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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湛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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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逝世日期 = 1950年6月10日
| 国籍 = 中国
| 职业 = 政治 地下 党工作
}}
'''朱谌之'''（1905—1950），女，又名 [[ 朱枫 ]] ；出生 [[ 浙江 ]] 宁波府镇海县名门。原名贻荫，小名桂凤，改名谌之，字弥明，镇海城关朱家花园人。1905年出生于浙江镇海，1945年加入 [[ 中国共产党 ]] 。在党组织的领导下，积极参加革命活动，曾在 [[ 香港 ]] 从事地下情报工作。1949年11月，朱枫接受党组织的派遣，前往台湾执行秘密任务。1950年，因叛徒蔡孝乾的出卖而不幸被捕，面对敌人的酷刑拷打和威逼利诱，她始终坚贞不屈。1950年6月10日在台北马场町刑场被杀害，终年45岁。 <ref>[https://baike.baidu.com/reference/14561/ff13nZS_MkiwCp47aFqI5z5zVZTjz0Qy85h8D1W8vQdaGuJRXOyAS5amiOAhpHxBtP4dgfD6JsVspR7AlBc3jSFuvfXUBSop7BFc7FYwIQyM 朱枫参考资料] 中国共产党新闻 网</ref><ref>[https://baike.baidu.com/reference/14561/7def8L2nG5eaur93GbEq9rzVIJixJAp3JteFYxMLX5n7CkN5kyXlgQ0LCWfp_H_ILPgfZMPvIqBiBF9C3TFZxJupTOjRwvzsByDhx7RV2OxlqkLU 红色女特工魂归大陆] 新浪网新闻 中心</ref><ref>[https://baike.baidu.com/reference/14561/cfceUWTo5PRjXsCbDBQI7IohhayAhMlPIduh-Yx8ZqSEV_Ccv4xHnm8OWcbRNeS08MkJHacsWcJmCnrEWXCWpsbzMpAViqEG0Fr_fsWVPw4_-A7UIvYyOsYBKLo 朱枫：她牺牲在台湾 ]镇海新闻 网 </ref>
== 生平经历 ==
父系富商，曾任宁波渔商工会会长。舟山渔场汛期，朱放本投资沈家门、岱山鱼行；汛期结束，按股返本分红。朱谌之少时多次随父母亲人来过定海、沈家门和普陀观音圣地。她在[[ 宁波]] 月湖女子师范求学时，与同学[[ 陈修良]] （鄞县人，曾留学苏俄，后为沙文汉夫人，南京解放前夕为中共地下党市委书记）、[[ 金维映]] （即阿金，定海岱山人，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 李铁映]] 生母）志趣相合，交往亲密，受陈、金影响，积极参加爱国学生运动。其女师同学包稚颐，后嫁与[[ 沙孟海]] （鄞县人，二十世纪中国著名书法大师）为继室，朱与沙很熟，她原名朱桂凤，是沙孟海为她改名朱谌之。
1927年，朱嫁去沈阳，为时任奉天兵工厂总工程师陈傅良（宁波人）续弦夫人。生女陈倬如（后改名朱晓枫，为南京军区总医院主任医师），陈前妻逝后留下二子二女，朱亲切抚爱之。1932年，陈傅良病故，朱在镇海娘家孀居。七七抗日军兴，谌之毅然投身抗敌救亡洪流，离开富裕家园转辗于[[ 武汉、桂林、]] 湘北、皖南、上海诸地，在党的领导下，从事文化及财经工作。还曾奉派在[[ 浙江金华]] 协助李友邦将军组建台湾抗日义勇队活动。均表现优异。其间，与共产党员朱晓光结婚，生子朱明。
