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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湛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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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黨員 | |
| 出生 | 1905年 |
| 逝世 | 1950年6月10日 |
| 國籍 | 中國 |
朱諶之（1905—1950），女，又名朱楓；出生浙江寧波府鎮海縣名門。原名貽蔭，小名桂鳳，改名諶之，字彌明，鎮海城關朱家花園人。1905年出生於浙江鎮海，194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在黨組織的領導下，積極參加革命活動，曾在香港從事地下情報工作。1949年11月，朱楓接受黨組織的派遣，前往台灣執行秘密任務。1950年，因叛徒蔡孝乾的出賣而不幸被捕，面對敵人的酷刑拷打和威逼利誘，她始終堅貞不屈。1950年6月10日在台北馬場町刑場被殺害，終年45歲。 [1]
目錄
生平經歷
父系富商，曾任寧波漁商工會會長。舟山漁場汛期，朱放本投資沈家門、岱山魚行；汛期結束，按股返本分紅。朱諶之少時多次隨父母親人來過定海、沈家門和普陀觀音聖地。她在寧波月湖女子師範求學時，與同學陳修良（鄞縣人，曾留學蘇俄，後為沙文漢夫人，南京解放前夕為中共地下黨市委書記）、金維映（即阿金，定海岱山人，參加過二萬五千里長征，李鐵映生母）志趣相合，交往親密，受陳、金影響，積極參加愛國學生運動。其女師同學包稚頤，後嫁與沙孟海（鄞縣人，二十世紀中國著名書法大師）為繼室，朱與沙很熟，她原名朱桂鳳，是沙孟海為她改名朱諶之。
1927年，朱嫁去瀋陽，為時任奉天兵工廠總工程師陳傅良（寧波人）續弦夫人。生女陳倬如（後改名朱曉楓，為南京軍區總醫院主任醫師），陳前妻逝後留下二子二女，朱親切撫愛之。1932年，陳傅良病故，朱在鎮海娘家孀居。七七抗日軍興，諶之毅然投身抗敵救亡洪流，離開富裕家園轉輾於武漢、桂林、湘北、皖南、上海諸地，在黨的領導下，從事文化及財經工作。還曾奉派在浙江金華協助李友邦將軍組建台灣抗日義勇隊活動。均表現優異。其間，與共產黨員朱曉光結婚，生子朱明。
1945年2月在上海，經徐雪寒（後曾任外貿部副部長）、史永（曾任全國政協副秘書長）二人作介紹，被批准為共產黨員。在上海黨所經營的商貿、金融單位工作，周旋於財經和國民黨黨政軍警上層間。1948年，又奉派到香港合眾貿易公司任職，它實際是黨的秘密機關。朱主要仍作統戰及情報工作。1949年10月1日，新中國誕生。李曉光隨野戰軍南下，已在上海，任新華書店經理。諶之已接調回上海工作的通知，即可和夫君子女歡聚。
此時，為早日攻取台灣，中共中央華東局和總參謀部急需選派幹員赴台灣，在蔣介石統治心臟做情報聯絡。考慮到朱諶之地下工作經驗豐富，機智靈活。更有良好的社會關係掩護條件，朱作為繼母，其女陳蓮芳和婿王朴（王昌誠）俱系軍統幹部，王朴時任台灣省警務署電訊管理所主任。諶之妹和妹夫都在台蔣情治部門工作。決定委朱此項重大絕密使命，諶之毅然受任。
