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国琦查看源代码讨论查看历史
| 徐国琦 | |
|---|---|
| 出生 |
1962年 安徽枞阳 |
| 国籍 | 中国 |
| 职业 | 香港大学历史系教授 |
| 知名于 | 现为香港大学历史系教授，是西方研究中国国际化历史的著名学者。 |
| 知名作品 |
《奥林匹克之梦:中国与体育，1895-2008》 《美国外交政策史》 《文明的交融: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在法华工》 |
徐国琦[1] 安徽枞阳人。哈佛大学历史系博士。曾任美国密西根州Kalamazoo College历史系讲座副教授，现为香港大学历史系教授，是西方研究中国国际化历史的著名学者。
1991年来美前在南开大学历史研究所任教。1999年获美国哈佛大学历史系博士学位后获聘美国Kalamazoo College讲座教席。2008-2009年为哈佛大学瑞德克利夫高级研究院(Radcliffe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研究员。
简介
1962年出生于安徽省枞阳县一个家境贫寒的农民之家。先后就读于安徽师范大学、南开大学以及哈佛大学，最后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徐国琦是享誉国际的历史学者，现为香港大学著名教授。他新近出版了《边缘人偶记》，其中讲述了他如何从一名寒门子弟到哈佛博士的人生故事。今天，节选的是徐国琦教授新书的序言，以飨读者。
民国学者年轻时就写个人回忆录的很多。安徽人胡适之刚到四十就写《四十自述》就是一个著名例子。当然胡适有资格写。他不到30岁就暴得大名。况且还有个裹小脚的老婆，又给他平添了几分清誉。另一个安徽人唐德刚就说，“胡适大名垂宇宙，小脚女人亦随之。”孟子曰，“我四十不动心。”平庸如我者到四十岁时事业上才刚刚起步。我岂敢动心写什么回忆录呀！目前虽已过古人所谓“知天命”之年，但我根本没有知天命的本钱和自信，有的是“人到中年百事哀”的感叹和对人生与世界仍是充满疑惑和无解。[2] 2019年2月纪念马若德︱徐国琦：给老马当助教的日子[3]
主要著作
《奥林匹克之梦:中国与体育，1895-2008》(Olympic Dreams:China and Sports，1895-2008，哈佛大学出版社2008年4月出版)、《中国与大战:寻求新的国家认同和国际化》(China and the Great War:China's Pursuit of a New National Identity and Intemationalization，剑桥大学出版社2005年英文版;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中文版)、《美国外交政策史》(合著，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文明的交融: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在法华工》(五洲传播出版社，2007年)。
学术观点
徐国琦:一战的爆发，对当时的中国而言可谓一次重大"危机"，必须强调的是，这里所谓的"危机"包含双层涵义。一是"危"， 即危险或挑战。二是"机"，即机会或机遇。把握得好，中国则可 能一举摆脱内外枷锁，以平等身份进入国际社会。把握得不好，则会堕入深渊。幸运的是，一战时期的中国有许多有利条件。一是中国急切寻找新的国家认同，加入国际潮流的浪潮在中国波涛汹涌;二是中国有一批学贯中西及对国际体系深刻认识的精英;三是对中国不利的现存的国际秩序因为一战的爆发正在崩溃。一战的爆发对中国政治社会精英而言，堪称史无前例的重大国际事件，是大"危机"。 一战使他们兴奋和着迷。中国人急于改变传统孤立主义的世界观，一战被认为是中国加入世界新秩序的绝好机会。中国渴望加入世界，成为现代民族国家和强大的国家，这种国家主义的观念催生了中国的革命、内部革新以及国家转型。中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活力就在于她在处理国际事物过程中融合了政治上的民族主义(political nationalism)、文化上的破坏偶像(cultural iconoclasm)和外交上的国际主义路线(diplomatic internationalism)。
中国参加一战的短期目标是为了获得协约国的财政支援，收复山东主权等;长期目标则是以平等身份参与国际社会。
中国人和美国人“共享的历史” ——徐国琦在国家图书馆的讲演
从中美两国人民“共享的历史”角度，我们不仅可以解读出一种全新的中美关系史，并找到一种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的新范式及视野，更重要的是，这一新的认识可能为我们目前和将来创造中美两国和谐外交关系提供有效的历史借鉴。
徐国琦，安徽枞阳人。哈佛大学历史系博士。现为香港大学历史系教授。主要著作有“国际史”三部曲：《中国与大战》（剑桥大学出版社2005年英文版，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中文版）；《奥林匹克之梦：中国与体育，1895-2008》（2008年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一战中的华工》（哈佛大学出版社2011年出版其英文版，2014年上海人民出版社中文版）；目前正致力于其“共享历史”三部曲的写作及研究：《中国人与美国人：一个共享的历史》（已完成。哈佛大学出版社于2014年9月出版该书的英文版，广西师大出版社拟出版其中文版）；目前正撰写《亚洲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一个共享的旅程》（该书系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约稿，英文书稿当于2015年中旬完成）；其第三部《关于中国：一个共享的历史》仍在研究之中。