1945年2月在上海，经徐雪寒（后曾任外贸部副部长）、史永（曾任全国政协副秘书长）二人作介绍，被批准为共产党员。在上海党所经营的商贸、金融单位工作，周旋于财经和国民党党政军警上层间。1948年，又奉派到香港合众贸易公司任职，它实际是党的秘密机关。朱主要仍作统战及情报工作 。[[1949 。1949 年10月1日]] ，新中国诞生。[[ 李晓光]] 随野战军南下，已在[[ 上海，任新华书店]] 经理。谌之已接调回上海工作的通知，即可和夫君子女欢聚。
此时，为早日攻取[[ 台湾]] ，中共中央华东局和总参谋部急需选派干员赴台湾，在[[ 蒋介石]] 统治心脏做情报联络。考虑到朱谌之地下工作经验丰富，机智灵活。更有良好的社会关系掩护条件，朱作为继母，其女陈莲芳和婿王朴（王昌诚）俱系军统干部，王朴时任台湾省警务署电讯管理所主任。谌之妹和妹夫都在台蒋情治部门工作。决定委朱此项重大绝密使命，谌之毅然受任。
1949年11月25日，朱自香港维多利亚码头登轮赴台。按上级约定，朱先和中共台湾省工委书记[[ 蔡孝乾]] （台湾彰化人，老[[ 红军]] ，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接头。随即，朱和台湾国防部主管参谋、作战的次长（副部长）吴石中将秘密会见四次，传达上级党接应解放军的指示。吴石向朱详细提供了台湾军事防务绝密情况，并交朱有关台湾战备防御抗登陆计划、大小金门兵力、兵器配置几文件胶卷。[[ 朱迅]] 将文件，照相胶卷，由专任交通员送香港；不久，它就由华东局情报部和总参作战部妥收运用。
进入1950年初，朱在台使命已全完成，正将动身离台返香港回上海。1950年1月14日，她托一富商朋友带信上海家中，只一句七个字：“凤（朱原名桂凤）将于月内返里”，她朝盼梦忆的在已解放的祖国大陆与亲人团圆，迅可实现。此时全国大陆已解放，面临人民解放军势将大举攻取台湾，台蒋情治特务部门加强侦缉活动。从各种线索及邮检动态追寻共产党活动踪迹。蔡孝乾在高雄被捕。保密局从蔡的笔记本上查见有吴石的名字。蔡当然知道吴石与朱谌之曾会见过，但含糊应付，那时候，以抓到“台湾共匪巨首”，[[ 保密局]] 内上下争功，情特各部竞相插手，蔡孝乾乘机以引导捕人为由，于1950年1月6日夜间从台北市武昌街人群中逃跑，蔡脱逃后，迅即设法通知朱谌之快逃，吴石派其副官聂曦中校送朱“特别通行证”，朱搭乘军运飞机先逃至舟山；再设法逃回上海（舟山是1950年5月17日才解放的）。
舟山，是谌之旧游故地，本来，以渔商公会会长之女，乘帆船船赴上海并无难办。可奈其时登步岛战斗后，国共两军隔海对阵，战争气氛紧张。舟山本岛有国军四个军军部驻屯，岗哨密布，特务四出。朱乃装病，住进沈家门私立存济医院，以待机。而特务魔爪追踪目标，1950年2月18日（农历新年初二），谌之为保密局浙江站少将站长沈之岳和浙江省政府警保处长兼舟山防卫司令部稽查处长庄心田所捕获，朱曾吞金项链自杀，被敌发现，未成，旋被用军机押送台湾朱枫被捕后，大义凛然、坚贞不屈，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大无畏的革命精神。1950年6月10日，朱枫在台北马场町高呼革命口号，英勇就义，时年四十五岁。同时遇害的还有台湾“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将军、吴石副官聂曦上校、台军联勤总部第四兵站总监陈宝仓中将。此事轰动一时，朱枫是四人中唯一的女性。<ref>[https://baike.baidu.com/reference/14561/46e3dD5Ekmbn_-m8DtTRl8_l2TYzxm6ghOKXrwGJn1-zg8gyEePlnU3telHBSObUH4TKNvNYSJPwegPguWMztvQlriS0xfxgW-Tb6okqQgRgRZ1pt2WH 朱枫烈士生平简介] 人民网</ref>。 