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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端棻:中国近代教育之父

李端棻(1833年~1907年),字芯园,衡永郴桂道衡州府清泉县(今衡阳市衡南县)人,清朝著名政治家、改革家,出生于贵州省贵筑县(今贵阳市)。北京大学首倡者、戊戌变法领袖、中国近代教育之父[1],历任山西广东山东等省乡试主考官、全国会试副总裁、云南学政、监察御史、刑部左侍郎、仓场总督、礼部尚书。


光绪二十二年(1896),第一个疏请设立京师大学堂(今北京大学前身)。光绪二十五年(1899)举荐康有为梁启超,支持戊戌变法。

李端棻的新思想、新作派,自然受到贵阳一些守旧人士的质疑、反对。从两首打油诗可见一斑。一首为:“康梁余党至今多,请你常将颈子摸;死到临头终不悔,敢将孔孟比卢梭。”另一首是:“居心只想做奸臣,故把康梁分外亲;此君曾被康梁误,复把康梁再误人。”李端棻对此写下《闻谤自责》一诗。并撰联木刻后悬于学堂里:“我犹未免为之乡人,甫邀恩命释回,莫补前愆,敢为藐躬堪表示;师不必贤于弟子,所愿英才崛起,突超先辈,庶几垂老睹文明。”他在迈入20世纪的门槛时,便通过与学生的接触,为贵阳山城带来了孟德斯鸠的“三权鼎立论”,达尔文的“进化论”和赫胥黎的“天演论”,无疑是推动社会进步的知识力量。

李端棻在逝世前数月,还致函梁启超:“昔人称有三岁而翁,有百岁而童,吾年虽逾七旬,志气尚如少年。天未死我者,犹将从诸君子之后,有所尽力于国家也。”

在北京大学校史馆,至今陈列着李端棻向光绪皇帝所上的《请推广学校折》。贵州大学的校庆,由原先的1942年往前推及1902年,也是李端棻的大功。在《清史稿》卷四百六十四中有《李端棻》列传。

目录

年表

李端棻(1833年~1907年),字苾园,衡永郴桂道衡州府清泉县(今衡阳市衡南县)人,出生于贵州省贵筑县(今贵阳)人,幼年丧父,与母亲相依为命,由叔父李朝仪教养成人。 1852年,李端棻补博士弟子员。

  • 同治元年(1862),应顺天乡试中举,次年会试中进士,入翰林院任编修 。以直言不讳著称,擢内阁学士,为大学士倭仁、尚书罗敦衍所器重。
  • 同治十一年(1872)出任云南学政时,正当云南政局混乱,文教事业每况愈下,跋山涉水,足迹遍全省,认真考核各地生员,多方促进。不数年,云南的文教大有振兴。
  • 因文学而受清同治、光绪两朝知遇,历任山西、广东、云南、四川及山东等省乡试主考官及顺天乡试、会试总裁 ,全国会试副总裁。
  • 光绪十五年(1889年),李端棻主考广东乡试,十分赏识年仅十七岁的梁启超,将堂妹李惠仙许配给梁启超,后迁任刑部侍郎、工部侍郎、仓场总督。
  •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五月,李端棻上《请推广学校折》,建议在全国进行教育体制改革,奏请改革专习考据、词章、帖括的旧式书院,在全国遍设新式学堂,首都设京师大学堂,各省的府州县遍设各级学堂,开设外文、算学、天文、地理、格致(理化)和外国历史;还建议设藏书楼(图书馆)、仪器院、译书局、广立报馆,选派留学生出国留学。遭到清朝王公大臣奕䜣、刚毅的反对,暂时搁置。后来李端棻的这一奏请,旋即被总理衙门审议通过和光绪皇帝降旨允准,于两年后逐一付诸实施,为北京大学前身——京师大学堂创建立下了汗马功劳,从而敲响了封建教育制度的丧钟,拉开了向近代教育转型的序幕。
  •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戊戌变法”前,李端棻向光绪皇帝密荐康有为、谭嗣同,变法时,李端棻积极参与,光绪帝将其破格擢任为礼部尚书,大力推行新政 。

