人被迫害或由于饥饿致死？据上述夏威夷大学教授拉梅尔1991年出版的专著《中国的血腥世纪：1900年以来的浩劫和大屠杀》（China's Bloody Century：Genocide and Mass Murder Since 1900）中的研究推算：毛泽东时代，中国共有4500万人因异常原因死亡，其中2700万人死于“饥荒”，1800万人死于无产阶级专政。
-据前述北京“朝华出版社”的《中国“左”祸》一书的数字：“自1949年至1992年，在中共发动的历次运动中被迫害以及因饥饿原因死亡的人数约5千万。”（该书使用了很多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和中共中央文献史研究室等部门的原始资料。该书出版后即遭当局查禁）。
-据纽约大学“瑞玛克研究所”（Remarque Institute）主任裘蒂特（Tony Judt）1997年12月22日在《纽约时报》发表的文章“通向地狱的漫长之路”（The Longest Road to Hell）中的数字：“在共产中国，可能有6千5百万人异常死亡。”
-据前述法国学者考特斯和克雷默编写的《共产主义黑皮书》一书中的数字：“中共建政后中国丧生的总人数，在4450万到7200万人之间。”
-据前述《华盛顿邮报》记者邵德廉的长篇调查报导“毛时代的大众死亡”（据各方面调查研究的数据推算出）：“自1949年中共建政以来，中国因饥饿、迫害和枪杀而死亡的人数可能有8千万或更多。”
-===历史将审判中共===
-史达林曾说，死一个人是悲剧，死一百万是个数据。没有比这句话更能代表共产党对生命和屠杀的看法了。
-那种残酷的共产主义者，永远也不会把任何死亡数字和每一个具体的生命联在一起。8千万，是个多么大的数字！它是整个二次世界大战丧生人数的2倍半还多。虽然这个数字只是一个概况，但它和实际死亡人数相差不会太悬殊。
-除了那些永远消失的生命之外，还有多少人成为终生残废，多少人精神失常，多少人荒废了青春、年华。而那种残酷的洗脑和非人的环境，更使几乎所有在那块土地上生活过的人都在不同程度上感染、发展了兽性的部份。那种对灵魂的扭曲，对人性的摧残，更是永远无法用数字统计和衡量的。
-面对这样一个罪恶累累的政党（且至今毫无任何悔意、更绝不向人民认罪、道歉，并且还在继续屠杀！），那些期望它还能改革从善的人们，简直是在做一个和共产主义同样的美梦。
-对八千万死者，历史永不会忘记；对于中共的暴行，人类绝不会饶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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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2019年7月8日 (一) 20:09 的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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