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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中奏折》（日语：田中上奏文／たなかじょうそうぶん*/?）是指台湾人蔡智堪声称发现并秘密抄录了“东方会议”的纪要文件，即是一封日本内阁总理大臣田中义一向昭和天皇献呈为数约四万字的秘密奏折。其内容与之后日本实际实施的侵略方略的相似度极高，以至于大战中相当多的人认为该奏折是真实的。然而该奏折在多年后，现已被很多包括中国、日本以及欧美的学者认为是伪书。
各国均欲取得奏折
田中义一上奏后向世界宣言：“中国内乱能波及满蒙紊乱治安。帝国内有特殊地位与权益，不论乱自何方，帝国决予以适当之处理。”使各国颇为震惊，预料日本将用以战养战方式，征服我国与南洋。因之各国派出情报人员到达东京一地者即达两千馀名之多，企图侦查东方会议与大连会议的真实内容。东京警视厅为此增加外事警察三千名，邮局海关增员千馀名，并在海军部内新设间谍速成学校，招募学生九百名。
1928年6月，蔡智堪收到王家桢藏于大饼中的秘信，信中云：“英美方面传说，田中首相奏章，对我颇有利害，宜速图谋入手，用费多少不计。树人。”
蔡智堪取得奏折经过
蔡智堪利用日本政界矛盾，先请外务大臣永井柳太郎拿出田中奏章，在蔡所主持的《日华》杂志上发表，但立即被谢绝。后又以打倒政友会为由，要求前内务大臣床次竹二郎揭发田中奏章，喩以武力占领满蒙政策，必将招致中日绝交，两败俱伤。床次被说动后回去打探线索，称保皇党元老认为田中的武力吞并政策将激起军人革命，危及天皇万世一系，正急于破坏田中的政策，但又无法直接出手，以免引起少壮军人革命。元老现正进退两难，可利用此机谋取田中奏章。
蔡智堪与床次宴请保皇党元老，并演说田中的武力政策必惹起国内革命，危及天皇。几日后床次来说：“牧野伸显伯爵称：中国政府如敢将田中奏章公表国际，保皇党方可利用英美舆论，阻止田中发动武力政策。中国如能承允这一点，牧野秘许你去抄写。”蔡智堪利用东京《每夕新闻》，硃点要字，把条件秘密传给王家桢。条件得到答复后，蔡智堪于夜间扮作补册工人，携带牧野交与的“皇居临时通行牌”，由山下勇领路进入皇室书库，费时两夜抄写田中奏章。
后续风波
中华民国政府不赞成全文发表，因此发表时不及原文的一半。
中华民国依据奏折中的阴谋逮捕了一个蒙古王爷，其所作的口供与奏折一致，使阴谋未能得逞。
国际联盟会议中，松冈洋右直指田中奏章是中国伪造，中国代表顾维钧驳斥：“日本之是否有此项文件之存在，殆能出入东京皇家档案库者外，更无人能提出确切证据。”
事前约定由中国政府送山下勇三万美金，但事后没有支付。山下勇被免官后因此强占蔡智堪私宅，未曾归还。
九一八事变时，张学良与牧野、床次的金钱往来证据被日本所得，蔡智堪也因此入狱，全部产业被没收。奏章原文的抄本也于事变中遗失。
依蔡智堪所发现的文件，1927年7月25日，田中义一向天皇献呈秘密奏折，提出了侵略计划“满蒙积极政策”，主要阐述了侵略中国的方针政策，即后来所谓之《田中奏折》。奏折提出日本的“新大陆政策”的总战略是：“欲征服支那（指中国），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日本获取中国的资源后“就可以进而征服印度、南洋诸岛、中小亚细亚以至欧洲。”“大和民族在亚洲大陆显露身手，掌握满蒙的权利则为首要关键。”
奏折的来历
东方会议
1927年4月田中义一组成政友会内阁。他任内阁总理大臣兼外务大臣，田中把对华外交的方针转为积极。6月在东京召集外务省、军人、驻华公使、总领事举行一个讨论对华政策的会议，大约为6月27日至7月7日在外相官邸中举行，名为“东方会议”。
当时的参与者包括外务政务次官森恪、驻华大使、南满铁道社长等人，其中更有在战后出任内阁总理大臣的时任驻奉天总领事吉田茂及内阁书记官长鸠山一郎。
外务政务次官森恪为该会议实际的主导者，他是所谓“满蒙政策强硬论者”，主张中国的东三省[1] （即辽宁、吉林、黑龙江省）从中国分离。
7月7日发表《对支（华）政策纲领》。8月16日，他再召集驻华东北的外交及军事人员，举行大连会议，商讨东方会议未决定的问题。据传，大连会议结束后数天，田中义一向昭和天皇上呈奏折，呈奏日本对于满蒙积极根本政策，是为《田中奏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