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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佛海( Zhou Fohai )，(1897-1948)，湖南省沅陵縣涼水井鎮窩溪村人，中國共產黨早期領導人，早年留學日本，是旅日代表。他曾是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黨的創始人之一和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代理書記。"一大"後，他脫黨而去，成為蔣介石的親信和國民黨內的"狀元中委"。抗戰期間，他又叛蔣投日，成為汪偽政權的"股肱之臣"。在抗戰勝利之時，他搖身一變，由臭名昭著的大漢奸，變成了國民黨的接收大員。朝秦暮楚，的確值得後人玩味和深思。
周佛海於1946年11月被國民黨南京高等法院以"通謀敵國、圖謀反抗本國"罪判處死刑，1947年經蔣介石簽署特赦，改判無期徒刑，1948年2月因心臟病死於獄中。[1]
人物簡介
湖南沅陵人，本名周福簋。中國共產黨早期領導人，為建黨的一大代表之一，後成為中國國民黨政府要員。抗戰期間加入汪偽政權，被視為「漢奸」。2011年10月8日，台灣公布的三卷本《戴笠與抗戰》，證實了周佛海在抗戰中與國民黨政府的合作關係。被蓋棺定論的漢奸周佛海早在1943年就已被戴笠吸收進入軍統，成為國民黨政府在汪偽政權中的臥底。
生平經歷
思想轉變
周佛海1924年春，國共合作形成，中國革命形勢飛速發展。時任廣東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長的戴季陶以每月200大洋（銀元）的高薪，邀請周佛海出任廣東國民黨中央宣傳部秘書。廣東大學校長鄒魯，又以每月240大洋的高薪聘他兼任廣東大學教授。戴季陶，鄒魯都是國民黨右派，是反對國共合作的人。是後來西山會議派反對共產黨的首要分子。周佛海受了他們的影響，革命思想不堅定，與共產黨在思想理論上的分歧越來越大，與黨離心日益加重，周佛海不繳納黨費，不參加共產黨的組織活動。還四處散布對黨的不滿情緒。
這年9月的一個深夜，中共廣州區執行委員會負責人周恩來親自上門做周佛海的工作，勸他三思而後行。但周佛海一意孤行，第二天給中共廣州執委寫了一封長信，聲明退出共產黨。1924年秋，在對其無法挽救的情況下，中共中央為純潔黨組織，准其脫黨。
受寵蔣介石
脫黨後，周佛海逐漸蛻化為國民黨右派分子，成為國民黨右派營壘中的幹將和蔣介石的心腹。周佛海以右派分子戴季陶為「榜樣」，積極開展反共宣傳。標榜自己要做一個國民黨的忠實黨員，叫嚷「攻擊共產黨，是我的責任，是我的義務」。周佛海連同廣東大學（中山大學）的幾名教授，創辦了以反共為主旨的《社會評論》。發表：《反共產與反革命》，《再論反共產與反革命並答中國青年》……等一系列文章，為國民黨右派的反共活動，搖旗吶喊。 周佛海就是通過反共去投靠蔣介石的。周佛海以反共理論家自居，他以他的反共理論和對蔣介石的忠誠，深得蔣介石的賞識與重用，負責為蔣介石起草講話與命令等。周佛海終於擠進了蔣介石智囊團，為蔣介石內戰、獨裁出謀劃策，成為蔣介石身邊的「文膽」之一，頗得蔣的寵信，而周佛海的地位也節節高升。
一九二六年北伐軍攻占武漢後，任中央軍事政治學校秘書長兼政治部主任。一九二七年任中央陸軍軍官學校政治總教官、軍事委員會訓練總監部政治訓練處處長、總司令部政治部主任等職。一九二九年後，歷任國民黨政府訓練總監部政治訓練處處長、江蘇省政府委員兼教育廳長。一九三一年當選國民黨第四屆中央執行委員。
