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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國琦 | |
|---|---|
| 出生 |
1962年 安徽樅陽 |
| 國籍 | 中國 |
| 職業 | 香港大學歷史系教授 |
| 知名於 | 現為香港大學歷史系教授，是西方研究中國國際化歷史的著名學者。 |
| 知名作品 |
《奧林匹克之夢:中國與體育，1895-2008》 《美國外交政策史》 《文明的交融: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的在法華工》 |
徐國琦[1] 安徽樅陽人。哈佛大學歷史系博士。曾任美國密西根州Kalamazoo College歷史系講座副教授，現為香港大學歷史系教授，是西方研究中國國際化歷史的著名學者。
1991年來美前在南開大學歷史研究所任教。1999年獲美國哈佛大學歷史系博士學位後獲聘美國Kalamazoo College講座教席。2008-2009年為哈佛大學瑞德克利夫高級研究院(Radcliffe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研究員。
簡介
1962年出生於安徽省樅陽縣一個家境貧寒的農民之家。先後就讀於安徽師範大學、南開大學以及哈佛大學，最後獲得哈佛大學博士學位。徐國琦是享譽國際的歷史學者，現為香港大學著名教授。他新近出版了《邊緣人偶記》，其中講述了他如何從一名寒門子弟到哈佛博士的人生故事。今天，節選的是徐國琦教授新書的序言，以饗讀者。
民國學者年輕時就寫個人回憶錄的很多。安徽人胡適之剛到四十就寫《四十自述》就是一個著名例子。當然胡適有資格寫。他不到30歲就暴得大名。況且還有個裹小腳的老婆，又給他平添了幾分清譽。另一個安徽人唐德剛就說，「胡適大名垂宇宙，小腳女人亦隨之。」孟子曰，「我四十不動心。」平庸如我者到四十歲時事業上才剛剛起步。我豈敢動心寫什麼回憶錄呀！目前雖已過古人所謂「知天命」之年，但我根本沒有知天命的本錢和自信，有的是「人到中年百事哀」的感嘆和對人生與世界仍是充滿疑惑和無解。[2] 2019年2月紀念馬若德︱徐國琦：給老馬當助教的日子[3]
主要著作
《奧林匹克之夢:中國與體育，1895-2008》(Olympic Dreams:China and Sports，1895-2008，哈佛大學出版社2008年4月出版)、《中國與大戰:尋求新的國家認同和國際化》(China and the Great War:China's Pursuit of a New National Identity and Intemationalization，劍橋大學出版社2005年英文版;上海三聯書店2008年中文版)、《美國外交政策史》(合著，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文明的交融: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的在法華工》(五洲傳播出版社，2007年)。
學術觀點
徐國琦:一戰的爆發，對當時的中國而言可謂一次重大"危機"，必須強調的是，這裡所謂的"危機"包含雙層涵義。一是"危"， 即危險或挑戰。二是"機"，即機會或機遇。把握得好，中國則可 能一舉擺脫內外枷鎖，以平等身份進入國際社會。把握得不好，則會墮入深淵。幸運的是，一戰時期的中國有許多有利條件。一是中國急切尋找新的國家認同，加入國際潮流的浪潮在中國波濤洶湧;二是中國有一批學貫中西及對國際體系深刻認識的精英;三是對中國不利的現存的國際秩序因為一戰的爆發正在崩潰。一戰的爆發對中國政治社會精英而言，堪稱史無前例的重大國際事件，是大"危機"。 一戰使他們興奮和着迷。中國人急於改變傳統孤立主義的世界觀，一戰被認為是中國加入世界新秩序的絕好機會。中國渴望加入世界，成為現代民族國家和強大的國家，這種國家主義的觀念催生了中國的革命、內部革新以及國家轉型。中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的活力就在於她在處理國際事物過程中融合了政治上的民族主義(political nationalism)、文化上的破壞偶像(cultural iconoclasm)和外交上的國際主義路線(diplomatic internationalism)。