  “戊戌变法”失败后,光绪皇帝被软禁,李端棻被革职流放新疆,中道滞留甘州。

  •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赦回贵阳。
  •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贵州巡抚聘李端棻主持贵州经世学堂讲席。 李端棻、于德楷、乐嘉藻(采丞)、李裕增四人出于“谋黔省教育之发展,振兴贵州文化,培养新学师资以应教育发展之需求”的目的,创设贵阳公立师范学堂(该学堂是贵州第一所师范学校)。
  •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底,李端棻联合士绅于德楷、唐尔镛、任可澄、华之鸿等,将原设北书院的贵阳府中学堂移至雪涯洞,改设为贵阳中学堂。
  •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贵阳中学堂改称通省公立中学堂。贵阳公立师范学堂更名为贵州优级师范选科学堂。
  •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11月17日,李端棻在贵阳逝世,终年75岁。从弟李端榘子葆忠嗣,由继子李葆忠将李端棻葬于贵阳大关口 。

慧眼识拔梁启超

梁启超是“戊戌变法”的领袖人物之一,天下谁人不知。但有多少人知道他是贵州的女婿,是谁识拔梁启超?这里就不得不提到一件往事:1889年秋季,李端棻以内阁学士身份出任广东乡试主考。这次乡试虽然仍沿袭科举旧制,但考题已有了变化,隐含“经世致用”之意,即欲求国家富强,必兴工理财,颇有策论的性质。当时的李端棻,正欲通过他主持的乡试,对科举试行变革,注入新的内容。阅卷时,他看到一位名叫梁启超的考生,以“熔金铸史”的文笔应答考题,以为是“饱学宿儒”,非常欣赏,于是将他录取,榜上排名第八。后来,年仅16岁的梁启超前来拜见这位识才的主考官,才华横溢的梁启超给李端棻留下深刻的印象,之后将堂妹李蕙仙许配予梁为妻[2]

李蕙仙是端棻叔父朝仪的女儿,朝仪任过顺天府尹(相当于今天的北京市长),当时虽已去世,但身为侍郎的端棻和蕙仙亲如同胞兄妹,蕙仙自是名门千金,而梁启超则是一介平民书生。这门亲事,从门第上讲,似乎并不相配。李端棻能打破门第观,可见其过人的胆识和对梁启超的殷切期望。

蕙仙比启超年长4岁,但家庭环境的熏陶下,李蕙仙知书识礼,婚后成为梁启超的好帮手。从此梁启超在北京李家住了十年之久。梁启超曾毫不掩饰地说:“我因蕙仙得谙习官话,遂以驰骋全国。”

《贵州日报》原社长、总编辑刘学洙先生认为,历史的天秤有时并不公平。对于李端棻这个“戊戌变法”中的重要人物,众多的中国近代史重要著作几乎都忽略未入视线。有学者曾对李端棻的历史功绩做过一番考证:一、甲午中日战争遭到惨败后,康有为、梁启超等对此丧权辱国的大事不能忍受,发起“公车上书”,签名的600多举人中,贵州就有96人,而贵阳又占了将近一半,李家端字辈就有4人,这就是李端棻和梁启超的支持和鼓动来的;后来要求变法维新的运动日益激烈,上书的大臣有20多人,李端棻亦有奏折,今已佚无考,但梁启超和康有为的文章和年谱都有记载。李端棻的诗中有这样的话:“国家公产非私产,政策群谋胜独谋”。李端棻倡议办京师大学堂提出的“中学为主为体,西学为辅为用”的教学纲经,这就是端棻先生的民主与科学思想。最难能可贵的是,李端棻因“戊戌变法”被贬逐新疆,中途赦免回贵州,他在经世学堂还大胆讲授卢梭、培根的民主与科学的实践事迹,著述《普通学》一本小册子,提出学好真术,才能学好科学,学好历史、地理,培养爱国种子。真是先生之风,山高水长,百年之后,至今犹有教育的现实意义,因此,这次怀念端棻先生,在贵阳举行了两天的李端棻学术研讨会,便是借机宣扬端棻先生的历史功绩。

贵阳一中李端棻中学

 
贵阳一中李端棻中学

清朝末年广东省台山市还创办了一所“端芬中学”。据考证:该校创办于宣统元年(1909年),初名“蒙养学堂”,1912年改名“培根学堂”,1925年又改名“端芬高等小学”,1932年正式改名“端芬初级中学”。新中国成立后,于1952年6月改为公立学校。1976年重新命名为“台山端芬中学”至今。至于该学校与李端棻有何联系?还需进一步考证。2018年,为纪念对中国近代教育和贵州教育作出巨大贡献的先贤李端棻,贵州双龙航空港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与贵阳第一中学共同创办贵阳一中李端棻中学[3]

參考資料

  1. 现代教育的先驱李端棻. 2020-05-19. 贵州警察学院
  2. 李端棻与梁启超. 2008-01-02. 北京大学党委宣传部
  3. 李端棻:中国近代教育之父. 2020-12-17. 团结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