此外， 蔣介石為了鞏固自己的統治，先後建立兩大特務組織。在國民黨建立「中統特務，其核心組織為「清白團」，成員有陳果夫、陳立夫、周佛海等九人。建立第二個大特務組織，就是以黃埔軍人為核心的「復興社」，後改為軍統組織。周佛海被指名為該組織最高級幹部之一。周佛海身兼兩個大特務組織負責人，成為蔣介石最親信的大紅人。
一九三五年任中國國民黨中央黨部民眾訓練部長、抗日戰爭爆發後出任蔣介石侍從室副主任兼第五組組長，國民黨中央宣傳副部長、代理部長等職。組織「低調俱樂部」，與抗日唱反調，鼓吹「戰必敗，和未必大亂」的投降主義言論。
淪為漢奸
周佛海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十八日，汪精衛趁着蔣介石發表抗日講話時候，逃離重慶，飛抵昆明，周佛海受戴笠秘密指派，隨汪精衛及汪的老婆、親信等人乘坐歐亞航空公司的一架專機，逃到越南河內。20日，時任四川省黨部主任委員的陳公博也尾隨而至。
一九四零年三月三十日，汪精衛在南京成立偽國民中央政府。周佛海奪得了偽財政部長、偽軍事委員會副委員長、中央政治委員秘書長等要職，後又任偽行政院副院長，偽中央儲備銀行總裁、偽警政部長、偽清鄉委員會副委員長、偽物資統制審議委員會委員長、偽上海特別市市長等職務。
汪精衛的偽中央政權成立時，偽政府中的各院，部，會的漢奸要員，都是在周佛海筆下提名產生的，偽政府實際上是周佛海炮製而成，周佛海對此十分得意。他在日記中說：「國民政府還都，青天白日滿地紅旗重飄揚於石頭城畔，完全系餘一人所發起，以後運動亦以余為中心。」他甚至狂稱：「人生有此一段，亦不枉生一世也！」在形式上，周佛海地位僅次於汪精衛和陳公博，但是由於周佛海直接掌握汪偽政權的外交、金融、財政、軍事、物資和特務大權，並且直接掌握一支裝備精良、訓練嚴格的偽稅警團，因而其在汪偽政權中是一個握有實權的人物。
再投老蔣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日本宣布投降後，解散南京偽政府，周佛海在得到日本投降的消息後，立即向蔣介石拍急電，表示他控制的一萬多人的武裝能以「完整的上海奉給中央」，並向蔣介石表忠心：「職與其死在共產黨之後，寧願死在主席之前」。蔣介石接電報後，極為高興，立即以個人名義嘉獎周佛海。
國民黨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侍從室奉蔣介石之命，任命周佛海為軍事委員會上海行動總隊總指揮，令其指揮所屬稅警總團、上海市保安隊及警察，以及杭州地區偽十二軍等，負責維護上海、杭州一帶治安，阻止新四軍武裝收復滬杭地區。後應周佛海的請求，任命他為行動總隊司令，全權指揮駐滬杭偽軍。就這樣，周佛海搖身一變成為抗戰的有功之臣。上海的老百姓不明底細，都被搞得稀里糊塗，不知蔣介石葫蘆里賣的什麼藥。
最後結局
一九四六年四月，國民黨當局先後開始了對漢奸的公開審判。首先受到審判並被處以死刑的是偽立法院副院長繆斌。接着，陳公博、梅思平、褚民誼、林柏生、陳璧君等漢奸，一一受審判，分別被判以死刑、無期徒刑或有期徒刑，受到應有的懲處。但周佛海逍遙法外，引起社會各界的強烈不滿。質問當局為何在大小漢奸受到審判時，「獨頭等漢奸周佛海不知其何以久無消息？迫於壓力國民黨當局不得不審判周佛海。由判死刑，後減為無期徒刑。一九四八年二月二十八日，周佛海病死在監房中。
大事年表
1897年5月，周佛海出身於湖南省沅陵縣涼水井鄉。周佛海出世不久，其父病故，家境敗落。 周佛海在鄉塾接受啟蒙教育，後考入沅陵縣高等小學堂。