1983年6月，朱枫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原先保密局从蔡孝乾笔记本查见吴石名字，仍仅是怀疑；所以，[[ 毛人凤]] 在向[[ 蒋介石]] 报告时，只略提及。而毛向参谋总长周至柔回报较详细，周令毛人凤先侦查求证。有专案小组组长谷正文少将（香港机场爆炸克什米尔公主号客机，欲炸死出席亚非会议的[[ 周恩来]] 总理，就是谷正文所策划指挥）访吴石夫人，伪称自己是吴石任国防部史政局局长的老部下，多承老长官提拔照顾……以关心为幌子，骗、诈、套知吴石曾会过朱女士；迨蔡孝乾逃脱后在嘉义县奋起湖再被捕，在保密局刑讯加利诱下，这个有着25年党龄、参加过2万5千里长征的家伙终于变节，彻底叛党投蒋供出一切。
军统大特务[[ 庄心田]] 、[[ 谷正文]] 都著文，大吹自己如何破“匪谍”为党国立奇功。庄心田少将文称：“缘三十九年（1950）2月间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为匪谍案之破获，其重要交通女匪朱谌之即在定海捕获，该女匪曾图吞金自杀，经急救后解台……始将吴匪案中嫌疑犯全部就逮……”
保密局的报告提及朱谌之时，写道“……（三）共匪运用党性坚强，学能优良之女匪干，担任交通联络工作，极易减少外界注意与达成所负任务；（四）朱匪于被捕瞬间吞金企图自杀，证明其应付事变，早做准备。匪干此种维护重要工作，不惜个人生命的纪律与精神，诚有可效法之处……”，在海南岛、舟山群岛解放后的1950年5、6月，正是台蒋统治集团风雨飘摇，害怕中共渡海来攻惊恐万状之时，乃大捕大杀施行白色恐怖。
1950年6月10日，朱谌之被绑赴台北马场町刑场，她高呼“[[ 中国共产党万岁]] ！”口号，英勇就义，终年46岁。
1950年7月，由时任上海市市长的[[ 陈毅]] 签署，上海市人民政府批准朱谌之同志为革命烈士；“文革”期间，朱谌之的女儿朱晓枫因在台湾少年团呆过也受到“一般性审查”，但她无法忍受对母亲声名的污辱，开始写信给组织要求予以澄清，1983年4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调查部作出《关于朱枫同志的组织结论》：“朱枫同志在敌人面前表现出一个革命者、共产党人为革命、为人民忠贞不屈的革命精神”，并指出“十年动乱期间，凡对朱枫同志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应该一律推倒，凡因由于对朱枫同志的诬蔑而遭到牵连的亲属，在政治上应恢复他们的名誉和享受应有的政治权利”。
1990年6月29日，“朱枫烈士牺牲40周年纪念座谈会”在京隆重举行，会议由罗青长主持，他转达了邓颖超对朱先烈的怀念并对其后人表达亲切慰问，海峡万里且为忠魂舞，与会人士纷纷表达对女杰朱谌之的深切缅怀和敬意。
2010年12月9日12点45分，朱谌之烈士的骨灰由台湾送回到大陆的家人手中。
[[File:朱湛之5.jpg|缩略图|朱湛之]]
== 潜伏历程 ==
=== 富家小姐毅然投身革命 ===
朱谌之，原名朱贻荫，小名朱桂凤，参加革命后也叫朱枫。1905年出生于浙江省镇海县的一户富裕人家，她的父亲朱云水曾是镇海的渔商工会会长，是当地数一数二的富户。
=== 一家人为革命萍漂絮飞 ===
为了革命事业，朱家四口人几乎没有团聚的时候。丈夫朱晓光在回忆爱妻的文章里写道：“我和朱谌之相交18年，朝夕聚首，只有中间两个三年，大部分日子都是各自奔波，[[ 解放战争]] 期间，更是连通信都无法实现。”
朱谌之的女儿朱晓枫，如今已是满头银发的奶奶了。回忆起母亲的时候，说母女两人见面的时间非常少，都是来去匆匆，见一面就别离。
热心的朱教授三次冒雨前往几个有可能的公墓，根据编号，最终在11号墓区找到了“朱谌之”的骨灰坛子。证实名册上的登记是连笔错误。
怎么把骨灰运回来，却成了摆在亲属们面前的难题。由于朱晓枫年事已高，无力奔走，便委托女婿[[ 李扬]] 全权办理。
