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东荪

哲人張東蓀原圖鏈接

張東蓀（1886年12月9日—1973年6月2日），祖籍浙江杭州，原名張萬田，曾用筆名「聖心」，晚年自號「獨宜老人」。

現代著名學者、哲學家、政治活動家、政論家、報人。曾為研究系、中國國家社會黨、中國民主社會黨領袖之一，在中國民盟曾就任中央常委、秘書長等職務。

作為學者，他被研究者稱為「輸入西洋哲學，方面最廣，影響最大的人」；

作為報人，參與創辦被譽為五四時期三大報紙副刊之一《時事新報》的「學燈副刊」，主辦了《解放與改造》等多種時政刊物；

作為政論家，他總是力圖堅持自己的立場，發出自己的聲音。

張東蓀一生善變，哲學家林宰平曾說：「東蓀太愛變了，並且變動得可快」。

張東蓀性格我行我素，一貫鋒芒畢露，逮誰跟誰掐，這種剛烈的性格造就他跌宕起伏的一生。

生平簡介

1902年，張東蓀偶讀佛經，對哲學產生了興趣，他曾說：「我是十八歲讀《楞嚴經》便起了哲學的興趣。」

1905年，張東蓀官派赴日留學，入東京帝國大學哲學系，結識梁啓超，從此一生追隨，並與張君勱（後來成為著名哲學家、政治家）成為好友。

1911年，張東蓀回國，以「聖心」為筆名發表了第一篇政論文章，漸成著名政論家。辛亥革命後，張東蓀加入孫中山臨時政府，卻無視孫中山與梁啓超之間的長期矛盾，力主二人聯合。

1916年，梁啓超在北京成立「憲法研究會」，張東蓀為其中主力，並自1917年起接替張君勱主編研究系在上海的喉舌《時事新報》。
1918年3月，張東蓀又創辦了《時事新報》副刊《學燈》，該副刊與北京《晨報》副刊、《民國日報》副刊《覺悟》並稱三大副刊。時邵力子主持《覺悟》，就在《學燈》隔壁，但邵、張二人見面從不打招呼，《覺悟》的編輯高鐵郎為賺稿費給《學燈》寫稿，邵力子下令予以處分。

1925年，孫中山去世時，張東蓀寫了一篇諷刺性的社論，報館差點被毀。張對孫素有微詞，曾說：「吾知過激主義不來中國則已，來則必無法救藥矣。」此外，梁啓超與張東蓀被「一戰」的殘酷震驚，對歐洲文明產生失望情緒，張東蓀轉向社會主義。

1941年參加中國民主政團同盟(1944年9月改稱中國民主同盟)，先後任華北支部委員、主任委員。

1944年9月被選為中國民主同盟中央執行委員。

1946年1月，作為民盟代表之一，出席重慶政治協商會議。

1946年8月，國家社會黨與民憲政黨合併，組成中國民主社會黨，為主要領導人之一。在此前後，著文反對蔣介石的獨裁統治，宣揚走"中間道路"。

1948年曾參與北平和平解放的活動，張東蓀在北平和談中作出突出貢獻，毛澤東曾說：「北平和平解放，張先生第一功。」

建國後，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員、全國政協委員、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民盟常務委員等職。

1951年因捲入"美國特務案"，於1951年6月被破獲後，撤消了其民盟內外一切職務，並於1953年5月被開除出民盟。

1973年6月2日逝世於北京"秦城"監獄。

「叛國罪」真相

據《北京公安史志》載，1950年初，北京市公安局偵訊處破獲美國間諜王正伯案，王交代了張東蓀向美國原駐華大使司徒雷登「出賣情報」的情況。偵訊處又經過一年多的偵察，進一步證實了張確實把抗美援朝中國出兵的具體日期和國家財經預算等國家核心機密，編成情報，經人送到香港，轉交到司徒雷登手中。

張東蓀的女兒張宗燁則說，王志奇（即王正伯）在北京剛解放時常去張家，張東蓀對他很冷淡，張缺乏政治經驗，把文件隨便放在兒子張宗炳家中，被王志奇看到。

毛澤東當選主席他是否投了反對票？

張東蓀由於早年留學日本，成名較早，五四時期已是國內重要報刊《時事新報》的主筆，逐漸成為一代報人，政治活動家。建國之後，張東蓀很快成為新政權的座上賓，據毛澤東在頤和園一次會議上，當着許多人的面豎起大拇指說：「北平和平解放，張先生第一功。 」張東蓀自己對此事也津津樂道，以為一生中最重要的貢獻。

而如今張東蓀再被人提起時，談到最多的不是「北平和平解放第一功」，也不是其叛國案，而是1949年9月30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在選舉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時，576名代表只有一票沒有投給毛澤東，很多人認為投反對票的就是張東蓀。

當時的選舉是不准棄權的，會不會是毛澤東謙虛，投了自己反對票呢？後來有人證實毛澤東是投了自己贊成票，這也並非沒有可能的，當年遵義會議上毛也是投了自己一票的嘛！

既然是不記名投票，況且是五百多名代表參與的，為什麼眾人就在沒有確鑿根據的情況下就懷疑是張東蓀投了反對票呢？這不能不說是張東蓀犯上習慣惹的禍。

事情早已過去，早已經查無實據了，這一事件又一次給張東蓀奇詭的人生經歷增添了一個爭議點罷了。

「善變」與「不變」

民國初期的張東蓀原圖鏈接

高波著原圖鏈接

張東蓀是一個典型的政治性知識分子，這類知識分子關心政治，參與政治，既不是純粹文人，也不是純粹政治人物。他們自己會生產出一些關於政治的理論，這些理論不僅能夠用來解釋同時代人的政治處境，還可以用來批判或者嘲諷他們自己的政治實踐（因為往往是失敗的）。他們不僅是所處時代的闡釋者，同時也是自身命運的解說人。歷史學家書寫他們的思想軌跡，無異於是與傳主進行一場對話。