1949年11月25日，朱自香港維多利亞碼頭登輪赴台。按上級約定，朱先和中共台灣省工委書記蔡孝乾（台灣彰化人，老紅軍，參加過二萬五千里長征）接頭。隨即，朱和台灣國防部主管參謀、作戰的次長（副部長）吳石中將秘密會見四次，傳達上級黨接應解放軍的指示。吳石向朱詳細提供了台灣軍事防務絕密情況，並交朱有關台灣戰備防禦抗登陸計劃、大小金門兵力、兵器配置幾文件膠捲。朱迅將文件，照相膠捲，由專任交通員送香港；不久，它就由華東局情報部和總參作戰部妥收運用。
進入1950年初，朱在台使命已全完成，正將動身離台返香港回上海。1950年1月14日，她托一富商朋友帶信上海家中，只一句七個字：「鳳（朱原名桂鳳）將於月內返里」，她朝盼夢憶的在已解放的祖國大陸與親人團圓，迅可實現。此時全國大陸已解放，面臨人民解放軍勢將大舉攻取台灣，台蔣情治特務部門加強偵緝活動。從各種線索及郵檢動態追尋共產黨活動蹤跡。蔡孝乾在高雄被捕。保密局從蔡的筆記本上查見有吳石的名字。蔡當然知道吳石與朱諶之曾會見過，但含糊應付，那時候，以抓到「台灣共匪巨首」，保密局內上下爭功，情特各部競相插手，蔡孝乾乘機以引導捕人為由，於1950年1月6日夜間從台北市武昌街人群中逃跑，蔡脫逃後，迅即設法通知朱諶之快逃，吳石派其副官聶曦中校送朱「特別通行證」，朱搭乘軍運飛機先逃至舟山；再設法逃回上海（舟山是1950年5月17日才解放的）。
舟山，是諶之舊遊故地，本來，以漁商公會會長之女，乘帆船船赴上海並無難辦。可奈其時登步島戰鬥後，國共兩軍隔海對陣，戰爭氣氛緊張。舟山本島有國軍四個軍軍部駐屯，崗哨密布，特務四出。朱乃裝病，住進沈家門私立存濟醫院，以待機。而特務魔爪追蹤目標，1950年2月18日（農曆新年初二），諶之為保密局浙江站少將站長沈之岳和浙江省政府警保處長兼舟山防衛司令部稽查處長莊心田所捕獲，朱曾吞金項鍊自殺，被敵發現，未成，旋被用軍機押送台灣朱楓被捕後，大義凜然、堅貞不屈，表現了一個共產黨員大無畏的革命精神。1950年6月10日，朱楓在台北馬場町高呼革命口號，英勇就義，時年四十五歲。同時遇害的還有台灣「國防部參謀次長」吳石將軍、吳石副官聶曦上校、台軍聯勤總部第四兵站總監陳寶倉中將。此事轟動一時，朱楓是四人中唯一的女性。[2]。 1983年6月，朱楓被追認為革命烈士。
原先保密局從蔡孝乾筆記本查見吳石名字，仍僅是懷疑；所以，毛人鳳在向蔣介石報告時，只略提及。而毛向參謀總長周至柔回報較詳細，周令毛人鳳先偵查求證。有專案小組組長谷正文少將（香港機場爆炸克什米爾公主號客機，欲炸死出席亞非會議的周恩來總理，就是谷正文所策劃指揮）訪吳石夫人，偽稱自己是吳石任國防部史政局局長的老部下，多承老長官提拔照顧……以關心為幌子，騙、詐、套知吳石曾會過朱女士；迨蔡孝乾逃脫後在嘉義縣奮起湖再被捕，在保密局刑訊加利誘下，這個有着25年黨齡、參加過2萬5千里長征的傢伙終於變節，徹底叛黨投蔣供出一切。
軍統大特務莊心田、谷正文都著文，大吹自己如何破「匪諜」為黨國立奇功。莊心田少將文稱：「緣三十九年（1950）2月間國防部參謀次長吳石為匪諜案之破獲，其重要交通女匪朱諶之即在定海捕獲，該女匪曾圖吞金自殺，經急救後解台……始將吳匪案中嫌疑犯全部就逮……」