“如果通过海基会和海协会的程序，估计两年都办不下来。”李扬在税务总局工作，通过朋友的关系，他采用了民间移灵的做法：大陆人在台湾去世，可以通过两岸的殡葬协会来办理遗骨的送回。
[[File:朱湛之6.jpg|缩略图|朱湛之]]
“而让我们感动的是，台湾中国生命公司的刘添财自告奋勇要送朱谌之回家。”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与朱枫同案被捕并同时就义的吴石将军遗骸归葬大陆，引起两岸传媒和广大民众的关切，也让朱枫后人寻找朱枫烈士遗骸的夙愿有了新的期盼。
2000年12月，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的《老照片》上署名秦风（台湾作家、新闻和文史工作者徐宗懋）的文章《战争后的战争》，在叙述“吴石案”经过时，配发了朱枫临刑前受审的那张历史照片。
一年之后，《老照片》收到朱枫女儿朱晓枫的回应：“这是我50年后第一次看到当时的情景，一时间感慨万分，千言万语也无法表达我的心情。”
就在此时，同样深受那张照片触动的我与同住南京的朱晓枫、徐锡成夫妇结识，他们想在有生之年寻找和迎回先人遗骸的心愿也引起我的同情与共鸣。
2003年新春，我陪同朱晓枫夫妇专程从南京去上海，拜会了徐宗懋先生。徐先生是位热心人，他了解到古稀之年的朱晓枫女士一直在为寻找母亲遗骸作多方努力仍未有进展，很爽快地表示愿意帮忙。
朱晓枫告诉他：有消息说，当年为母亲收尸的是住在台北的姐夫王朴（又名王昌诚）和姐姐陈志毅（小名“阿菊”，又名陈莲芳），查找王朴一家人的下落成为唯一的线索。
徐宗懋回台后，拿着朱晓枫的委托书向台北“市府”申请寻人。约两周后，承办人员来电，说他们过滤了16个“王朴”，只有一位年龄与省籍背景比较符合申请人的陈述。然而，当喜出望外的徐宗懋找到对方时，几句对话就让他明白这不是他要找的人……
2003年5月间，他约台湾一家电视台的朋友同来南京，为朱晓枫寻母遗骸拍摄新闻专题，回台后公开播放。他还在台湾《中国时报》、香港《凤凰周刊》等报刊上发表长篇报道，向公众寻求帮助。
然而，整整两年过去，没有等到任何有关王昌诚夫妇的确切消息。茫然中有几分沮丧的徐宗懋，突然想到了曾做过台北市“民政局长”的朋友林正修，此人熟识户政管理，曾参与举办白色恐怖受难者的纪念活动，完全理解他的追求。
2005年春节过后不久，徐宗懋就接到林正修电话：王昌诚已经过世，王妻、朱谌之（原名朱枫）的继女陈莲芳还活着，他找到了！
1949年11月25日，朱枫身负重任自香港赴台，是以去台北看望女儿阿菊和襁褓中的小外孙为由向台湾当局申请并获得批准的。阿菊是朱枫前夫陈绶卿的女儿，朱枫嫁到陈家时她才7岁，朱枫亲手将她带大，母女间的感情融洽。
1946年秋，阿菊和同在国民党警务部门的丈夫王昌诚随机关由上海迁台。朱枫抵台后，就住在阿菊家里从事共产党的秘密工作。
找到“阿菊”就能揭开“遗骸下落”的谜底吗？徐宗懋不无担心。他请林正修陪他一起去拜访陈莲芳。在一个健康疗养院，他们见到了85岁的陈莲芳，她坐在健身椅上，面色红润。
“我受您妹妹朱晓枫的委托来看您！”徐宗懋开门见山。
“妹妹？我没有妹妹！”老太太冲口而出，脸色变得凝重。徐宗懋随即提到她的继母朱谌之。老太厉色相对：“朱谌之是共匪，跟我没关系，我们一家都是国民党。”
“朱谌之被枪决后，是您先生收的尸？”
“没有，我先生为了这事还被关起来查了几个月，尸体是政府处理的。不知道，这件事我们都不知道。” 又落空了。
当天中午，朱晓枫和我就先后接到徐宗懋打来的电话。朱晓枫听说找到了台北的姐姐当然高兴，阿菊的“排斥反应”她能够理解。她对徐宗懋说：“我那时还小，与阿菊相处时间不长，北京的陈兰芳是她亲姐姐，2005年时已经88岁了，很想她，很希望能见她一面。”
我在电话中也对徐宗懋说：虽然朱枫遗骸的下落未查明，找到活着的人也很重要，甚至更有意义。
当天下午3时，徐宗懋又带着一批资料赶回疗养院。他拿出朱晓枫提供的她童年时在东北的全家福照片。
“你怎么有这个……”老人凝视照片，久久不能言语。徐宗懋说，她的两个哥哥已经过世，可是姐姐还在，身体不好，希望有生之年能见她一面。