以善變著稱的張東蓀並不是一位理想的「對話者」。少年時，他被清廷公派到日本，回國即被授予七品官職，然而辛亥革命的槍聲一響，他就南下加入了臨時政府。待到南北妥協，政府北遷，他覺得「周圍的人都不像是在做事情的」，於是轉入報界。在智識上他是新派，卻對傳統心懷眷念，主張「不罵不破壞」，所以在新文化運動中與《新青年》派吵得不可開交。他是社會主義在中國最早的傳播者之一，但與中國共產黨的組建擦肩而過，並掀起一場社會主義大論戰，與陳獨秀等早期中共黨員分道揚鑣。他信奉英國的基爾特社會主義，可是這個主義的正宗代表羅素卻偏偏認為，俄國道路更適合中國。他多次表示厭惡政治，不願意「干政治」，只願意「評政治」，但他不僅擔任過參議院秘書長，還和張君勱一起組建了國家社會黨，積極參與民主同盟的活動。為了抵制國民黨召開的偽國大，他又不惜與一生的好友張君勱絕交。他成了中共最信任的盟友，不僅在北平和平解放中立了「第一功」，還在新政協參與了建國大業，當選中央人民政府委員。但新中國成立不久，他又旋即捲入一起間諜案，自此政治生命徹底結束。這樣的人生，仿佛落葉在風中兜了無數圈，令人唏噓。

當然善變不是張東蓀的專利。人總是會變，穿梭於學術與政治之間的知識分子更是如此。而且在許多時候，的確是「形勢比人強」，政治性知識分子不得不改變甚至 「改造」自己的想法。

這也就意味着，所謂張東蓀的「善變」只是表象，在他的內心或者思想深處，依然會堅持一些「不變」的東西。

高波就是善於抓住政治性知識分子的「不變」的東西的人，他在《追尋新共和》這本書中，穿透張東蓀的「善變」表象，去抓住其思想中某種「不變」的連續性。因此高波不打算按照歷史時序，來簡單羅列張東蓀一生的思想碎片。如果是這樣，那麼呈現在讀者面前的，很可能是一團千頭萬緒的毛線。而高波想要做的，是「找到隱藏在這一堆雜亂材料後的某個『一』」，「將張東蓀的一生收攏為一個整體」，「以看清張東蓀的全貌」。

高波通過《追尋新共和》這本書的主要內容論辯，讓我們清楚地看到，張東蓀在本質上還是一個深受傳統薰陶的士人，始終不忘政治與教化的雙重使命，這就是他的「不變」的東西。因此他所追尋的「共和」，無論展現出怎樣的理論形態，骨子裡都是基於他對自身傳統的「鄉愁」。他從頭至尾都不是大眾民主的真正支持者；在他看來，工農只是統治與教化的對象，而不可能獨立具備實施善治的能力。面對傳統士人階層已經墮落坍塌的事實，張東蓀認為士人的歷史使命應當從「輔治政治」轉向「輔治社會」，在社會和文化層面成為大眾的導師；士人階層非但不應當恐懼大眾，反而應當與大眾打成一片，並最終在這一過程中獲得「新生」。張東蓀後來選擇支持共產黨，其根本動機並不是為了改造政治，而是為了改造社會；只要社會改造好了，政治回歸「正道」也就指日可待。

家庭生活

1886年，張東蓀出生於一個縣官家庭。父親張上騄當了一輩子縣令，雖然為官清廉屢建政績，卻始終鬱郁不得志。由於仕途無望，張上騄轉而將興趣投到文學方面，詩文造詣不凡，尤精詞學，並對兩個兒子張爾田、張東蓀產生了很大影響。兄長張爾田自幼聰明，承襲家學，文名早著，有著述多種傳世，後來一度和王國維等並稱"海上三子"。張東蓀從小在父兄督責下勤修舊學，受到了系統訓練，並在傳統儒家思想的薰染下形成了舊式知識分子特有的人格氣質，對他的一生都有很大影響。1952年，他在一份檢討中寫道:"孔孟之道、中庸主義在我身上有深厚的根基，養成一種氣質，總是以為清高最好，自命不凡，愛好名譽，有時自以為倔強就是有氣節……"

主要作品

《新哲學論叢》商務印書館1929年8月版。

《讀〈東西文化及其哲學〉》，《時事新報》副刊《學燈》，1922年3月。

《出世思想與西洋哲學》，《東方雜誌》第22卷18號，1925年9月25日。

《飲冰室合集·專集之二十三》，中華書局1989年版。

《中國之前途:德國乎?俄國乎?》，《解放與改造》第2卷14號，1920年7月15日。

《初學哲學之一參考》，《東方雜誌》第23卷1號，1926年1月10日。

《科學與哲學》，《東方雜誌》第22卷2號，1925年1月25日。

《科學與哲學--一名從我的觀點批評科玄論戰》，商務印書館1924年版，第72頁。

《思想與社會》序論，商務印書館1946年版，第3頁。

《認識論》，上海世界書局1934年版，第46頁。

《價值哲學》序，上海世界書局1934年版。

《獄中生活簡記》，《觀察》第2卷第13-17期，1947年5月24日-6月21日。下同。

《政治協商會議與國防新案》，《民主生活》(重慶版)第2期，1946年1月16日。

《一個中間性的政治路線》，《再生》周刊第118期。1946年6月22日。

《經濟平等與廢除剝削》，《觀察》第4卷第2期，1948年3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