保密局的報告提及朱諶之時，寫道「……（三）共匪運用黨性堅強，學能優良之女匪幹，擔任交通聯絡工作，極易減少外界注意與達成所負任務；（四）朱匪於被捕瞬間吞金企圖自殺，證明其應付事變，早做準備。匪幹此種維護重要工作，不惜個人生命的紀律與精神，誠有可效法之處……」，在海南島、舟山群島解放後的1950年5、6月，正是台蔣統治集團風雨飄搖，害怕中共渡海來攻驚恐萬狀之時，乃大捕大殺施行白色恐怖。
1950年6月10日，朱諶之被綁赴台北馬場町刑場，她高呼「中國共產黨萬歲！」口號，英勇就義，終年46歲。
吳石、陳寶倉兩將軍及聶中校同時壯烈殉難（李友邦中將於1952年4月22日遭槍決），策動湯恩伯的浙江省主席陳儀於6月18日被槍殺於馬場町，陳儀曾主持台灣受降。
1950年7月，由時任上海市市長的陳毅簽署，上海市人民政府批准朱諶之同志為革命烈士；「文革」期間，朱諶之的女兒朱曉楓因在台灣少年團呆過也受到「一般性審查」，但她無法忍受對母親聲名的污辱，開始寫信給組織要求予以澄清，1983年4月，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調查部作出《關於朱楓同志的組織結論》：「朱楓同志在敵人面前表現出一個革命者、共產黨人為革命、為人民忠貞不屈的革命精神」，並指出「十年動亂期間，凡對朱楓同志的一切誣衊不實之詞應該一律推倒，凡因由於對朱楓同志的誣衊而遭到牽連的親屬，在政治上應恢復他們的名譽和享受應有的政治權利」。
1990年6月29日，「朱楓烈士犧牲40周年紀念座談會」在京隆重舉行，會議由羅青長主持，他轉達了鄧穎超對朱先烈的懷念並對其後人表達親切慰問，海峽萬里且為忠魂舞，與會人士紛紛表達對女傑朱諶之的深切緬懷和敬意。
1994年，鎮海中學田徑場擴建，在周圍百餘戶民宅即將拆遷時，學校領導了解到其中有朱楓烈士的故居，於是千方百計保存了這幢小樓，進行全面整修，建立朱楓烈士紀念樓，現為市級愛國主義教育基地。
2010年12月9日12點45分，朱諶之烈士的骨灰由台灣送回到大陸的家人手中。
潛伏歷程
富家小姐毅然投身革命
朱諶之，原名朱貽蔭，小名朱桂鳳，參加革命後也叫朱楓。1905年出生於浙江省鎮海縣的一戶富裕人家，她的父親朱雲水曾是鎮海的漁商工會會長，是當地數一數二的富戶。
作為富家千金，朱諶之住的朱家花園是當年鎮海著名的建築，其中一棟非常美麗的帶弧度的小樓是朱諶之的居所，那裡曾被稱為「瀟湘館」。現鎮海中學校園內，保留了朱諶之故居。
朱諶之受過非常好的舊式教育，琴棋書畫，幾乎樣樣精通。十七八歲，就在寧波月湖女子師範求學，那是一所管理非常嚴格的學校，女生不准與男教師接觸、通信。
「五卅」慘案的消息傳到寧波後，女師的學生們也按捺不住了，她們紛紛成立學生協會，出席聯合會，開展愛國宣傳活動，支援上海工人罷工，為首的是朱諶之的同窗、老革命黨人陳修良，正是在這一系列運動中，兩人結成了生死友誼。
曾師從沙孟海學習書法
陳修良後來成為沙孟海的弟媳婦，知名共產黨人沙文漢的妻子，而朱諶之還曾是沙孟海的座上客，跟他學習過書法並深受賞識。
朱諶之當時叫朱桂鳳，她請求沙孟海幫她重新起一個更為典雅的名字，應她的請求，沙孟海給她取名諶之，寓意忠厚老實，字彌明，意指擁抱光明，這個名字，朱諶之很喜歡，一直沿用到犧牲。
不久，朱諶之遠嫁瀋陽，沙孟海刻了一方「彌明歡喜」的象牙印章送給她，朱諶之也曾為沙老寫過小楷冊頁。