中國參加一戰的短期目標是為了獲得協約國的財政支援，收復山東主權等;長期目標則是以平等身份參與國際社會。
中國人和美國人「共享的歷史」 ——徐國琦在國家圖書館的講演
從中美兩國人民「共享的歷史」角度，我們不僅可以解讀出一種全新的中美關係史，並找到一種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的新範式及視野，更重要的是，這一新的認識可能為我們目前和將來創造中美兩國和諧外交關係提供有效的歷史借鑑。
徐國琦，安徽樅陽人。哈佛大學歷史系博士。現為香港大學歷史系教授。主要著作有「國際史」三部曲：《中國與大戰》（劍橋大學出版社2005年英文版，上海三聯書店2008年中文版）；《奧林匹克之夢：中國與體育，1895-2008》（2008年哈佛大學出版社出版），《一戰中的華工》（哈佛大學出版社2011年出版其英文版，2014年上海人民出版社中文版）；目前正致力於其「共享歷史」三部曲的寫作及研究：《中國人與美國人：一個共享的歷史》（已完成。哈佛大學出版社於2014年9月出版該書的英文版，廣西師大出版社擬出版其中文版）；目前正撰寫《亞洲與第一次世界大戰：一個共享的旅程》（該書系英國牛津大學出版社約稿，英文書稿當於2015年中旬完成）；其第三部《關於中國：一個共享的歷史》仍在研究之中。
中外學術界在研究中美關係史時，一直強調中美兩國文化的差異，歷史背景的不同，側重中美之間的衝突、對抗以及分歧。誠然，這些差別和分歧是歷史事實，我並不否認其存在。但我今天向大家提出一個新的研究方法及視野，即強調中國人與美國人之間共同的歷史經歷和旅程在中美關係史中的重要意義。我在這裡將其籠統稱為「共享的歷史（shared history）」。
入江昭：中國人與美國人是兩個「最有歷史意識的民族」
熟悉中美兩國文化及社會、歷史思潮研究的人都明白，在美國學者費正清（JohnKing Fairbank）把當代中國研究引入西方之前，包括美國在內的西方學術界的中國研究一直汲汲於所謂漢學，實際上缺乏對中國現實關懷的研究傳統，無真正意義上的當代或近代中國研究，所存在的是側重文字、哲學等範疇的漢學。費正清不僅是西方近代中國研究的鼻祖，更是從現實關懷角度研究中美關係史的第一人。從某種意義上說，費正清於1948年在哈佛大學出版社出版的《美國與中國》一書是一部里程碑式的著作，因為該書的旨趣在於解讀中美關係的過去、現在及未來。
遺憾的是，由於冷戰思維在國際政治及學術研究無所不在的影響，導致了中美兩國學者在中美關係史研究方面的重大缺失，即一味強調中美兩國的分歧及不可調和的矛盾。20世紀90年代之後，雖然廣義上的冷戰已經結束，但中美關係研究仍存在嚴重誤區。一種新的冷戰思維似乎仍方興未艾。如美國學者亨廷頓（Samuel P.Huntington）的《文明衝突論》，以及中國學者的《中國可以說不》、《中國不高興》等流傳甚廣的書籍都大力強調中美之間的巨大分歧及不可避免與不可調和的衝突。絕大多數相關歷史著作也未能跳出此窠臼。如影響甚大的美國學者孔華潤（WarrenI.Cohen）的《美國對中國的反應》一書不僅側重於美國單方面，更是以衝突為主線。國內學者陶文釗近年出版的三卷本《中美關係史》儘管在資料及觀點上有不少新意和突破，但還是沒有徹底走出糾結於衝突和矛盾的誤區。質言之，中美學者在中美關係史研究上奇怪地殊途同歸，同樣缺乏在研究中美關係方面求同存異，相反大都着眼於求異廢同。