1917年，他在好友和學校的幫助下，東渡日本留學。
1920年暑假，離別故土三年的周佛海決定回沅陵省親。周佛海1920年又與陳獨秀組建上海共產主義小組。
1921年11月初離滬，返回日本讀書。
1921年7月出席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會後仍赴日本留學。
1922年3月，周佛海從第七高等學校畢業後，升入京都帝國大學經濟科。
1924年回國後，任國民黨宣傳部秘書，同年9月脫離中國共產黨。
1926年任國民黨中央軍事政治學校武漢分校秘書長兼政治部主任。
1927年任南京中央陸軍軍官學校總教官。
1929年出席國民黨三大，任國民黨政府訓練總監部政治訓練處處長兼總司令部訓練主任。
1931年當選國民黨第四屆中央執行委員。
1935年任國民黨中央民眾訓練部部長。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後，歷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侍從室副主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部長等職。
1938年9月與汪精衛投靠日本。
1939年8月起任汪偽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財務委員會主任委員兼特務委員會主任委員。
1940年3月後又任汪偽政府財政部長兼中央政治委員會秘書長、中央儲備銀行總裁 、行政院副院長、上海市長等職。
1939年12月和1940年11月，曾兩次與日本簽訂秘密和正式的賣國條約。
1943年，被戴笠秘密吸收入軍統。
1945年日本投降後，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上海行動總隊司令。後在輿論壓力下被捕。
1945年9月30日，周佛海等被押送重慶。次年9月押到南京。
1946年10月21日，南京高等法院第一法庭對周佛海進行公審。 11月7日，國民黨南京高等法院以「通謀敵國、圖謀反抗本國」罪行，判處周佛海死刑。
1947年3月26日，蔣介石發布特令，以「響應反正」、「戴罪圖功」，「以觀後效」為由，將周佛海「減為無期徒刑」。
1948年2月28日因心臟病死於南京老虎橋獄中。[2]
個人作品
著有《三民主義的理論體系》、《往矣集》、《物價問題》、《周佛海日記》等。譯有《互助論》、《社會問題概論》等。
歷史評價
周佛海為民國時期最活躍的政治投機分子。其個人政治色彩隨着政治投機活動而變化多端，早年參加中國共產黨的創建，是「一大」代表之一，一度是政壇大紅人物，之後投入蔣介石幕府，抗戰爆發後又以臥底身份與汪偽政權合作，為國民黨的抗戰做出了幕後貢獻，但同時也做了一些有愧於歷史和人民的勾當。
人物故事
周佛海生於1897年湖南沅陵人。在上中學的時候，他便是一個「不安分的青年」，曾在龍興講寺牆壁上，題上這樣一首詩：登門把酒飲神龍，拔劍狂歌氣似虹。甘為中流攔巨浪，恥居窮壑伴群峰。怒濤滾滾山河杳，落木蕭蕭宇宙空。不盡沅江東逝水，古今淘盡幾英雄。那時，他已頗為「留心政治」，所以詩中透露出那雄心勃勃的氣概。早年留學日本，曾參與組織旅日共產主義小組。1921年回國參加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中央局書記陳獨秀在廣州未回上海前，一度代理書記職務。