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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神學，假如本土神學是本地人按着自己的文化條件，來思考、整理和表達基督教信仰的神學，中國大陸的神學則要在二十世紀20年代才邁出第一步。

兩百多個國家的綜合性人口學研究顯示，當今世界各年齡段的基督徒有21.8億。基督徒占到近三分之一。基督徒在地域上的分布也十分廣泛——分布如此之寬廣，以至於事實上，沒有任何一個大洲或者區域可以單獨地成為毫無異議的全球基督教中心。

簡介

按研究文化的人說，所謂文化條件者，包括了四方面：古典文化、地方風俗與傳統、科技文化，和上述三種混合，並加上政治、社會、經濟等因素而產生的當地文化。

二十世紀之前的中國教會，基本上是處於消極地接受的階段，當時來華的宣教士雖有不少是飽學之士，像意大利耶穌會教士利瑪竇（Matteo Ricci, 1552～1610）、英國倫敦會的李雅各（James Legge, 1815～97），和英國浸禮會的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於1870年來華），但占了大多數的還是平信徒宣教士，神學素養極為參差；他們惟一的目的，就是傳福音建立教會，甚少考慮怎麼樣藉中國文化把福音傳出去。

二十世紀初，中國爆發了全國反西方的浪潮。當時列強對中國訂出種種不平等條約，使中國知識分子深深不滿，部分的西教士不察，竟依賴不平等條約盡享特權之利，為國人提供了渲泄憤怒之焦點。20年代的「非基同盟」和五四運動，逼使中國基督徒知識分子做了很多反省的工夫，如1922年五月召開的全國基督徒大會，呼召信徒重視他的雙重身份：中國人、基督徒。五四運動掀起的愛國熱情，亦使部分中國基督徒知識分子重新厘定愛國（表諸參與國家建設的事上）與愛教會的關係。當時教外反教的思想與愛國情緒已變得不可分，這時期中國神學就是以回應此現實挑戰而產生，分作政治的與文化的兩方面。

嘗試在政治層面尋找基督徒的位置與責任者，最重要的兩個發言人為吳雷川和趙紫宸。吳雷川宣告他努力的目標，是透過重釋儒家和基督教的思想，好推動人投身建設國家和革新社會的大業；趙紫宸則明斥個人化極強的中國信徒是不成熟的、病態的，和逃避主義者；不關心國事的基督徒是耶穌教訓中的罪人，和中國哲學的垃圾。這個愛國與愛教並重的思想，在三自教會的神學成了主流。

「三自會」的全名是「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由中國二百四十四位基督教人士於1954年七月舉行之第一屆全國基督教會議時成立，主旨是「在中國共產黨和人民政府的領導下，團結全國基督徒，熱愛祖國，遵守國家法令，堅持自治、自養、自傳」。

這個三自會的成立及宣言的草擬，背後最重要的人物正是吳耀宗。以他為首的基督教代表團在1950年五月，先後三次為中共總理周恩來召見，商談基督教在中國之前途，並草擬了「中國基督教在中國建設中努力的途徑」宣言，由周恩來於七月六日定稿，七月二十八日由四十位教會人士簽署，隨着發起全國簽名，支持「宣言」。此宣言成了三自教會的神學總路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