然而，縱觀當前中美關係的方方面面，兩國間不僅經常要同舟共濟（如在經濟、環境、反恐等方面），即使在面臨不可避免的衝突方面也遠不再是傳統意義上的零和遊戲，亦即在許多競爭中並非此消彼長。甚至在實力競爭方面，中美也許異夢，卻經常是躺在同一張床上。換句話說，美國夢與中國夢也許並不兼容，但可能是在同一環境下一起做夢。美國學者理查德·馬德森（Richard Madsen）在其極有新意的一本書中曾表示，他希望在21世紀，中美兩國人民，而不是政客，會成為主導兩國關係的主要動力，並「在錯綜複雜的相互依存的世界裡」合力創造一個「共同家園」。時代呼喚中美關係研究的新視野，多年未變的傳統方法需要新的思維。我今天在這裡提出着眼於中美共同的歷史經歷及共享的歷史這一新視野，強調在中美關係研究中要「求同存異」，正是出於這樣的動機及背景考慮。
必須指出，一些學術巨人以其高瞻遠矚的宏大視野早已意識到學術研究中發掘共性的重要性。哈佛大學著名歷史學家入江昭（AkiraIriye）教授在其《文化國際主義和世界秩序》一書中即提到，即使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美國總統伍德羅·威爾遜（WoodrowWilson）尋求建立全新的國際秩序遇到挫折，以美國為主導的「文化國際主義」還是應運而生，在一戰後的幾十年裡，「教育人士、學者、藝術家、音樂家，以及許許多多的其他人士跨越國界，促進文化層次的互相理解。這些有識之士期望在一個新的世界裡，學生、學者可以交換，學術事業可以合作，藝術展覽及時事討論會的互相交集應該取代軍備競賽及軍事同盟並成為國際事務的主導」。甚至早在40多年前，入江昭在其《跨越太平洋：美國－東亞關係秘史》一書中就揭示中國人與美國人是兩個「最有歷史意識的民族」。由於雙方經常對兩國關係的極其嚴重的誤判而導致災難性衝突。他強調中美之間健康關係必須建立在雙方真正的學術對話層面，通過學術對話來減少彼此的誤解並增加理解。費正清在他的《美國與中國》一書第一版中也寫道，研究中美關係真實歷史背景「不是奢侈品，而是必需品」。
熟悉中國古籍《孫子兵法》的人都知道，生活在幾千年前的中國學者實際上早已提出國際及外交關係中「知己知彼」的重要性。這裡的「彼」不僅指敵人或對手，甚至也應包括「朋友」。無論是敵或友，只有相知才能互相理解，才能求同存異，才能避免衝突。如果即使迫不得已時要對抗，要戰爭，唯有「知己知彼」才能保證「百戰百勝」，甚至可以「不戰而屈人之兵」。在相當大的程度上來說，我之所以強調要重視中美兩國人民共享的歷史和旅程的研究，是因為這一視野有可能提供中美雙方在外交及戰略層面上做到彼此相知的一個重要學術保證。難怪近來連美國國務院都已意識到研究中美關係中的共同足跡和共享歷史的重要性。2008年8月8日是北京奧運會開幕的日子，美國選擇在這一天為其在北京的新大使館大樓正式落成使用的日子。將其稱之為「新時代的新使館」。小布什總統親自來到北京主持新館揭幕並出席北京奧運會開幕式。為紀念這一在中美關係中有里程碑意義的事件，美國國務院還專門編輯出版了一本中英文版書籍，書名就叫《共同的旅程：中美兩百年史》（AJourneyShared:TheUnited States and China——TwoHundred YearsofHistory）。該書圖文並茂，印刷精美。然而遺憾的是，它只有短短64頁，更令人失望的是，儘管此書有着充滿希望的書名，但書中內容仍舊未能擺脫俗套，未能提供真正探究中美兩百年歷史的新視野及新思路。美國歷史學家約翰·伊斯雷爾（JohnIsrael）在為此書所寫的書評中甚至把這本書貶為「咖啡桌上的讀物」。不過，無論如何，編輯者能夠意識到該題目的重要性就已顯示其不凡的眼光及視野了。這一本小書至少標誌着重新審視中美關係共享歷史及旅程學術價值的一個良好開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