變賣婚戒支持革命工作
朱諶之一直不遺餘力地支持革命工作，七七事變後，她毅然離開家庭，參加抗日救亡工作。先在家鄉組織抗日宣傳隊、醫療救護隊，並出資開辦鎮海工藝傳習所，救濟戰火中流離失所的難民。
1939年，朱諶之在把女兒朱曉楓送進台灣抗日義勇隊屬下的少年團(簡稱台少團)後，就跟着第二任丈夫朱曉光去了皖南新四軍的隨軍書店工作。當時，由於大後方革命出版物資和經濟都很困難，為採購印刷物資，朱諶之變賣了結婚時的一枚3克拉婚戒，換來了3200元錢。
跟隨書店，朱諶之輾轉在浙江、香港、桂林等多地，名為經營書店，實則也做對外聯絡和掩護的工作。書店，當時其實就是共產黨人的秘密聯絡點。
一家人為革命萍漂絮飛
為了革命事業，朱家四口人幾乎沒有團聚的時候。丈夫朱曉光在回憶愛妻的文章里寫道：「我和朱諶之相交18年，朝夕聚首，只有中間兩個三年，大部分日子都是各自奔波，解放戰爭期間，更是連通信都無法實現。」
朱諶之的女兒朱曉楓，如今已是滿頭銀髮的奶奶了。回憶起母親的時候，說母女兩人見面的時間非常少，都是來去匆匆，見一面就別離。
儘管如此，朱曉楓卻記得那年母親送自己去解放區時的情景：「那一天，她送我到吳淞口的碼頭上，掏出一隻金鎖片交給我，說『到了那邊，要照顧好自己，沒想到，這一次就成了永訣。」
朱諶之的兒子朱明，回憶起自己寄養在上海淡水路時母親來看望他的情景：為了掩藏身份，那時候，他管她叫外婆，卻能感覺到這位外婆對自己特別的疼愛。「只要一有空，外婆就會來看我，經常問我學習情況，晚上，還會抱我去她的床上睡。」
潛伏台灣一年英勇就義
1949年10月，她受組織委託去台灣接受傳遞情報的任務。
1949年11月，朱諶之以看望女兒並聯繫生意的名義，找到了當時中共地下黨「台灣省工委」在台灣的最高領導人書記蔡孝乾。並在國民黨國防部參謀次長吳石那裡，前後7次獲取了包括空軍各大隊番號、駐地、飛機種類、架數等記錄，炮兵團、戰車團的數量等情報。
但正當朱諶之即將順利完成任務回家之時，蔡孝乾被捕並叛變了革命。朱諶之緊急搭乘國民黨空軍飛機前往浙江舟山，準備搭船前往已由共產黨掌握的上海，卻終於沒能躲過搜查，1950年2月18日，朱諶之在舟山沈家門被捕。
1950年6月10日，朱諶之在台灣馬場町刑場被槍殺，死時，年僅45歲。
線索尋找
線索一：一張老照片
「聽說你戀愛了，他是怎樣一個青年？因為你沒有告訴我，曉光也只是隨便提了一句，相戀是很自然的事情，只要對方是志同道合而個性適合的人，我是很高興聽到的。」
這是朱諶之寫給女兒朱曉楓的家書中的一封，儘管已是60年前的回憶，朱曉楓掏出母親遺留的信件的時候，臉上仍然湧起了溫情。
朱諶之被殺害後，她的遺骸去向成了謎團，由於當時情勢敏感，家人一直未去認領屍體。那麼多年過去，朱曉楓和朱明也幾乎放棄了尋找。
轉機出現在一組老照片裡，2000年12月，山東畫報出版社《老照片》刊出由台灣文史工作者徐宗懋搜集到的一組老照片，其中有一張是朱諶之臨刑前的情景。
經過多方打聽，朱家和徐宗懋終於取得了聯繫，委託徐尋找母親的遺骨。「可是，儘管徐宗懋在台灣多方打聽，還是找不到母親當年的遺骨蹤影。」朱曉楓說。
線索二：一份老名冊
2009年，為了尋找自己在戒嚴時期失蹤的父親，上海的潘蓁在台灣辛亥革命第二殯儀館提供的一份名冊中，看到了「朱諶文」這個名字，由於字形相似，曾經看過朱諶之傳記的潘蓁通過朋友聯繫上了朱家人。