她露出笑容，但对于双方重新联系却仍拿不定主意，“主要还是怕影响到我女儿，让我再考虑一下。”至此，老太太已不当他是外人了，用惆怅的口吻谈起往事：“唉，那些名字都是我在保密局的化名……”
听到此言，徐宗懋一下子被激醒，自己怎么忽略了如此重要的情节！林正修也告诉过他，通过户政档案找不到王昌诚和陈莲芳，因为他们根本是躲着不让人找到。尽管两岸探亲通商快20年了，王昌诚夫妇不仅没有回大陆，还刻意躲避亲人寻访，避开他们经验法则中任何可能的危险。
不久，有关当局的档案查阅也有了结果，徐宗懋了解到大概的真相：1950年6月10日，朱谌之遇难后即由台北市“卫生局”火葬管理处派人送去火化。3个月后，陈莲芳写了一封信向“军法局”陈情，希望领回继母的遗物，以便有朝一日连同遗骸归葬大陆故里，“军法局”也同意了，并具函通知她来领，但她最后却没有去认领。
2010年冬天，有位上海的潘先生给我打来电话说，他不久前去台北参加“2009秋祭”，在那里仔细调查“戒严时期政治受难者”墓冢和骨灰的下落，看到了有关部门的文件，其中有一份《政治受难者墓区整建工程纳骨塔骨罐迁移名册》，名册上编号77的无主骨灰罐署名为“朱湛文”。他认为“湛文”有可能是“谌之”二字之误，并在随即发来的电子邮件中作了进一步说明。
我立刻将这个重要信息告诉朱晓枫，并向徐宗懋转发了潘先生的邮件。于是，徐宗懋托请他的大学同窗、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朱浤源教授，以“白色恐怖时期政治案件研究”的名义向台北市“民政局”殡葬管理处提出呈请，查询相关资料，确有一个疑似朱谌之的名字“朱湛文”登记在第二殡仪馆提供的政治受难者名册上（原编号233，后改为77）。
[[File:朱湛之7.jpg|缩略图|朱湛之]]
2010年3月4日（“惊蛰”前一天）早晨8时，朱教授再次上山寻找。他们在富德公墓第11墓区的纳骨室内，逐一翻找，至最角落处，看到了红漆写着“77”、外套白色编织袋的“无主骨灰罐”。
说来也巧，当天早晨8点18分，一场6．4级大地震发生在高雄至屏东一线，强烈的震感波及海峡对岸的华东诸省。
当天下午，[[徐宗懋]]向我通报了这个激动的消息。随后，他又发来电子邮件，附上一组照片和朱教授等人的联系方式，也许是受到乐观情绪的推动，他信中还说：“6月10日，刚好是朱女士赴刑场60周年，我建议朱晓枫女士在这之前来台湾……”
我向朱晓枫夫妇转告上述情况，老人家的欣喜自不待言。年事已高的朱晓枫委托大女婿李扬做全权代表。
在热心人的帮助下，事情有了进展，但遇到的困难和麻烦也接踵而至。因为两岸之间处理此类“历史遗留问题”尚无先例，无论是家属身份和死者关系的认定，还是“骨罐”的领取和出入境，都有相当复杂的手续要办。多亏两岸来往的最高层级“两会”（海基会和海协会）为此“特殊个案”出具公文沟通情况、向家属提供咨询服务，特事特办，可以称得上是一次“破冰之旅”。
6月中旬，雷先生回信说：“经核查，该骨灰罐已打开内盖为朱谌之确定没错，一直安置待领。”
然而，时间一天一天过去，6月10日的“忌日”（朱枫牺牲60周年）过去了，11月22日的“生辰”（朱枫诞生105周年）也过去了，迟迟不见有关烈士遗骸的最后消息，以至我们这些知情者都为之担心。直到11月底，李扬才告诉我，一切手续全部办妥，朱枫烈士的骨灰罐将由专人护送于12月9日飞抵北京。
===建立朱枫烈士纪念楼，现为市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纪念楼占地210平方米，白墙黑瓦，朱楼雕梁，洞门楼窗回廊，别致玲珑小巧，两层的小别墅，建筑面积160平方米。
楼内陈列朱枫烈士从1925年起参加各种进步学生运动和爱国救亡运动以及1948年以后从事党的情报工作、1950年6月在台北壮烈牺牲的英勇事迹和遗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