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谌之（1905—1950），女，又名朱枫；出生浙江宁波府镇海县名门。原名贻荫，小名桂凤，改名谌之，字弥明，镇海城关朱家花园人。1905年出生于浙江镇海，194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党组织的领导下，积极参加革命活动，曾在香港从事地下情报工作。1949年11月，朱枫接受党组织的派遣，前往台湾执行秘密任务。1950年，因叛徒蔡孝乾的出卖而不幸被捕，面对敌人的酷刑拷打和威逼利诱，她始终坚贞不屈。1950年6月10日在台北马场町刑场被杀害，终年45岁。 [1]
| 朱湛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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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党员 | |
| 出生 | 1905年 |
| 逝世 | 1950年6月10日 |
| 国籍 | 中国 |
目录
生平经历
父系富商，曾任宁波渔商工会会长。舟山渔场汛期，朱放本投资沈家门、岱山鱼行；汛期结束，按股返本分红。朱谌之少时多次随父母亲人来过定海、沈家门和普陀观音圣地。她在宁波月湖女子师范求学时，与同学陈修良（鄞县人，曾留学苏俄，后为沙文汉夫人，南京解放前夕为中共地下党市委书记）、金维映（即阿金，定海岱山人，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李铁映生母）志趣相合，交往亲密，受陈、金影响，积极参加爱国学生运动。其女师同学包稚颐，后嫁与沙孟海（鄞县人，二十世纪中国著名书法大师）为继室，朱与沙很熟，她原名朱桂凤，是沙孟海为她改名朱谌之。
1927年，朱嫁去沈阳，为时任奉天兵工厂总工程师陈傅良（宁波人）续弦夫人。生女陈倬如（后改名朱晓枫，为南京军区总医院主任医师），陈前妻逝后留下二子二女，朱亲切抚爱之。1932年，陈傅良病故，朱在镇海娘家孀居。七七抗日军兴，谌之毅然投身抗敌救亡洪流，离开富裕家园转辗于武汉、桂林、湘北、皖南、上海诸地，在党的领导下，从事文化及财经工作。还曾奉派在浙江金华协助李友邦将军组建台湾抗日义勇队活动。均表现优异。其间，与共产党员朱晓光结婚，生子朱明。
1945年2月在上海，经徐雪寒（后曾任外贸部副部长）、史永（曾任全国政协副秘书长）二人作介绍，被批准为共产党员。在上海党所经营的商贸、金融单位工作，周旋于财经和国民党党政军警上层间。1948年，又奉派到香港合众贸易公司任职，它实际是党的秘密机关。朱主要仍作统战及情报工作。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诞生。李晓光随野战军南下，已在上海，任新华书店经理。谌之已接调回上海工作的通知，即可和夫君子女欢聚。
此时，为早日攻取台湾，中共中央华东局和总参谋部急需选派干员赴台湾，在蒋介石统治心脏做情报联络。考虑到朱谌之地下工作经验丰富，机智灵活。更有良好的社会关系掩护条件，朱作为继母，其女陈莲芳和婿王朴（王昌诚）俱系军统干部，王朴时任台湾省警务署电讯管理所主任。谌之妹和妹夫都在台蒋情治部门工作。决定委朱此项重大绝密使命，谌之毅然受任。
1949年11月25日，朱自香港维多利亚码头登轮赴台。按上级约定，朱先和中共台湾省工委书记蔡孝乾（台湾彰化人，老红军，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接头。随即，朱和台湾国防部主管参谋、作战的次长（副部长）吴石中将秘密会见四次，传达上级党接应解放军的指示。吴石向朱详细提供了台湾军事防务绝密情况，并交朱有关台湾战备防御抗登陆计划、大小金门兵力、兵器配置几文件胶卷。朱迅将文件，照相胶卷，由专任交通员送香港；不久，它就由华东局情报部和总参作战部妥收运用。