中外学术界在研究中美关系史时，一直强调中美两国文化的差异，历史背景的不同，侧重中美之间的冲突、对抗以及分歧。诚然，这些差别和分歧是历史事实，我并不否认其存在。但我今天向大家提出一个新的研究方法及视野，即强调中国人与美国人之间共同的历史经历和旅程在中美关系史中的重要意义。我在这里将其笼统称为“共享的历史（shared history）”。
入江昭：中国人与美国人是两个“最有历史意识的民族”
熟悉中美两国文化及社会、历史思潮研究的人都明白，在美国学者费正清（JohnKing Fairbank）把当代中国研究引入西方之前，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学术界的中国研究一直汲汲于所谓汉学，实际上缺乏对中国现实关怀的研究传统，无真正意义上的当代或近代中国研究，所存在的是侧重文字、哲学等范畴的汉学。费正清不仅是西方近代中国研究的鼻祖，更是从现实关怀角度研究中美关系史的第一人。从某种意义上说，费正清于1948年在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美国与中国》一书是一部里程碑式的著作，因为该书的旨趣在于解读中美关系的过去、现在及未来。
遗憾的是，由于冷战思维在国际政治及学术研究无所不在的影响，导致了中美两国学者在中美关系史研究方面的重大缺失，即一味强调中美两国的分歧及不可调和的矛盾。20世纪90年代之后，虽然广义上的冷战已经结束，但中美关系研究仍存在严重误区。一种新的冷战思维似乎仍方兴未艾。如美国学者亨廷顿（Samuel P.Huntington）的《文明冲突论》，以及中国学者的《中国可以说不》、《中国不高兴》等流传甚广的书籍都大力强调中美之间的巨大分歧及不可避免与不可调和的冲突。绝大多数相关历史著作也未能跳出此窠臼。如影响甚大的美国学者孔华润（WarrenI.Cohen）的《美国对中国的反应》一书不仅侧重于美国单方面，更是以冲突为主线。国内学者陶文钊近年出版的三卷本《中美关系史》尽管在资料及观点上有不少新意和突破，但还是没有彻底走出纠结于冲突和矛盾的误区。质言之，中美学者在中美关系史研究上奇怪地殊途同归，同样缺乏在研究中美关系方面求同存异，相反大都着眼于求异废同。
然而，纵观当前中美关系的方方面面，两国间不仅经常要同舟共济（如在经济、环境、反恐等方面），即使在面临不可避免的冲突方面也远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零和游戏，亦即在许多竞争中并非此消彼长。甚至在实力竞争方面，中美也许异梦，却经常是躺在同一张床上。换句话说，美国梦与中国梦也许并不兼容，但可能是在同一环境下一起做梦。美国学者理查德·马德森（Richard Madsen）在其极有新意的一本书中曾表示，他希望在21世纪，中美两国人民，而不是政客，会成为主导两国关系的主要动力，并“在错综复杂的相互依存的世界里”合力创造一个“共同家园”。时代呼唤中美关系研究的新视野，多年未变的传统方法需要新的思维。我今天在这里提出着眼于中美共同的历史经历及共享的历史这一新视野，强调在中美关系研究中要“求同存异”，正是出于这样的动机及背景考虑。
必须指出，一些学术巨人以其高瞻远瞩的宏大视野早已意识到学术研究中发掘共性的重要性。哈佛大学著名历史学家入江昭（AkiraIriye）教授在其《文化国际主义和世界秩序》一书中即提到，即使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Wilson）寻求建立全新的国际秩序遇到挫折，以美国为主导的“文化国际主义”还是应运而生，在一战后的几十年里，“教育人士、学者、艺术家、音乐家，以及许许多多的其他人士跨越国界，促进文化层次的互相理解。这些有识之士期望在一个新的世界里，学生、学者可以交换，学术事业可以合作，艺术展览及时事讨论会的互相交集应该取代军备竞赛及军事同盟并成为国际事务的主导”。甚至早在40多年前，入江昭在其《跨越太平洋：美国－东亚关系秘史》一书中就揭示中国人与美国人是两个“最有历史意识的民族”。由于双方经常对两国关系的极其严重的误判而导致灾难性冲突。他强调中美之间健康关系必须建立在双方真正的学术对话层面，通过学术对话来减少彼此的误解并增加理解。费正清在他的《美国与中国》一书第一版中也写道，研究中美关系真实历史背景“不是奢侈品，而是必需品”。
熟悉中国古籍《孙子兵法》的人都知道，生活在几千年前的中国学者实际上早已提出国际及外交关系中“知己知彼”的重要性。这里的“彼”不仅指敌人或对手，甚至也应包括“朋友”。无论是敌或友，只有相知才能互相理解，才能求同存异，才能避免冲突。如果即使迫不得已时要对抗，要战争，唯有“知己知彼”才能保证“百战百胜”，甚至可以“不战而屈人之兵”。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来说，我之所以强调要重视中美两国人民共享的历史和旅程的研究，是因为这一视野有可能提供中美双方在外交及战略层面上做到彼此相知的一个重要学术保证。难怪近来连美国国务院都已意识到研究中美关系中的共同足迹和共享历史的重要性。2008年8月8日是北京奥运会开幕的日子，美国选择在这一天为其在北京的新大使馆大楼正式落成使用的日子。将其称之为“新时代的新使馆”。小布什总统亲自来到北京主持新馆揭幕并出席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为纪念这一在中美关系中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美国国务院还专门编辑出版了一本中英文版书籍，书名就叫《共同的旅程：中美两百年史》（AJourneyShared:TheUnited States and China——TwoHundred YearsofHistory）。该书图文并茂，印刷精美。然而遗憾的是，它只有短短64页，更令人失望的是，尽管此书有着充满希望的书名，但书中内容仍旧未能摆脱俗套，未能提供真正探究中美两百年历史的新视野及新思路。美国历史学家约翰·伊斯雷尔（JohnIsrael）在为此书所写的书评中甚至把这本书贬为“咖啡桌上的读物”。不过，无论如何，编辑者能够意识到该题目的重要性就已显示其不凡的眼光及视野了。这一本小书至少标志着重新审视中美关系共享历史及旅程学术价值的一个良好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