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白戈

任白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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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白戈

（1906年－1986年），四川南充人。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治人物。

生平

任白戈的家境十分貧寒，畢業於南充中學。在《嚮導》、《中國青年》、《新蜀報》等進步報刊的影響下，逐漸走上了革命道路。1926年入黨。1927年3月，重慶工商學兵大同盟憤然於英美軍艦炮轟南京，聯合舉行遊行示威，強烈抗議國民政府怯懦而不能保國。軍閥政府大肆屠殺以鎮壓遊行，殺人愈千，製造了中外歷史上駭人聽聞的「三·三一」慘案。重慶氣氛由此驟然緊張，進步人士在接連不斬的搜捕中被迫轉移，逃離重慶。4月，任白戈毅然接任黨團四川臨時特委書記，在白色恐怖的氣氛中，竭盡全力，冒着隨時都有掉頭的危險，迅速恢復中斷的聯繫，終于于1928年使四川臨時省委得以成立。自此，任白戈開始走向職業革命家的道路。

抗日戰爭期間，擔任延安抗日軍政幹部教訓工作。第二次國共內戰時期，擔任第一野戰軍第18兵團政治部宣傳部長。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歷任中共重慶市委宣傳部部長、西南軍政委員會文教部副部長、西南文聯主任、四川省副省長、中共重慶市委第一書記、中共中央西南局書記處書記、四川省政協主席、中顧委委員。

文革蒙難

1963年7月1日出版的中共中央理論刊物《紅旗》雜誌，不徵求有關組織意見，也不向有關組織打招呼，突然襲擊地批判了重慶市的黨政最高領導人任白戈。在這期《紅旗》雜誌上，以當時中央文革成員穆欣（不久穆欣本人也受到打擊迫害）署名的文章《國防文學是王明右傾機會主義路線的口號》中，批判「周揚的一些追隨者」「圍剿魯迅」，在說到「周揚的另一個追隨者竟然攻擊魯迅提出『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的口號是『罪惡』」時，在注釋中點明，這個「周揚的追隨者」是任白戈。

此前的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遭到嚴厲批判的所謂「彭羅陸楊反黨集團」中，為首的彭真，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常務書記、中共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兼市長；隨後，彭真遭到不點名的公開批判。任白戈是繼彭真之後第二個被批判的大城市市委第一書記兼市長。不同的是，任白戈是在尚未被撤銷職務並且其所在地區黨組織及上級領導毫不知情的情況下突然遭到「代表毛主席、黨中央聲音」的中央權威刊物公開點名的，而這時彭真雖已遭到批判但尚未在報刊上公開點名，同一期《紅旗》雜誌發表的社論《徹底批判前北京市委一些主要負責人的修正主義路線》就沒有點彭真的名。

雖然這次任白戈被點名不是以中央文件的形式，而且只是在一篇文章的注釋里出現，但是當時在報刊上點名批判有嚴格的政策規定，決非可以任意而為。而且，當時作為中央輿論喉舌的傳媒，都被視為傳達的是「毛主席、黨中央的聲音」。因此，《紅旗》雜誌此舉必然被視為毛澤東和中共中央的部署，其影響是顯而易見的。當《紅旗》這篇文章在各地黨報轉載（《重慶日報》於1963年7月6日轉載）、廣播電台反覆廣播後，重慶立即引起震動，許多幹部紛紛打電話詢問市委：被中央點名的任白戈是不是重慶的領導人任白戈。市委無法回答。