进入1950年初，朱在台使命已全完成，正将动身离台返香港回上海。1950年1月14日，她托一富商朋友带信上海家中，只一句七个字：“凤（朱原名桂凤）将于月内返里”，她朝盼梦忆的在已解放的祖国大陆与亲人团圆，迅可实现。此时全国大陆已解放，面临人民解放军势将大举攻取台湾，台蒋情治特务部门加强侦缉活动。从各种线索及邮检动态追寻共产党活动踪迹。蔡孝乾在高雄被捕。保密局从蔡的笔记本上查见有吴石的名字。蔡当然知道吴石与朱谌之曾会见过，但含糊应付，那时候，以抓到“台湾共匪巨首”，保密局内上下争功，情特各部竞相插手，蔡孝乾乘机以引导捕人为由，于1950年1月6日夜间从台北市武昌街人群中逃跑，蔡脱逃后，迅即设法通知朱谌之快逃，吴石派其副官聂曦中校送朱“特别通行证”，朱搭乘军运飞机先逃至舟山；再设法逃回上海（舟山是1950年5月17日才解放的）。
舟山，是谌之旧游故地，本来，以渔商公会会长之女，乘帆船船赴上海并无难办。可奈其时登步岛战斗后，国共两军隔海对阵，战争气氛紧张。舟山本岛有国军四个军军部驻屯，岗哨密布，特务四出。朱乃装病，住进沈家门私立存济医院，以待机。而特务魔爪追踪目标，1950年2月18日（农历新年初二），谌之为保密局浙江站少将站长沈之岳和浙江省政府警保处长兼舟山防卫司令部稽查处长庄心田所捕获，朱曾吞金项链自杀，被敌发现，未成，旋被用军机押送台湾朱枫被捕后，大义凛然、坚贞不屈，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大无畏的革命精神。1950年6月10日，朱枫在台北马场町高呼革命口号，英勇就义，时年四十五岁。同时遇害的还有台湾“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将军、吴石副官聂曦上校、台军联勤总部第四兵站总监陈宝仓中将。此事轰动一时，朱枫是四人中唯一的女性。[2]。 1983年6月，朱枫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原先保密局从蔡孝乾笔记本查见吴石名字，仍仅是怀疑；所以，毛人凤在向蒋介石报告时，只略提及。而毛向参谋总长周至柔回报较详细，周令毛人凤先侦查求证。有专案小组组长谷正文少将（香港机场爆炸克什米尔公主号客机，欲炸死出席亚非会议的周恩来总理，就是谷正文所策划指挥）访吴石夫人，伪称自己是吴石任国防部史政局局长的老部下，多承老长官提拔照顾……以关心为幌子，骗、诈、套知吴石曾会过朱女士；迨蔡孝乾逃脱后在嘉义县奋起湖再被捕，在保密局刑讯加利诱下，这个有着25年党龄、参加过2万5千里长征的家伙终于变节，彻底叛党投蒋供出一切。
军统大特务庄心田、谷正文都著文，大吹自己如何破“匪谍”为党国立奇功。庄心田少将文称：“缘三十九年（1950）2月间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为匪谍案之破获，其重要交通女匪朱谌之即在定海捕获，该女匪曾图吞金自杀，经急救后解台……始将吴匪案中嫌疑犯全部就逮……”
保密局的报告提及朱谌之时，写道“……（三）共匪运用党性坚强，学能优良之女匪干，担任交通联络工作，极易减少外界注意与达成所负任务；（四）朱匪于被捕瞬间吞金企图自杀，证明其应付事变，早做准备。匪干此种维护重要工作，不惜个人生命的纪律与精神，诚有可效法之处……”，在海南岛、舟山群岛解放后的1950年5、6月，正是台蒋统治集团风雨飘摇，害怕中共渡海来攻惊恐万状之时，乃大捕大杀施行白色恐怖。
1950年6月10日，朱谌之被绑赴台北马场町刑场，她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口号，英勇就义，终年46岁。
吴石、陈宝仓两将军及聂中校同时壮烈殉难（李友邦中将于1952年4月22日遭枪决），策动汤恩伯的浙江省主席陈仪于6月18日被枪杀于马场町，陈仪曾主持台湾受降。
