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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宗派事件 图片来自epochtimes

八月宗派事件（팔월 종파 사건）是指1956年8月30日期间朝鲜政府内部一些高级官员试图在朝鲜劳动党第三次代表大会8月中央全会罢黜时任劳动党委员长兼内阁首相的金日成并取得对政府的控制，然最终未遂的一场政变。政变的领导人包括内阁副首相、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长 、建设省相、商业省相和职业总同盟委员会委员长等，均为劳动党内的改革派成员。他们反对金日成进行个人崇拜，又认为他所推行的经济政策和路线出现严重的问题。此次政变仅在短短半天内便被瓦解，金日成的权力不但未有受到挑战，反而逐步巩固起来，更间接奠定了金氏家族对朝鲜长久的独裁统治，也影响到该国与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故此，这政变被历史学家视为是对朝鲜影响最为深远的事件之一。

对外：赫鲁晓夫的兴起和去斯大林化

去斯大林化 虽成为最高领导人，但由于政府派系林立，金日成的权力受到限制。为扩大权力，金日成仿校苏联共产党总书记斯大林实行个人崇拜以树立于党和国内的威信。在建国初期，金日成就要求画家和作家等须描绘他为反抗日本殖民政府的英雄。此外，他还被宣传部门说成是个如父亲般关爱人民的导袖。在韩战后，更被写成带领国家获胜的民族英雄，并取得“百战百胜的钢铁统帅”称号。之后，关于崇拜金日成的画像、电影、音乐和海报等遍布全国。

1953年，斯大林离世，经过一系列权力斗争后，赫鲁晓夫出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在权力得以稳固后，赫鲁晓夫推行一系统的措施。在政治上，他首先暂停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又一改过去莫斯科政府对卫星国的高压统治，而改为怀柔管治。同时，他还容许局部的文艺自由化。在经济方面，他改变过去斯大林政府依赖重工业和集约农业的现象，允许有限的市场化。这些的政策随后引发起周边社会主义国家的连锁反应，其中包括在1956年6月发生的波兹南事件、保加利亚的经济改革和中国的双百方针。

作为史太林的支持者，赫鲁晓夫的言论引起金日成的不安。为消除赫氏带来的冲击，劳动党机关报《劳动新闻》删除了其讲话中有关“个人崇拜”和“集体领导”的用词，金日成同时向党员派发秘密信件，强调“苏共二十大所揭露的那些错误在劳动党的活动中并不占有任何地位”。另一方面，为抗衡去斯大林化，金日成提出主体思想，指在北韩实行的政策和方针必须顾虑到国内的实际情况，不必事事跟从外国。虽然金日成极力阻止赫氏的主张流入国内，但劳动党改革派成员还是能通过在平壤出售的苏联报章得悉这些一切，他们也一度希望金日成会有所改变。

然而，赫鲁晓夫的改革并未得到金日成的正面回应﹕朝鲜继续实行高度集体化农业和依靠重工业发展经济、金日成对其个人崇拜和打压言论并没有改善的迹象。1956年3月19日，金日成收到赫鲁晓夫的《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演说报告，并向苏联大使馆表示会认真贯彻到党的实际工作中。但实际上，金日成却在翌日的中央全会中大力批评朴宪永在搞个人崇拜。同年4月23日至28日的劳动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中，金日成没有讨论个人崇拜和经济路线的问题，反赞扬北韩的经济成就和批判国内派“分裂党的宗派主义活动”。这导致了改革派成员的不满，驻苏领使李相朝概叹朝鲜革命博物馆已成为“金日成个人事业的博物馆”。内阁副首相朴昌玉在与苏联大使会面时指金日成非但没有好好处理派系间的矛盾，反用人为亲，加剧了党内的个人崇拜。在对金日成的种种不满下，改革派终使萌生出发动政变的主张。

背景

对内：派系林立与游击队派的崛起

朴宪永、李承烨间谍事件

自朝鲜于1948年建国后，该国的执政党就为朝鲜劳动党。然而，由于该党是由许多不同派别的共产主义者和民主主义政党合并而成，因此在立国之初劳动党存在不同的派系，其中又以从苏联而来的苏联派、与中国共产党关系亲密的延安派、由南部到来的国内派以及在日治时期反殖民地政府的游击队派为党内的四大派系。而在当中，游击队派和延安派因被认为在抗日期间功劳最大，加上得到苏联的支持，游击队派领袖金日成因而被推举为最高领导人。延安派则在首届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选举中取得了13席中的6个席位，两派从而成为当时党内的最具影响力的派系。

1948年，苏联红军正式撤出朝鲜半岛，金日成失去了苏联的军事支援。为防范其它派系趁机扩张，他在韩战期间把各派系的领导人物肃清。1950年12月，他先以延安派首领兼民族保卫省副相和朝鲜人民军炮兵司令武亭未能把守平壤而将其免职。翌年，他又以修复水库不力及阻挠党的扩大等罪名撤消苏联派首领许嘉谊的所有职务。

另一方面，金日成与国内派领袖朴宪永的斗争已进入白热化阶段。朴本为朝鲜共产党的核心人物并且得到苏联的器重，他后来加入劳动党，于党内具有声望。同时，他在多方面的立场均与金日成相左。二人在朝鲜战争就如何向韩国发动攻势到战争期间应否议和均有著不同见解。1952年11月，朴宪永发表纪念十月革命二十五周年的演说，在提到朝鲜独立运动时他多次强调朝鲜共产党的主导地位，甚至连金日成的名字也没有提过。考虑到国内派缺乏外国势力的支持加上对朴的不满，金日成于1953年以替美国当间谍为由而将其逮捕。同年7月，韩战结束，金日成继续其清洗行动，包括李承烨、权五稷等的10人也在同日因间谍罪而被处死，此后国内派势力一落千丈。

之后，金日成把矛头指向拥有军权的延安派代表朴一禹。朴于韩战期间是内务相兼联合司令部副政治委员，是平壤政府与北京的联络员。战争末期，金日成通知北京朴会被召回，取而代之的是其亲信崔庸健。然而，尽管朴已被解除与北京联络的职务，他仍不时和后者保持联系，这使金日成感到不快。于是，金日成在1955年4月召开的劳动党中央全会中点名批评朴一禹以“来自中国的代表自居”，拉帮结派，企图分裂党而将其软禁，并在翌年12月开除出中央委员会及撤销其党籍。

苏联派接著成为被打击的对象。据苏联的官方档案透露，金日成在清除许嘉谊后是对苏联派没有敌意的。然而随著1955年朴昌玉大量提拔苏联派干部又对金处理许嘉谊的做法有意见而引起金日成的戒心。为打击朴昌玉，金日成误导朴的心腹，劳动党中央宣传部部长朴永彬在出版刊物时应阐述“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问题”。恰好，政治宣传杂志《新朝鲜》主编宋达范拒绝刊登深受金日成喜爱的作家韩雪野的小说。这样，金日成找到更多批评朴永材的理由。在随后举行的中央全会中，金以朴永杉在文学工作中的错误倾向和打击无产阶级文学而免除其职务。至于朴昌玉，考虑到他此前与朴宪永的斗争中表现积极，故他只开除出政治委员会，副首相一职仍然保留。尽管如此，苏联派的主要干部已被全数逐出权力核心。

经过一连串的清算后，劳动党内的延安派、苏联派和国内派势力大受打击，而以金日成为首的游击队派则正式冒起。然而，这也激发了如金斗奉、崔昌益、朴昌玉等延安派和苏联派官员的恐惧情绪，并计划进行反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