後仍回日本求學，畢業於京都帝國大學。返回日本後，他實際上與黨組織脫離了關係，不再從事黨的任何工作。1923年畢業回國。不久，他應邀來到廣州出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秘書，同時兼任廣東大學教授。隨着地位的變化，他與黨的離心傾向日益加重，並散布對黨的不滿情緒。中共廣州支部負責人對他進行了耐心批評和教育，幫助他認識錯誤。但他毫無悔改之意，後來竟公開聲明與共產黨脫離關係。中共中央為純潔黨的組織，准其1924年脫黨。從此，周佛海走向了反共反人民的道路，成為國民黨右派營壘中的幹將和蔣介石的心腹，宣稱自己要做一個「國民黨忠實黨員」，叫嚷「攻擊共產黨，是我的責任，是我的義務」。
周佛海蔣介石對周佛海也委以重任。從1927年到1937年，周佛海跟隨蔣介石青雲直上，可謂紅極一時，先後擔任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委員、民眾訓練部部長，蔣介石侍從室副主任兼第五組組長、國民黨宣傳部副部長、代理部長等職，為蔣介石打內戰、搞獨裁出謀劃策。他還曾參與籌建國民黨特務組織復興社(即藍衣社)。
抗日戰爭爆發後，隨着全國抗戰的呼聲不斷高漲，身為臥底的周佛海隨同汪精衛組織「低調俱樂部」，與抗日唱反調，鼓吹「戰必敗，和未必大亂」的投降主義言論。還與日本侵略者暗中勾結，進行謀求「和平」的勾當。
1938年，周佛海隨汪精衛投敵，歷任汪偽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汪偽政府警政部部長、行政院副院長兼財政部部長、中央儲備銀行總裁、上海市市長等，淪為時人眼中大賣國求榮的大漢奸。在汪偽營壘中，周佛海通過金錢收買和封官許願等手段，發展和培植親信，還搞起特務組織並親自擔任頭目。
早在1921年，周佛海就由於看上了年輕貌美的楊淑慧，而拋棄了為他已生育一子一女的結髮妻子鄭妹。其時，周佛海在上海停留了一段時間，常常去李達家做客，李達比周佛海大7歲，同周佛海是湖南老鄉，李達1913年赴日留學，1917年考取東京帝國大學採礦冶金系，也是官費留學生，在日本留學時，開始研究馬克思主義，1920年夏回到上海，李達是當時中國為數不多的對馬克思主義理論有較深研究的人物，陳獨秀一見李達就抓住李達的手說：「你搬到我家住吧，幫助我編《新青年》雜誌。」，就這樣李達住進了法租界老漁陽里2號陳獨秀的家裡，不久李達就認識了在上海啟明中學讀書的女生王會悟，後來李達與王會悟在陳獨秀家裡由陳獨秀的夫人主持結了婚，王會悟在啟明中學讀書時最要好的同學叫楊淑慧，楊淑慧是湖南湘潭人，與李達又是同鄉，楊淑慧的家住在卡德路富里106號，與李達住的老漁陽里相隔很近，所以楊淑慧常去李達家裡串門，就這樣與周佛海相識了。
年輕時的楊淑慧並非尋常人家的女子，她的父親楊卓茂是上海總商會的主任秘書，是當時大上海的聞人，楊淑慧也算是有錢人家的富貴小姐，從小又受過良好的教育，絕非一般的女子可比的。但她十分清楚站在她眼前的這位窮酸的留學生，雖然身穿一身髒兮兮的白西裝，瘦瘦的、高高的，但關心政治，她讀過周佛海發表在《解放與改造》上的不少文章，她知道這個年輕人的政治前途是一片光明的。