1950年7月，由时任上海市市长的陈毅签署，上海市人民政府批准朱谌之同志为革命烈士；“文革”期间，朱谌之的女儿朱晓枫因在台湾少年团呆过也受到“一般性审查”，但她无法忍受对母亲声名的污辱，开始写信给组织要求予以澄清，1983年4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调查部作出《关于朱枫同志的组织结论》：“朱枫同志在敌人面前表现出一个革命者、共产党人为革命、为人民忠贞不屈的革命精神”，并指出“十年动乱期间，凡对朱枫同志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应该一律推倒，凡因由于对朱枫同志的诬蔑而遭到牵连的亲属，在政治上应恢复他们的名誉和享受应有的政治权利”。
1990年6月29日，“朱枫烈士牺牲40周年纪念座谈会”在京隆重举行，会议由罗青长主持，他转达了邓颖超对朱先烈的怀念并对其后人表达亲切慰问，海峡万里且为忠魂舞，与会人士纷纷表达对女杰朱谌之的深切缅怀和敬意。
1994年，镇海中学田径场扩建，在周围百余户民宅即将拆迁时，学校领导了解到其中有朱枫烈士的故居，于是千方百计保存了这幢小楼，进行全面整修，建立朱枫烈士纪念楼，现为市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2010年12月9日12点45分，朱谌之烈士的骨灰由台湾送回到大陆的家人手中。
潜伏历程
富家小姐毅然投身革命
朱谌之，原名朱贻荫，小名朱桂凤，参加革命后也叫朱枫。1905年出生于浙江省镇海县的一户富裕人家，她的父亲朱云水曾是镇海的渔商工会会长，是当地数一数二的富户。
作为富家千金，朱谌之住的朱家花园是当年镇海著名的建筑，其中一栋非常美丽的带弧度的小楼是朱谌之的居所，那里曾被称为“潇湘馆”。现镇海中学校园内，保留了朱谌之故居。
朱谌之受过非常好的旧式教育，琴棋书画，几乎样样精通。十七八岁，就在宁波月湖女子师范求学，那是一所管理非常严格的学校，女生不准与男教师接触、通信。
“五卅”惨案的消息传到宁波后，女师的学生们也按捺不住了，她们纷纷成立学生协会，出席联合会，开展爱国宣传活动，支援上海工人罢工，为首的是朱谌之的同窗、老革命党人陈修良，正是在这一系列运动中，两人结成了生死友谊。
曾师从沙孟海学习书法
陈修良后来成为沙孟海的弟媳妇，知名共产党人沙文汉的妻子，而朱谌之还曾是沙孟海的座上客，跟他学习过书法并深受赏识。
朱谌之当时叫朱桂凤，她请求沙孟海帮她重新起一个更为典雅的名字，应她的请求，沙孟海给她取名谌之，寓意忠厚老实，字弥明，意指拥抱光明，这个名字，朱谌之很喜欢，一直沿用到牺牲。
不久，朱谌之远嫁沈阳，沙孟海刻了一方“弥明欢喜”的象牙印章送给她，朱谌之也曾为沙老写过小楷册页。
变卖婚戒支持革命工作
朱谌之一直不遗余力地支持革命工作，七七事变后，她毅然离开家庭，参加抗日救亡工作。先在家乡组织抗日宣传队、医疗救护队，并出资开办镇海工艺传习所，救济战火中流离失所的难民。
1939年，朱谌之在把女儿朱晓枫送进台湾抗日义勇队属下的少年团(简称台少团)后，就跟着第二任丈夫朱晓光去了皖南新四军的随军书店工作。当时，由于大后方革命出版物资和经济都很困难，为采购印刷物资，朱谌之变卖了结婚时的一枚3克拉婚戒，换来了3200元钱。
跟随书店，朱谌之辗转在浙江、香港、桂林等多地，名为经营书店，实则也做对外联络和掩护的工作。书店，当时其实就是共产党人的秘密联络点。
一家人为革命萍漂絮飞
为了革命事业，朱家四口人几乎没有团聚的时候。丈夫朱晓光在回忆爱妻的文章里写道：“我和朱谌之相交18年，朝夕聚首，只有中间两个三年，大部分日子都是各自奔波，解放战争期间，更是连通信都无法实现。”
朱谌之的女儿朱晓枫，如今已是满头银发的奶奶了。回忆起母亲的时候，说母女两人见面的时间非常少，都是来去匆匆，见一面就别离。
尽管如此，朱晓枫却记得那年母亲送自己去解放区时的情景：“那一天，她送我到吴淞口的码头上，掏出一只金锁片交给我，说‘到了那边，要照顾好自己，没想到，这一次就成了永诀。”
