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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焕生

徐焕升,江苏崇明(今属上海市)人 (1906年—1984年)。江苏医学院肄业,中央军校第六期、黄埔军校第四期、中央航空学校第一期毕业,曾赴德、意航空学校深造。

人物生平

初任笕桥中央航校教官、蒋介石座机副驾驶、分队长、中队长,1938年任空军第十四队队长,此后历任国民政府第六重轰炸大队大队长、八大队大队长、中美空军第五混合团(即第五大队)副司令、兰州(第三军区)与地区司令、联队长、空军总部署长,国防部总务局长、驻苏武官。

1949年赴台,曾任蒋介石侍从室主任,空军总部主任、参谋长、副总司令等,1963年接任空军

总司令,四年后卸任,后任中华航空公司董事长、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1984年3月4日病逝台北。

人物事件

1938年5月19日夜间,中国空军出动两架“马丁”B-10型轰炸机,远征日本本土,投下100多万份传单,对日本侵略者发出了严正警告:“尔再不训,则百万传单将一变而为千吨炸弹。尔等戒之。”这是日本有史以来第一次被外国飞机轰炸袭击,也是世界航空作战史上绝无仅有的“纸片轰炸

1938年5月20日,日本沿海城市长崎。凌晨,一家寿司店的老板打开店门,发现门前的街道上到处都是白色的纸片。老板拾起几张纸片,上面印着:“尔国侵略中国,罪恶深重。尔再不训,则百万传单将一变为千吨炸弹。尔再戒之。”

这么多的传单是从哪来的?难道这些传单是从中国来的?长崎地处日本九州,与中国内地遥隔千里,只有飞机才可能飞过海洋,到长崎投下这么多的传单。这说明日本政府所称本土防卫严密、固若金汤根本不可相信。

日本安保部门立即在辖区内进行搜索,并将传单交由制纸工厂进行化验,证实传单的确来自中国。这就是中国对日本的“纸片轰炸”事件。因为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反法西斯阵营对日本本土进行的首次空袭,所以很快轰动了全世界。

1937年12月,南京失陷,国民党政府迁都重庆。武汉则成为重庆政府的政治、军事中心和作战物资主要集散地。为此,日本航空兵加紧对武汉实施空袭,不断进行狂轰滥炸。面对气焰嚣张的日本侵略者,中国空军决定飞越东海远征日本本土,以此来警告日本当局。

但是,当时中国空军装备的飞机中航程最远的也不足1000公里。而日本本土防空戒备森严,部署了大量战斗机和地面防空部队。在当时的轰炸机没有自卫武器的情况下,中国空军又没有合适的战斗机给轰炸机进行护航。这样到日本去执行空袭任务,就等于是“赤手空拳”上阵。

经过在成都凤凰山基地1个多月的秘密训练,最后敲定,由徐焕升(见图)1403号机组(徐焕升正驾驶、苏光华副驾驶、刘荣光领航、吴积冲通信员)和 1404号机组(佟彦博正驾驶、蒋绍禹副驾驶、雷天春领航、陈光斗通信员)执行任务。他们各驾驶一架“马丁”B-10型轰炸机。这种飞机最最大速度为343公里/小时,航程为900公里。为了增大航程,还对飞机进行了改装,把轰炸机的炸弹舱改装为一个大型的油箱。

由于当时技术条件的限制,飞行员只能依靠目视飞行、导航并发现地面目标。因此,对日本轰炸就必须选择一个月光皎洁的夜晚。远征机组的成员都在期盼一个好天气。5月间正值长江流域梅雨季节,气候变幻莫测,而我方又没有日本本土气象资料,只好逐日抄录东亚各地气象报告进行推测,数日归纳的结果是:在月圆望月前后难以出现良好天气。由于武汉战局日紧,一旦延迟不知道还有没有机会执行远征,徐焕升队长干脆直接飞赴前进基地宁波,依靠自己长期海上飞行的经验,从当地直接观察、推测东海洋面气候变化。

1938年5月19日,总部终于下达了“立即执行任务”的命令,飞行员们接到通知后,驾驶着当时中国仅剩的两架远程轰炸机,自汉口机场向东飞去。为了保密,地面上没有送行的人。15时23分,两架飞机飞行了两个小时后,降落宁波。因为从武汉到日本再返回武汉超过了“马丁”B-10型轰炸机的最大航程,所以要在宁波“补加燃油。

5月20日2时45分,两架飞机飞临日本长崎上空。炸弹仓开启,“纸弹”飞向地面。两架飞机在长崎撒完传单后,又折向福冈方向,总计在日本本土撒下的传单超过100万张。直到此时,日本的防空部门才“大梦初醒”,对福冈实行灯火管制,全城一片漆黑,地面高炮也猛烈开火,但两架飞机毫发无损地从长崎附近脱离日本领空出海,胜利返航汉口王家墩机场。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孔祥熙、军政部长何应钦等都到机场迎接。

尽管这次被称作“纸片轰炸”和“人道远征”的空袭,没有改变日本侵略中国的行径,但却彻底打破了“大日本神圣领空不可入侵”的妄言。这是日本有有史以来第一次遭到外国飞机的空袭。中外各大媒体纷纷对此进行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美国《生活》杂志评选刊登了二战中闻名于世的12名飞行员的照片,其中就有担任这次“纸片轰炸”行动的队长徐焕升。该杂志明确指出,徐焕升是先于美军杜立德轰炸日本本土的第一人。徐焕升后曾任空军总司令,退役后任中华航空公司菫事长,佟彦博32岁任大队长于抗战时在桂林上空殉国。[1]

参考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