因為不敢確認死者是否就是朱諶之，朱家輾轉委託台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的教授朱浤源尋訪遺骨下落。
熱心的朱教授三次冒雨前往幾個有可能的公墓，根據編號，最終在11號墓區找到了「朱諶之」的骨灰罈子。證實名冊上的登記是連筆錯誤。
怎麼把骨灰運回來，卻成了擺在親屬們面前的難題。由於朱曉楓年事已高，無力奔走，便委託女婿李揚全權辦理。
「如果通過海基會和海協會的程序，估計兩年都辦不下來。」李揚在稅務總局工作，通過朋友的關係，他採用了民間移靈的做法：大陸人在台灣去世，可以通過兩岸的殯葬協會來辦理遺骨的送回。
「而讓我們感動的是，台灣中國生命公司的劉添財自告奮勇要送朱諶之回家。」
60年後潛伏者終于歸來
4月，在台北市第二殯儀館工作的雷元榮鑽進陰暗的骨灰塔，取出塵封的骨灰罐，在骨灰塔中幽閉了60年的烈士遺骨終於得以重見天日。
12月9日，朱諶之的遺骨被送回北京，由朱曉楓的女兒徐雲初和女婿李揚前去機場迎接。接到的朱諶之烈士骨灰，被暫存在八寶山烈士陵園。
烈士遺骨究竟要葬在何處？目前，鎮海方面傳來消息，希望能讓朱諶之安葬在家鄉；北京的福田公墓，也成為烈士遺骨的一個可能安息地。
「我個人希望母親的遺骨能一部分葬在南京陪伴我和我死去的父親，一部分送回鎮海老家。」朱明說。
骨灰歸來
2003年春節來自一張老照片的重託
20世紀90年代中後期，與朱楓同案被捕並同時就義的吳石將軍遺骸歸葬大陸，引起兩岸傳媒和廣大民眾的關切，也讓朱楓後人尋找朱楓烈士遺骸的夙願有了新的期盼。 2000年12月，山東畫報出版社出版的《老照片》上署名秦風（台灣作家、新聞和文史工作者徐宗懋）的文章《戰爭後的戰爭》，在敘述「吳石案」經過時，配發了朱楓臨刑前受審的那張歷史照片。
一年之後，《老照片》收到朱楓女兒朱曉楓的回應：「這是我50年後第一次看到當時的情景，一時間感慨萬分，千言萬語也無法表達我的心情。」
就在此時，同樣深受那張照片觸動的我與同住南京的朱曉楓、徐錫成夫婦結識，他們想在有生之年尋找和迎回先人遺骸的心愿也引起我的同情與共鳴。
2003年新春，我陪同朱曉楓夫婦專程從南京去上海，拜會了徐宗懋先生。徐先生是位熱心人，他了解到古稀之年的朱曉楓女士一直在為尋找母親遺骸作多方努力仍未有進展，很爽快地表示願意幫忙。
朱曉楓告訴他：有消息說，當年為母親收屍的是住在台北的姐夫王朴（又名王昌誠）和姐姐陳志毅（小名「阿菊」，又名陳蓮芳），查找王朴一家人的下落成為唯一的線索。
徐宗懋回台後，拿着朱曉楓的委託書向台北「市府」申請尋人。約兩周後，承辦人員來電，說他們過濾了16個「王朴」，只有一位年齡與省籍背景比較符合申請人的陳述。然而，當喜出望外的徐宗懋找到對方時，幾句對話就讓他明白這不是他要找的人……
2003年5月間，他約台灣一家電視台的朋友同來南京，為朱曉楓尋母遺骸拍攝新聞專題，回台後公開播放。他還在台灣《中國時報》、香港《鳳凰周刊》等報刊上發表長篇報道，向公眾尋求幫助。
然而，整整兩年過去，沒有等到任何有關王昌誠夫婦的確切消息。茫然中有幾分沮喪的徐宗懋，突然想到了曾做過台北市「民政局長」的朋友林正修，此人熟識戶政管理，曾參與舉辦白色恐怖受難者的紀念活動，完全理解他的追求。