朱谌之的儿子朱明，回忆起自己寄养在上海淡水路时母亲来看望他的情景：为了掩藏身份，那时候，他管她叫外婆，却能感觉到这位外婆对自己特别的疼爱。“只要一有空，外婆就会来看我，经常问我学习情况，晚上，还会抱我去她的床上睡。”
潜伏台湾一年英勇就义
1949年10月，她受组织委托去台湾接受传递情报的任务。
1949年11月，朱谌之以看望女儿并联系生意的名义，找到了当时中共地下党“台湾省工委”在台湾的最高领导人书记蔡孝乾。并在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那里，前后7次获取了包括空军各大队番号、驻地、飞机种类、架数等记录，炮兵团、战车团的数量等情报。
但正当朱谌之即将顺利完成任务回家之时，蔡孝乾被捕并叛变了革命。朱谌之紧急搭乘国民党空军飞机前往浙江舟山，准备搭船前往已由共产党掌握的上海，却终于没能躲过搜查，1950年2月18日，朱谌之在舟山沈家门被捕。
1950年6月10日，朱谌之在台湾马场町刑场被枪杀，死时，年仅45岁。
线索寻找
线索一：一张老照片
“听说你恋爱了，他是怎样一个青年？因为你没有告诉我，晓光也只是随便提了一句，相恋是很自然的事情，只要对方是志同道合而个性适合的人，我是很高兴听到的。”
这是朱谌之写给女儿朱晓枫的家书中的一封，尽管已是60年前的回忆，朱晓枫掏出母亲遗留的信件的时候，脸上仍然涌起了温情。
朱谌之被杀害后，她的遗骸去向成了谜团，由于当时情势敏感，家人一直未去认领尸体。那么多年过去，朱晓枫和朱明也几乎放弃了寻找。
转机出现在一组老照片里，2000年12月，山东画报出版社《老照片》刊出由台湾文史工作者徐宗懋搜集到的一组老照片，其中有一张是朱谌之临刑前的情景。
经过多方打听，朱家和徐宗懋终于取得了联系，委托徐寻找母亲的遗骨。“可是，尽管徐宗懋在台湾多方打听，还是找不到母亲当年的遗骨踪影。”朱晓枫说。
线索二：一份老名册
2009年，为了寻找自己在戒严时期失踪的父亲，上海的潘蓁在台湾辛亥革命第二殡仪馆提供的一份名册中，看到了“朱谌文”这个名字，由于字形相似，曾经看过朱谌之传记的潘蓁通过朋友联系上了朱家人。
因为不敢确认死者是否就是朱谌之，朱家辗转委托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的教授朱浤源寻访遗骨下落。
热心的朱教授三次冒雨前往几个有可能的公墓，根据编号，最终在11号墓区找到了“朱谌之”的骨灰坛子。证实名册上的登记是连笔错误。
怎么把骨灰运回来，却成了摆在亲属们面前的难题。由于朱晓枫年事已高，无力奔走，便委托女婿李扬全权办理。
“如果通过海基会和海协会的程序，估计两年都办不下来。”李扬在税务总局工作，通过朋友的关系，他采用了民间移灵的做法：大陆人在台湾去世，可以通过两岸的殡葬协会来办理遗骨的送回。
“而让我们感动的是，台湾中国生命公司的刘添财自告奋勇要送朱谌之回家。”
60年后潜伏者终于归来
4月，在台北市第二殡仪馆工作的雷元荣钻进阴暗的骨灰塔，取出尘封的骨灰罐，在骨灰塔中幽闭了60年的烈士遗骨终于得以重见天日。
12月9日，朱谌之的遗骨被送回北京，由朱晓枫的女儿徐云初和女婿李扬前去机场迎接。接到的朱谌之烈士骨灰，被暂存在八宝山烈士陵园。
烈士遗骨究竟要葬在何处？目前，镇海方面传来消息，希望能让朱谌之安葬在家乡；北京的福田公墓，也成为烈士遗骨的一个可能安息地。
“我个人希望母亲的遗骨能一部分葬在南京陪伴我和我死去的父亲，一部分送回镇海老家。”朱明说。
骨灰归来
2003年春节来自一张老照片的重托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与朱枫同案被捕并同时就义的吴石将军遗骸归葬大陆，引起两岸传媒和广大民众的关切，也让朱枫后人寻找朱枫烈士遗骸的夙愿有了新的期盼。 2000年12月，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的《老照片》上署名秦风（台湾作家、新闻和文史工作者徐宗懋）的文章《战争后的战争》，在叙述“吴石案”经过时，配发了朱枫临刑前受审的那张历史照片。