王會悟是一位熱心的女人，她見楊淑慧與周佛海頗有幾分意思，她決定給二人做媒人，她先找楊淑慧。楊淑慧畢竟長在開放性的大城市裡，接受過五四的洗禮，她曾經多次對父母講，將來自己的婚姻要自己做主，自己選中意中人後，再帶回家讓父母過目。王會悟先向楊淑慧稱讚周佛海有才華而且將來大有前途，楊淑慧當即就同意了。接着王會悟又找到周佛海，這時周佛海才向王會悟說明自己在湖南鄉下有老婆，而且已經有一男一女兩個孩子，想到為了自己留學妻子鄭妹在家辛辛苦苦照顧母親及兩個孩子，周佛海竟然不知道如何處理眼前的這件事，周佛海深悔自己不該那麼早就結了婚。聰明的王會悟立即為迷茫中的周佛海想到了一個好主意，她對周佛海說「楊淑慧可以在你未來的事業上給你提供幫助，而鄭妹僅僅是一個不識字的女人，你可以寫封休書給她，一切不就完事了。」周佛海經王會悟這番鼓動後，當即欣然同意，於是他也不顧在家吃苦受累、照顧老小的妻子是何感受，一紙休書寄了回去，從此便與楊淑慧墜入了愛河。
周佛海很快向楊淑慧求婚，楊淑慧當時才20歲，就在周佛海與楊淑慧訂婚的前幾天，一位消息靈通的《上海時事新報》的記者，在報上不指名地刊登一條新聞，大意是「有一位湖南青年，自稱是最進步的社會主義信徒，已早在鄉間結過婚，聽說還有了孩子，現在又在上海與其同鄉商界某聞人的女公子大談戀愛，看來又要再度作新郎了。」當楊淑慧父母看到這則消息後，他們呆若木雞，父親楊卓茂頓時感到名譽受到傷害，於是，他拿着報紙找周佛海算賬，恰巧周佛海外出，劉仁靜就把楊卓茂帶到張國燾的住處，劉仁靜剛剛向張國燾介紹完，楊卓茂就跳起來大罵周佛海，說周佛海犯了誘騙良家婦女罪，並聲言要到法庭上控告周佛海，只有24歲的張國燾與19歲的劉仁靜，二人還都是北大的學生，他們從沒有見過這場面，連忙緊張的走過去，苦口相勸，讓他不要告到法庭上去，他們了解情況後再說。
為了阻斷女兒與周佛海往來，楊卓茂夫婦把女兒關在自家的閣樓上，被關的第三天，楊淑慧就跳窗逃了出去，她找到周佛海後，二人就悄悄離開了上海，前往日本的鹿兒島。楊淑慧對周佛海溫柔體貼有加，並與其生有一子一女。
然而周佛海好色成性，積習難除。1939年10月，周佛海第二次秘密赴日時，遇東京帝國大醫院護士金田幸子。金田幸子年方十九，能歌善舞，後成為周佛海在日本的秘密妻子。
在紙醉金迷的大上海十里洋場，金融界巨頭、偽中央儲備銀行上海分行行長潘三省經常幫助周佛海尋訪名媛供其淫樂，潘三省亦因此而被提升為上海市儲備銀行總裁。不久，此事即被楊淑慧得知。當她發現牽線的竟是潘三省，更是氣上加氣，把潘三省叫來一陣打罵，嚇得潘三省抱頭鼠竄，以後一見楊淑慧就直哆嗦。
事過不久，周佛海又遇名伶筱玲紅，一見就傾心，很快就與其姘居。這自然難以瞞過深知丈夫好色之心的楊淑慧，藏嬌地點很快被楊淑慧查出。楊淑慧一定要周佛海與筱玲紅斷絕來往，而周佛海不願意。兩人每天總為此爭吵，甚至大動干戈。楊淑慧一怒離京，到上海打算聘請律師辦理離婚手續。誰知周佛海已事先指派專人找到密友金雄白。那時金雄白開辦了律師業務，周佛海希望金雄白赴車站去接楊淑慧，爭取包攬這一案子。楊淑慧見到金雄白，果然把離婚一事託付於他，寫了委託書，要求他與周佛海談判，談判不成即向法院起訴。金雄白當夜趕到南京。周佛海坦白地告訴金雄白：「我要你還得為我想一個兩全之道才好。」
兩人商量對策。第二天，金雄白匆匆趕回上海告訴楊淑慧，他已把周佛海說服，周願意放棄筱玲紅。金雄白說：「不過周先生為了減輕良心上的負擔，要多給她一些費用。」楊淑慧興奮地說：「錢無所謂，不論多寡，你隨便代我做主。」當天，楊淑慧把準備好的撫養費全數交給金雄白。第二天下午，筱玲紅在她名字下按了手印。後來，周佛海悄悄把筱玲紅藏到法租界中汪偽政府經濟顧問岡田酉次的家裡，直到抗戰勝利之後。周佛海才騙過楊淑慧，仍與該女伶長期悄悄保持姘居關係，經常在此暗渡陳倉，直到抗戰結束。周佛海的家醜在當時成為京滬一帶傳聞的笑柄。
