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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虽无“文献学”一词，但许多学者在开展学术研究的同时，进行了大量文献整理和研究工作；历代文献收藏家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从中国古代文献研究的情况来看，其内涵比较广泛，除研究一般的文献发展史外，还涉及文字的校订，版本的鉴别，对内容得失的评品及目录的编制等。如汉代刘向、刘歆父子校理群书，编制《别录》、《[[七略]]》是整理文献；郑玄为群经作注，也属整理文献。最早以专著形式系统讨论文献学的是南宋的郑樵。他在《通志·校雠略》中从理论上阐述了文献工作中的文献收集、鉴别真伪、分类编目、流通利用等问题。郑樵以后，系统研究文献学理论的是清代的章学诚，其著名观点是“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即要求在文献整理过程中要明确反映并细致剖析各种学术思想的发生、发展过程及相互关系等。但他和郑樵一样，都把这些工作称为“校雠学”。最早以“文献学”作为书名的著作是郑鹤声、郑鹤春合著的《中国文献学概要》（1933），书中认为：文献学的基本内容是文献的结集、审订、讲习、翻译、编纂和刻印。张舜徽在《[[中国文献学]]》（1982）和王欣夫的《文献学讲义》（1986）则是研究中国古典文献学的专著，二书认为文献学就是[[版本学]]、[[校勘学]]（见校雠学）和目录学三者的结合。其中张舜徽还认为文献学就是校雠学。由于“文献” 这一概念在中国历史上有特定涵义，所以传统意义上的中国文献学实际上是以考证典籍源流为核心内容的中国古典文献学。由于文献数量、内容、形式和载体的发展以及由此决定的文献工作的复杂性，古典文献学的研究内容已不能全面反映现代文献的实际和揭示其发展规律。因此，作为现代文献学，还必须研究现代文献及其[[规律]]。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学者较多地借鉴和吸收西方国家文献研究的理论和方法特别是计量学方法，丰富了文献学的内容。80年代中期以后，专科文献学受到重视，专科文献检索与利用方面的著述大量问世。 | 中国古代虽无“文献学”一词，但许多学者在开展学术研究的同时，进行了大量文献整理和研究工作；历代文献收藏家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从中国古代文献研究的情况来看，其内涵比较广泛，除研究一般的文献发展史外，还涉及文字的校订，版本的鉴别，对内容得失的评品及目录的编制等。如汉代刘向、刘歆父子校理群书，编制《别录》、《[[七略]]》是整理文献；郑玄为群经作注，也属整理文献。最早以专著形式系统讨论文献学的是南宋的郑樵。他在《通志·校雠略》中从理论上阐述了文献工作中的文献收集、鉴别真伪、分类编目、流通利用等问题。郑樵以后，系统研究文献学理论的是清代的章学诚，其著名观点是“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即要求在文献整理过程中要明确反映并细致剖析各种学术思想的发生、发展过程及相互关系等。但他和郑樵一样，都把这些工作称为“校雠学”。最早以“文献学”作为书名的著作是郑鹤声、郑鹤春合著的《中国文献学概要》（1933），书中认为：文献学的基本内容是文献的结集、审订、讲习、翻译、编纂和刻印。张舜徽在《[[中国文献学]]》（1982）和王欣夫的《文献学讲义》（1986）则是研究中国古典文献学的专著，二书认为文献学就是[[版本学]]、[[校勘学]]（见校雠学）和目录学三者的结合。其中张舜徽还认为文献学就是校雠学。由于“文献” 这一概念在中国历史上有特定涵义，所以传统意义上的中国文献学实际上是以考证典籍源流为核心内容的中国古典文献学。由于文献数量、内容、形式和载体的发展以及由此决定的文献工作的复杂性，古典文献学的研究内容已不能全面反映现代文献的实际和揭示其发展规律。因此，作为现代文献学，还必须研究现代文献及其[[规律]]。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学者较多地借鉴和吸收西方国家文献研究的理论和方法特别是计量学方法，丰富了文献学的内容。80年代中期以后，专科文献学受到重视，专科文献检索与利用方面的著述大量问世。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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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2021年1月29日 (五) 17:49 的修訂
文獻學是以文獻和文獻發展規律為研究對象的一門科學。研究內容包括：文獻的特點、功能、類型、生產和分布、發展規律、文獻整理方法及文獻與文獻學發展歷史等。治學的基礎、資料的源頭、深入研究的門徑。它可以根據學科領域劃分為歷史文獻學、古典文獻學等。
發展歷史
文獻學是在文獻工作經驗積累的基礎上產生和發展起來的。為了收集、整理、交流和利用文獻，就必須對文獻的特點、生產方式和整理方法進行研究，從中總結出規律，從而逐漸形成了文獻學。
中國
中國古代雖無「文獻學」一詞，但許多學者在開展學術研究的同時，進行了大量文獻整理和研究工作；歷代文獻收藏家也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從中國古代文獻研究的情況來看，其內涵比較廣泛，除研究一般的文獻發展史外，還涉及文字的校訂，版本的鑑別，對內容得失的評品及目錄的編制等。如漢代劉向、劉歆父子校理群書，編制《別錄》、《七略》是整理文獻；鄭玄為群經作注，也屬整理文獻。最早以專著形式系統討論文獻學的是南宋的鄭樵。他在《通志·校讎略》中從理論上闡述了文獻工作中的文獻收集、鑑別真偽、分類編目、流通利用等問題。鄭樵以後，系統研究文獻學理論的是清代的章學誠，其著名觀點是「辨章學術、考鏡源流」，即要求在文獻整理過程中要明確反映並細緻剖析各種學術思想的發生、發展過程及相互關係等。但他和鄭樵一樣，都把這些工作稱為「校讎學」。最早以「文獻學」作為書名的著作是鄭鶴聲、鄭鶴春合著的《中國文獻學概要》（1933），書中認為：文獻學的基本內容是文獻的結集、審訂、講習、翻譯、編纂和刻印。張舜徽在《中國文獻學》（1982）和王欣夫的《文獻學講義》（1986）則是研究中國古典文獻學的專著，二書認為文獻學就是版本學、校勘學（見校讎學）和目錄學三者的結合。其中張舜徽還認為文獻學就是校讎學。由於「文獻」 這一概念在中國歷史上有特定涵義，所以傳統意義上的中國文獻學實際上是以考證典籍源流為核心內容的中國古典文獻學。由於文獻數量、內容、形式和載體的發展以及由此決定的文獻工作的複雜性，古典文獻學的研究內容已不能全面反映現代文獻的實際和揭示其發展規律。因此，作為現代文獻學，還必須研究現代文獻及其規律。20世紀80年代以後，中國學者較多地借鑑和吸收西方國家文獻研究的理論和方法特別是計量學方法，豐富了文獻學的內容。80年代中期以後，專科文獻學受到重視，專科文獻檢索與利用方面的著述大量問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