一年之后，《老照片》收到朱枫女儿朱晓枫的回应：“这是我50年后第一次看到当时的情景，一时间感慨万分，千言万语也无法表达我的心情。”
就在此时，同样深受那张照片触动的我与同住南京的朱晓枫、徐锡成夫妇结识，他们想在有生之年寻找和迎回先人遗骸的心愿也引起我的同情与共鸣。
2003年新春，我陪同朱晓枫夫妇专程从南京去上海，拜会了徐宗懋先生。徐先生是位热心人，他了解到古稀之年的朱晓枫女士一直在为寻找母亲遗骸作多方努力仍未有进展，很爽快地表示愿意帮忙。
朱晓枫告诉他：有消息说，当年为母亲收尸的是住在台北的姐夫王朴（又名王昌诚）和姐姐陈志毅（小名“阿菊”，又名陈莲芳），查找王朴一家人的下落成为唯一的线索。
徐宗懋回台后，拿着朱晓枫的委托书向台北“市府”申请寻人。约两周后，承办人员来电，说他们过滤了16个“王朴”，只有一位年龄与省籍背景比较符合申请人的陈述。然而，当喜出望外的徐宗懋找到对方时，几句对话就让他明白这不是他要找的人……
2003年5月间，他约台湾一家电视台的朋友同来南京，为朱晓枫寻母遗骸拍摄新闻专题，回台后公开播放。他还在台湾《中国时报》、香港《凤凰周刊》等报刊上发表长篇报道，向公众寻求帮助。
然而，整整两年过去，没有等到任何有关王昌诚夫妇的确切消息。茫然中有几分沮丧的徐宗懋，突然想到了曾做过台北市“民政局长”的朋友林正修，此人熟识户政管理，曾参与举办白色恐怖受难者的纪念活动，完全理解他的追求。
2005年春节过后不久，徐宗懋就接到林正修电话：王昌诚已经过世，王妻、朱谌之（原名朱枫）的继女陈莲芳还活着，他找到了！
2005年3月 找到朱枫继女“阿菊”
1949年11月25日，朱枫身负重任自香港赴台，是以去台北看望女儿阿菊和襁褓中的小外孙为由向台湾当局申请并获得批准的。阿菊是朱枫前夫陈绶卿的女儿，朱枫嫁到陈家时她才7岁，朱枫亲手将她带大，母女间的感情融洽。
1946年秋，阿菊和同在国民党警务部门的丈夫王昌诚随机关由上海迁台。朱枫抵台后，就住在阿菊家里从事共产党的秘密工作。 找到“阿菊”就能揭开“遗骸下落”的谜底吗？徐宗懋不无担心。他请林正修陪他一起去拜访陈莲芳。在一个健康疗养院，他们见到了85岁的陈莲芳，她坐在健身椅上，面色红润。
“我受您妹妹朱晓枫的委托来看您！”徐宗懋开门见山。
“妹妹？我没有妹妹！”老太太冲口而出，脸色变得凝重。徐宗懋随即提到她的继母朱谌之。老太厉色相对：“朱谌之是共匪，跟我没关系，我们一家都是国民党。” “朱谌之被枪决后，是您先生收的尸？”
“没有，我先生为了这事还被关起来查了几个月，尸体是政府处理的。不知道，这件事我们都不知道。”又落空了。
当天中午，朱晓枫和我就先后接到徐宗懋打来的电话。朱晓枫听说找到了台北的姐姐当然高兴，阿菊的“排斥反应”她能够理解。她对徐宗懋说：“我那时还小，与阿菊相处时间不长，北京的陈兰芳是她亲姐姐，2005年时已经88岁了，很想她，很希望能见她一面。”
我在电话中也对徐宗懋说：虽然朱枫遗骸的下落未查明，找到活着的人也很重要，甚至更有意义。
当天下午3时，徐宗懋又带着一批资料赶回疗养院。他拿出朱晓枫提供的她童年时在东北的全家福照片。
“你怎么有这个……”老人凝视照片，久久不能言语。徐宗懋说，她的两个哥哥已经过世，可是姐姐还在，身体不好，希望有生之年能见她一面。
她露出笑容，但对于双方重新联系却仍拿不定主意，“主要还是怕影响到我女儿，让我再考虑一下。”至此，老太太已不当他是外人了，用惆怅的口吻谈起往事：“唉，那些名字都是我在保密局的化名……”
听到此言，徐宗懋一下子被激醒，自己怎么忽略了如此重要的情节！林正修也告诉过他，通过户政档案找不到王昌诚和陈莲芳，因为他们根本是躲着不让人找到。尽管两岸探亲通商快20年了，王昌诚夫妇不仅没有回大陆，还刻意躲避亲人寻访，避开他们经验法则中任何可能的危险。
不久，有关当局的档案查阅也有了结果，徐宗懋了解到大概的真相：1950年6月10日，朱谌之遇难后即由台北市“卫生局”火葬管理处派人送去火化。3个月后，陈莲芳写了一封信向“军法局”陈情，希望领回继母的遗物，以便有朝一日连同遗骸归葬大陆故里，“军法局”也同意了，并具函通知她来领，但她最后却没有去认领。