周佛海荒淫之餘，仍時時不忘發財。雖然他的財產無資料披露，但他在日記中也不打自招道出了部分事實。周佛海先後以耐勞、慎獨、寧遠、百忍等二十多個化名在上海數家銀行存款近3000萬元（約合當時黃金7500市兩），據周佛海自謙估算存款「為數雖不多，今日之蓄積，比上不足，比下有餘，亦應自足矣」。
1942年10月，周佛海背着汪精衛，派人潛往重慶，為重慶方面輸送了不少重要情報，還安排重慶的特工人員設計殺死了汪偽政權的特務頭子李士群。後又利用自己上海市長的身份，在上海及杭州一帶部署軍事力量，阻止共產黨等革命勢力進入上海。日本投降在即，南京偽政權被迫解散，完成臥底使命的周佛海向蔣介石表態：「職與其死在共產黨之手，寧願死在主席之前。」周佛海的「功績」及忠心使其贏得了蔣介石的嘉獎，並被任命為軍事委員會上海行動總指揮。這樣，周佛海搖身一變，又成了國民黨的接收大員。
一個月後，在全國人民強烈要求「快速嚴懲漢奸」的壓力下，周佛海被軟禁在重慶，後來又被移交南京監獄。1946年11月7日，國民黨南京高等法院判處周佛海死刑。在楊淑慧的奔走以及顧祝同、陳立夫、陳果夫等人的說項下，1947年3月26日，念其為重慶方面做過「貢獻」的蔣介石以國民政府主席的身份，發表《准將周佛海之死刑減為無期徒刑令》，下令對他特赦。其公館作為偽產被接收，改為國民黨高級將領招待所。
周佛海逃脫一死，喜出望外，但慶幸之餘，惦量一下「終身監禁」的份量，想起將要在監獄裡打發未了的歲月，看看四周的破壁，陰森森的鐵柵欄，還有苦於下咽的飯菜，再憶起位於上海西流灣8號的自己公館裡的風景和養尊處優的生活，一種說不盡的淒涼、哀怨、憂傷、絕望頓時湧上心頭。窗外秋風蕭瑟，黃葉遍地，周佛海揮筆寫就《憶西流灣故居四首》：「暮藹蒼茫夕照斜，飲煙縷縷萬人家。四圍山色紅如血，獨立高樓看晚霞。」「青草池塘綠柳堤，淡煙漠漠草萋萋。庭花也改人非舊，故向東風怨別離。」「柳映池塘竹映窗，月華依舊白如霜。深宵步月人何在？空負殘花院角香。」「月明人靜柳絲垂，徹耳蛙聲仍舊時。底事連宵鳴不住，傷心欲喚主人歸。」
從這些詩作看，周佛海還是頗有才華的。1948年初，周佛海心臟病復發，2月28日，在一陣哀號之後，周佛海口鼻流血，斃命於老虎橋監獄。屍體草草葬於湯山的永安公墓。荒煙蔓草，將一代巨奸徹底埋葬，「風流總被雨打風吹去」！[3]
最新解密
隨着台灣方面解密抗戰時期國民黨方面情報作戰內容和戴笠部分檔案，以及2011年10月8日三卷本《戴笠與抗戰》的出版，國民黨軍統局長戴笠的不為人知的秘密大白於天下：周佛海早在1943年就已加入軍統為國民黨政府服務。
在這次出版的《戴笠與抗戰》中，一項驚人的發現是證實了周佛海在抗戰中與國民黨政府的合作關係。之前，被蓋棺定論的漢奸周佛海早在1943年就已被戴笠吸收進入軍統，成為國民黨政府在汪偽政權中重要臥底。周佛海於1938年9月與汪精衛投靠日本。
解密檔案顯示，周佛海經軍統敵後組織策動其反正，以偽職掩護敵後工作，軍統局地下電台曾架設在周本人和其妻弟楊惺華的私宅，照常工作；周佛海提供有關汪偽政權的軍事、經濟以及日本與東北的政治情報。此外，軍統局特選派熟悉軍事參謀業務的諜報人員，經周佛海推薦擔任汪政權軍委會作戰科長，聯絡控制已接受策反的偽軍部隊。當時周佛海在汪偽政權中任偽軍委會副委員長，負責指揮稅警部隊、保安部隊，及偽軍第十二軍等。而在抗戰結束前夕，中國共產黨方面也曾策反過周佛海，以和周組成「聯合陣線」對抗國民黨政府，但未成功。
抗戰勝利後，周佛海因漢奸罪被判死刑，後特赦為無期徒刑，1948年死於獄中。這一結局可能與戴笠過早去世有關，因為很多策反人士只與戴笠單線聯繫。所以在戴笠飛機失事後，許多被軍統吸收的漢奸最後均被槍斃。
代理總書記