時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書記的李井泉，後來在一次向群眾所作的公開檢查中回憶了當時西南局和四川省領導人處理任白戈問題的一些情況：「在穆欣同志的文章點了任白戈名的第二天，我和大章（註：李大章，時任四川省省長）、志高（註：廖志高，時任中共四川省委第一書記）商量如何處理的問題，先用電話問中央文革小組陳伯達同志，他當時答覆是罷官。同時又用電話請示中央辦公廳，中央辦公廳答覆，下午中央書記處要開會，等中央書記處會議後再復。我們當時商量下決心一步走（即罷官），由志高到重慶了解情況，等中央書記處會議答覆後再宣布處理。晚上接陶鑄電話說，鄧小平意見，任白戈過去是周揚的追隨者，這十幾年在重慶市工作還不錯，要不要罷官還要看一看，你們寫個報告來，中央再正式批（大意是這樣）。我當晚即按原電話轉告了廖志高照辦，不久就寫了報告到中央，以後中央正式批覆也是這樣批的。」李井泉當時自我批判說：「這件事是我們直接執行鄧小平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而沒有執行伯達同志指示的一個證明。」（李井泉《關於我在重慶市文化大革命中的錯誤的檢查》。

1963年7月8日，廖志高專程趕到重慶，召開市委會議，傳達中央書記處會議討論後的意見：任白戈的錯誤是30年代的問題，60年代的工作還是好的。隨即，任被迫以「請假檢查」名義停止工作。

在重慶這個當時西南地區最大的工業城市，黨政一把手突然之間被以如此不正常的方式「打入另冊」，威信掃地，在市民中帶來的震動可想而知。這是重慶局勢陷入大動亂的一個重要起因。

經過多次政治運動「鍛煉」的不少幹部、群眾，已經學會緊跟風向行事，「黨指向哪裡就打向哪裡」。就在任白戈被公開點名之後，馬上就有人寫了批判任白戈的文章、大字報或揭發批判材料寄給重慶市委及有關部門。

被安排「請假檢查」的任白戈，對要求他承認的「鼓吹『國防文學』」、「執行王明右傾機會主義路線」、「攻擊魯迅」等罪名都不願承認，怎麼也想不通，無法寫出讓上級滿意的檢查。跟他一樣想不通的省、市委領導只好從市委辦公廳、宣傳部和報社抽調了幾位幹部和「筆桿子」，同任白戈一起住進重慶潘家坪高幹招待所，幫助他查閱資料，上綱上線「提高認識」，以便寫出像樣的檢查「過關」。但用了近一個月時間，他的認識仍然未能「提高」，他始終認為，自己當年在日本得知國內文藝界發生「兩個口號」之爭後，寫文章宣傳「國防文學」，是因為那是黨提出的口號，他那時年輕，在日本看不到毛主席的書，不知道黨內有毛主席這條路線。那時周揚是代表黨的，是領導人，而魯迅是黨外的，聽周揚的，在組織上沒有錯。他還堅決否認自己有「攻擊魯迅」的錯誤，認為自己對魯迅從來就很尊重、崇敬，魯迅逝世時，自己在東京組織了追悼會，還寫了詩進行悼念……他的認識無法「提高」，最後只好由「筆桿子」們按照當時報紙批判的調子幫他拼湊了一個檢查上報中央。

8月初，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召開，全面深入開展「文化大革命」成為全黨共識和中共中央正式決定。西南局和四川省委顯然已意識到形勢的嚴峻，明白任白戈的下台命運已無可挽回，大約是為了下一步處理方便，遂通知將任白戈轉移到成都，安排住進了錦江賓館。實際上這時任白戈已等於是被軟禁起來聽候發落。

然而形勢驟變，1963年8月26日，中共四川省委在成都東方紅禮堂（即錦江禮堂）召開駐四川大學工作組的檢討大會，一些首都赴蓉紅衛兵及川大學生認為這是「假檢討」，衝擊大會造反，進而與省委形成對立，千餘人在省委大門口靜坐絕食……省委不願讓任白戈被造反派學生髮現抓走，便又將他1963年8月28日深夜轉移，給他改換姓名，以「某省廳長」身份住到成都近郊一處招待所。 1963年8月31日深夜，省委又派專車，將任白戈化名「省農業廳視察室主任張新」，轉移到簡陽縣偏僻山溝——三合壩。並對負責保護（也可說是監視）的公安人員交待，如有農民問起，就說「張主任」是歸國華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