2010年惊蛰 77号“无主骨灰罐”
2010年冬天，有位上海的潘先生给我打来电话说，他不久前去台北参加“2009秋祭”，在那里仔细调查“戒严时期政治受难者”墓冢和骨灰的下落，看到了有关部门的文件，其中有一份《政治受难者墓区整建工程纳骨塔骨罐迁移名册》，名册上编号77的无主骨灰罐署名为“朱湛文”。他认为“湛文”有可能是“谌之”二字之误，并在随即发来的电子邮件中作了进一步说明。
我立刻将这个重要信息告诉朱晓枫，并向徐宗懋转发了潘先生的邮件。于是，徐宗懋托请他的大学同窗、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朱浤源教授，以“白色恐怖时期政治案件研究”的名义向台北市“民政局”殡葬管理处提出呈请，查询相关资料，确有一个疑似朱谌之的名字“朱湛文”登记在第二殡仪馆提供的政治受难者名册上（原编号233，后改为77）。
2010年3月4日（“惊蛰”前一天）早晨8时，朱教授再次上山寻找。他们在富德公墓第11墓区的纳骨室内，逐一翻找，至最角落处，看到了红漆写着“77”、外套白色编织袋的“无主骨灰罐”。
说来也巧，当天早晨8点18分，一场6．4级大地震发生在高雄至屏东一线，强烈的震感波及海峡对岸的华东诸省。
当天下午，徐宗懋向我通报了这个激动的消息。随后，他又发来电子邮件，附上一组照片和朱教授等人的联系方式，也许是受到乐观情绪的推动，他信中还说：“6月10日，刚好是朱女士赴刑场60周年，我建议朱晓枫女士在这之前来台湾……”
2010年12月9日 北京首都机场
我向朱晓枫夫妇转告上述情况，老人家的欣喜自不待言。年事已高的朱晓枫委托大女婿李扬做全权代表。
在热心人的帮助下，事情有了进展，但遇到的困难和麻烦也接踵而至。因为两岸之间处理此类“历史遗留问题”尚无先例，无论是家属身份和死者关系的认定，还是“骨罐”的领取和出入境，都有相当复杂的手续要办。多亏两岸来往的最高层级“两会”（海基会和海协会）为此“特殊个案”出具公文沟通情况、向家属提供咨询服务，特事特办，可以称得上是一次“破冰之旅”。
6月中旬，雷先生回信说：“经核查，该骨灰罐已打开内盖为朱谌之确定没错，一直安置待领。”
然而，时间一天一天过去，6月10日的“忌日”（朱枫牺牲60周年）过去了，11月22日的“生辰”（朱枫诞生105周年）也过去了，迟迟不见有关烈士遗骸的最后消息，以至我们这些知情者都为之担心。直到11月底，李扬才告诉我，一切手续全部办妥，朱枫烈士的骨灰罐将由专人护送于12月9日飞抵北京。
2010年12月9日，北京天空晴朗。中午12时40分，从台北起飞的长荣航空公司BR716航班，正点降落在首都机场三号航站楼前的停机坪上，由台湾中国生命集团董事长刘添财先生亲自护送的朱枫烈士骨灰罐同机到达。 [3]。 2011年7月12日下午3时 宁波栎社机场
从北京起飞、由国家安全部门所包的专机在在场众人的目光中缓缓落地。5分钟后，朱枫的外孙女徐云初手捧朱枫遗像，外孙女婿李扬抱着党旗覆盖着的朱枫骨灰盒，先后从飞机上走下。迎接他们的，是早早在此等候的朱枫女儿朱晓枫和儿子朱明等家属。浙江省镇海中学校园内有一清净幽雅的小园——憩园，园内有一幢木结构两层楼房；1994年，镇海中学田径场扩建，在周围百余户民宅即将拆迁时，学校领导了解到其中有朱枫烈士的故居，于是千方百计保存了这幢小楼，进行全面整修.。
建立朱枫烈士纪念楼，现为市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纪念楼占地210平方米，白墙黑瓦，朱楼雕梁，洞门楼窗回廊，别致玲珑小巧，两层的小别墅，建筑面积160平方米。
楼内陈列朱枫烈士从1925年起参加各种进步学生运动和爱国救亡运动以及1948年以后从事党的情报工作、1950年6月在台北壮烈牺牲的英勇事迹和遗物。
纪念楼内还收藏有杨成武、张爱萍、薛暮桥、罗青长等中央有关领导、烈士生前亲友的题词和纪念书画作品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