2005年春節過後不久，徐宗懋就接到林正修電話：王昌誠已經過世，王妻、朱諶之（原名朱楓）的繼女陳蓮芳還活着，他找到了！
2005年3月 找到朱楓繼女「阿菊」
1949年11月25日，朱楓身負重任自香港赴台，是以去台北看望女兒阿菊和襁褓中的小外孫為由向台灣當局申請並獲得批准的。阿菊是朱楓前夫陳綬卿的女兒，朱楓嫁到陳家時她才7歲，朱楓親手將她帶大，母女間的感情融洽。
1946年秋，阿菊和同在國民黨警務部門的丈夫王昌誠隨機關由上海遷台。朱楓抵台後，就住在阿菊家裡從事共產黨的秘密工作。 找到「阿菊」就能揭開「遺骸下落」的謎底嗎？徐宗懋不無擔心。他請林正修陪他一起去拜訪陳蓮芳。在一個健康療養院，他們見到了85歲的陳蓮芳，她坐在健身椅上，面色紅潤。
「我受您妹妹朱曉楓的委託來看您！」徐宗懋開門見山。
「妹妹？我沒有妹妹！」老太太衝口而出，臉色變得凝重。徐宗懋隨即提到她的繼母朱諶之。老太厲色相對：「朱諶之是共匪，跟我沒關係，我們一家都是國民黨。」 「朱諶之被槍決後，是您先生收的屍？」
「沒有，我先生為了這事還被關起來查了幾個月，屍體是政府處理的。不知道，這件事我們都不知道。」又落空了。
當天中午，朱曉楓和我就先後接到徐宗懋打來的電話。朱曉楓聽說找到了台北的姐姐當然高興，阿菊的「排斥反應」她能夠理解。她對徐宗懋說：「我那時還小，與阿菊相處時間不長，北京的陳蘭芳是她親姐姐，2005年時已經88歲了，很想她，很希望能見她一面。」
我在電話中也對徐宗懋說：雖然朱楓遺骸的下落未查明，找到活着的人也很重要，甚至更有意義。
當天下午3時，徐宗懋又帶着一批資料趕回療養院。他拿出朱曉楓提供的她童年時在東北的全家福照片。
「你怎麼有這個……」老人凝視照片，久久不能言語。徐宗懋說，她的兩個哥哥已經過世，可是姐姐還在，身體不好，希望有生之年能見她一面。
她露出笑容，但對於雙方重新聯繫卻仍拿不定主意，「主要還是怕影響到我女兒，讓我再考慮一下。」至此，老太太已不當他是外人了，用惆悵的口吻談起往事：「唉，那些名字都是我在保密局的化名……」
聽到此言，徐宗懋一下子被激醒，自己怎麼忽略了如此重要的情節！林正修也告訴過他，通過戶政檔案找不到王昌誠和陳蓮芳，因為他們根本是躲着不讓人找到。儘管兩岸探親通商快20年了，王昌誠夫婦不僅沒有回大陸，還刻意躲避親人尋訪，避開他們經驗法則中任何可能的危險。
不久，有關當局的檔案查閱也有了結果，徐宗懋了解到大概的真相：1950年6月10日，朱諶之遇難後即由台北市「衛生局」火葬管理處派人送去火化。3個月後，陳蓮芳寫了一封信向「軍法局」陳情，希望領回繼母的遺物，以便有朝一日連同遺骸歸葬大陸故里，「軍法局」也同意了，並具函通知她來領，但她最後卻沒有去認領。
2010年驚蟄 77號「無主骨灰罐」
2010年冬天，有位上海的潘先生給我打來電話說，他不久前去台北參加「2009秋祭」，在那裡仔細調查「戒嚴時期政治受難者」墓冢和骨灰的下落，看到了有關部門的文件，其中有一份《政治受難者墓區整建工程納骨塔骨罐遷移名冊》，名冊上編號77的無主骨灰罐署名為「朱湛文」。他認為「湛文」有可能是「諶之」二字之誤，並在隨即發來的電子郵件中作了進一步說明。
