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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神学，假如本土神学是本地人按着自己的文化条件，来思考、整理和表达基督教信仰的神学，中国大陆的神学则要在二十世纪20年代才迈出第一步。

两百多个国家的综合性人口学研究显示，当今世界各年龄段的基督徒有21.8亿。基督徒占到近三分之一。基督徒在地域上的分布也十分广泛——分布如此之宽广，以至于事实上，没有任何一个大洲或者区域可以单独地成为毫无异议的全球基督教中心。

简介

按研究文化的人说，所谓文化条件者，包括了四方面：古典文化、地方风俗与传统、科技文化，和上述三种混合，并加上政治、社会、经济等因素而产生的当地文化。

二十世纪之前的中国教会，基本上是处于消极地接受的阶段，当时来华的宣教士虽有不少是饱学之士，像意大利耶稣会教士利玛窦（Matteo Ricci, 1552～1610）、英国伦敦会的李雅各（James Legge, 1815～97），和英国浸礼会的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于1870年来华），但占了大多数的还是平信徒宣教士，神学素养极为参差；他们惟一的目的，就是传福音建立教会，甚少考虑怎么样藉中国文化把福音传出去。

二十世纪初，中国爆发了全国反西方的浪潮。当时列强对中国订出种种不平等条约，使中国知识分子深深不满，部分的西教士不察，竟依赖不平等条约尽享特权之利，为国人提供了渲泄愤怒之焦点。20年代的“非基同盟”和五四运动，逼使中国基督徒知识分子做了很多反省的工夫，如1922年五月召开的全国基督徒大会，呼召信徒重视他的双重身份：中国人、基督徒。五四运动掀起的爱国热情，亦使部分中国基督徒知识分子重新厘定爱国（表诸参与国家建设的事上）与爱教会的关系。当时教外反教的思想与爱国情绪已变得不可分，这时期中国神学就是以回应此现实挑战而产生，分作政治的与文化的两方面。

尝试在政治层面寻找基督徒的位置与责任者，最重要的两个发言人为吴雷川和赵紫宸。吴雷川宣告他努力的目标，是透过重释儒家和基督教的思想，好推动人投身建设国家和革新社会的大业；赵紫宸则明斥个人化极强的中国信徒是不成熟的、病态的，和逃避主义者；不关心国事的基督徒是耶稣教训中的罪人，和中国哲学的垃圾。这个爱国与爱教并重的思想，在三自教会的神学成了主流。

“三自会”的全名是“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由中国二百四十四位基督教人士于1954年七月举行之第一届全国基督教会议时成立，主旨是“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团结全国基督徒，热爱祖国，遵守国家法令，坚持自治、自养、自传”。

这个三自会的成立及宣言的草拟，背后最重要的人物正是吴耀宗。以他为首的基督教代表团在1950年五月，先后三次为中共总理周恩来召见，商谈基督教在中国之前途，并草拟了“中国基督教在中国建设中努力的途径”宣言，由周恩来于七月六日定稿，七月二十八日由四十位教会人士签署，随着发起全国签名，支持“宣言”。此宣言成了三自教会的神学总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