1921年7月23日晚，黨的一大在李漢俊家中開幕，各地黨的早期組織13名代表及2名共產國際代表，總計15人，出席了會議，這次開幕式又被稱為一大的第一次會議。隨後，從7月24日至29日，在李漢俊家召開了4次會議。據周佛海回憶，到了7月30日晚，會議開了好幾天之後，「究竟是共產國際代表馬林有經驗，他說，『明晚一定換個地方。我們在此地一連開了幾晚會，一定使巡捕注意。』我們說反正明天只有一晚，一時又不易另找地方，大概不要緊。於是決定仍在原地。」當第六次會議也就是會議的閉幕式即將召開時，突然有一個陌生的中年男子闖進會場。代表們問他找誰，他用可疑的目光打量了一下會場，然後說：「對不起，我找錯了地方。」說完後就急忙走了。共產國際代表馬林見此情景，機警地說：「這一定是偵探，馬上散會，會議改期改地點後再開。」按照馬林的布置，出席會議的人員除李漢俊和陳公博以外，立即離開了會場。十幾分鐘以後，法國巡捕包圍了會場，並進入室內搜查盤問，結果撲了一個空。這次會議周佛海並沒有參加，因為當天下午，周佛海忽然鬧肚子，肚子很痛而且不停地上廁所，根本不能出門，所以就一個人在租住的地方躺在地板上迷迷糊糊地睡着了。據周佛海回憶說，大約晚上12點，他忽然醒來，看見毛澤東走進房間，經毛澤東說明，才知道是出了大事。
被法國巡捕搜捕後，在上海租界內繼續開會顯然是不行了，周佛海忽然想起李達的夫人王會悟是浙江嘉興人，嘉興離上海很近，何不去嘉興開會。經過商量後，代表們決定，李達的夫人第二天乘早班車赴嘉興，先雇一艘大船等着，其他代表乘第二班車去，然後乘船游嘉興南湖，周佛海也抱病前往嘉興。當地的人以為他們是游南湖的，也就沒有注意他們。他們把船開到湖中，忽然大雨滂沱，他們就在船上開起會來。會上選舉陳獨秀、張國燾、李達組成中央局，陳獨秀為中央局書記。據周佛海回憶，在最後一天的會議上，除通過黨綱和黨的組織外，還選舉了陳仲甫（獨秀）為委員長，周佛海為副委員長，張國燾為組織部長，李達為宣傳部長，陳獨秀未到上海的時期內，由周佛海代理。但據一大代表包惠僧回憶：「李大釗、周佛海當選為候補中央委員。」一大代表陳潭秋也回憶說：「周佛海、李漢俊、劉仁靜為候補中央委員。」看來周佛海有可能被選為「候補中央委員」，不是「為副委員長」。至於「陳獨秀未到上海的時期內，由周佛海代理」中央局書記一職，一大代表張國燾回憶說：「在陳先生沒有返滬以前，書記一職暫由周佛海代理。」包惠僧也回憶說：「陳獨秀沒回上海以前，書記由周佛海暫代。」由此可見，陳獨秀未到上海的時期內，周佛海確實代理過中央局書記一職。
周佛海回國出席黨的一大的行蹤早被日本警察知道了，回到日本後的周佛海即被日本警方嚴密監視，警方還通過學校對周佛海施加壓力，老師多次警告周佛海，學校方面也以開除學籍威脅周佛海，這些讓周佛海驚恐萬分。而且，周佛海還帶着第二任妻子楊淑慧一起生活，當時楊淑慧與她的父母失去了聯繫，他們二人的生活十分清貧，靠領取周佛海一人的官費生活。1924年5月底，周佛海回到廣州，就任國民黨宣傳部秘書，月薪200塊大洋。同年9月份，時任廣東大學校長的鄒魯又聘請他兼任廣東大學的教授，別的教授月薪是220塊大洋，鄒魯給周佛海月薪240塊大洋。照當時中國共產黨的規定，周佛海應按累進額每月交納、黨費70多元，楊淑慧認為丈夫辛辛苦苦賺錢不容易，每月交這麼多錢太可惜，就鼓動周佛海脫黨。於是周佛海就給中共廣州區執行委員會寫信，要求脫離共產黨。當時任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廣州區委執行委員的周恩來曾經多次找周佛海做思想工作，都被周佛海拒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