我立刻將這個重要信息告訴朱曉楓，並向徐宗懋轉發了潘先生的郵件。於是，徐宗懋托請他的大學同窗、台灣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朱浤源教授，以「白色恐怖時期政治案件研究」的名義向台北市「民政局」殯葬管理處提出呈請，查詢相關資料，確有一個疑似朱諶之的名字「朱湛文」登記在第二殯儀館提供的政治受難者名冊上（原編號233，後改為77）。
2010年3月4日（「驚蟄」前一天）早晨8時，朱教授再次上山尋找。他們在富德公墓第11墓區的納骨室內，逐一翻找，至最角落處，看到了紅漆寫着「77」、外套白色編織袋的「無主骨灰罐」。
說來也巧，當天早晨8點18分，一場6．4級大地震發生在高雄至屏東一線，強烈的震感波及海峽對岸的華東諸省。
當天下午，徐宗懋向我通報了這個激動的消息。隨後，他又發來電子郵件，附上一組照片和朱教授等人的聯繫方式，也許是受到樂觀情緒的推動，他信中還說：「6月10日，剛好是朱女士赴刑場60周年，我建議朱曉楓女士在這之前來台灣……」
2010年12月9日 北京首都機場
我向朱曉楓夫婦轉告上述情況，老人家的欣喜自不待言。年事已高的朱曉楓委託大女婿李揚做全權代表。
在熱心人的幫助下，事情有了進展，但遇到的困難和麻煩也接踵而至。因為兩岸之間處理此類「歷史遺留問題」尚無先例，無論是家屬身份和死者關係的認定，還是「骨罐」的領取和出入境，都有相當複雜的手續要辦。多虧兩岸來往的最高層級「兩會」（海基會和海協會）為此「特殊個案」出具公文溝通情況、向家屬提供諮詢服務，特事特辦，可以稱得上是一次「破冰之旅」。
6月中旬，雷先生回信說：「經核查，該骨灰罐已打開內蓋為朱諶之確定沒錯，一直安置待領。」
然而，時間一天一天過去，6月10日的「忌日」（朱楓犧牲60周年）過去了，11月22日的「生辰」（朱楓誕生105周年）也過去了，遲遲不見有關烈士遺骸的最後消息，以至我們這些知情者都為之擔心。直到11月底，李揚才告訴我，一切手續全部辦妥，朱楓烈士的骨灰罐將由專人護送於12月9日飛抵北京。
2010年12月9日，北京天空晴朗。中午12時40分，從台北起飛的長榮航空公司BR716航班，正點降落在首都機場三號航站樓前的停機坪上，由台灣中國生命集團董事長劉添財先生親自護送的朱楓烈士骨灰罐同機到達。 [3]。 2011年7月12日下午3時 寧波櫟社機場
從北京起飛、由國家安全部門所包的專機在在場眾人的目光中緩緩落地。5分鐘後，朱楓的外孫女徐雲初手捧朱楓遺像，外孫女婿李揚抱着黨旗覆蓋着的朱楓骨灰盒，先後從飛機上走下。迎接他們的，是早早在此等候的朱楓女兒朱曉楓和兒子朱明等家屬。浙江省鎮海中學校園內有一清淨幽雅的小園——憩園，園內有一幢木結構兩層樓房；1994年，鎮海中學田徑場擴建，在周圍百餘戶民宅即將拆遷時，學校領導了解到其中有朱楓烈士的故居，於是千方百計保存了這幢小樓，進行全面整修.。
建立朱楓烈士紀念樓，現為市級愛國主義教育基地
紀念樓占地210平方米，白牆黑瓦，朱樓雕梁，洞門樓窗迴廊，別致玲瓏小巧，兩層的小別墅，建築面積160平方米。
樓內陳列朱楓烈士從1925年起參加各種進步學生運動和愛國救亡運動以及1948年以後從事黨的情報工作、1950年6月在台北壯烈犧牲的英勇事跡和遺物。
紀念樓內還收藏有楊成武、張愛萍、薛暮橋、羅青長等中央有關領導、烈士生前親友的題詞和紀念書畫作品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