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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越戰爭藩籬的平民紀事(陳德民)

穿越戰爭藩籬的平民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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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越戰爭藩籬的平民紀事》中國當代作家陳德民寫的散文。

目錄

作品欣賞

穿越戰爭藩籬的平民紀事

——讀非虛構小說《三灶鳥證》摭談

1938年2月17 日這天是農曆戊寅年的正月十八,雖然元宵節剛過,但地處廣東南部地區的三灶島上,家家戶戶都還沉浸在闔家團圓的歡樂之中。人們沒有想到的是,就在這天傍晚,侵華日軍從三灶島海澄那邊的蓮塘灣登陸,隨後開始了輪番瘋狂的大屠殺。日寇占據三灶島時間長達七年半之久。八十多年後,廣東作家楊宇先生根據有關歷史資料,經過多方考證,用近三年的時間四易其稿,最終完成了這部47萬字的非虛構小說《三灶島證》。

誠如書名所示,《三灶島證》證明的是日軍在三灶島的慘無人道的大屠殺。日軍在三灶島的這場屠殺同南京大屠殺一樣駭人聽聞,殘忍至極,馨竹難書。據不完全統計,日軍僅在登島一個月內就殺害島民10000多人,燒毀36個村莊、3264 間民房、164艘船隻,餓死3500多人,還將從朝鮮韓國台灣以及廣東香山縣的萬山、橫琴等地抓來修建機場的3 千多名勞工也都秘密殺害了。

這是一段血與火的歷史,淚與恨的記憶。

別林斯基認為:「對於長篇小說來說,生活是在人的身上表現出來的。」但作者認為,如果只是單純展示和證明日軍在三灶島的罪行是不夠的,這不是一部文學作品的全部。因此,作者試圖將凝固了的歷史化開,通過一系列人物的生活記錄和證明日軍的罪行,展現戰爭中人性與獸性的交織、尋常民眾在災難面前的道義與良知;也由此證明,中華民族源遠流長的不懼外敵入侵的抗爭精神,是堅不可摧的偉大的民族力量。

《三灶島證》的敘事框架並不複雜,主要由兩條主線交叉進行:一條是日軍由狂妄的瘋狂走向失敗;另一條是民眾苦難中的覺醒與反抗。

儘管是戰爭題材,書中不泛激戰場面的描寫,但作者並沒有着意刻畫和塑造英雄人物,只是真實地描摹三灶島民眾的群像,通過他們遭受的摧殘和陷入苦海的遭遇,將家仇國恨,妻離子散,食不果腹,無奈逃離,以及在日軍魔爪下的覺醒和反抗,都詭秘地交織在一起,演繹出三灶島數年之久的生與死、罪行與善德的尖銳對抗;以平民視線來審視這場不期而至的戰爭,以平民的紀事穿越戰爭的藩籬,波瀾起伏中達到故事的高潮,真實地展示了戰爭中卑微生命的生死之劫,以及戰爭中的浴火重生。

作者集中筆墨平實質樸地描寫了主要人物譚友山、陳子歡以及大霖山民眾抗日自衛隊。他們原先都是普通的平民百姓,有着故土難離、眷戀家園和對生活包括愛情的憧憬。只是一夜之間,日本強盜闖了進來,把他們卷進了戰火的漩渦,推入了血和淚的苦海,使他們由此痛失家人,流離失所,生命無保,生活無着,前途無路,在日軍強悍、野蠻的人間地獄裡過着非人的生活。

譚友山原是舊政權的鄉村保長,事變前剛剛卸去這一村官,專事中草藥研究,做了一名治病救人的鄉村醫生。他深明民族大義,恥漢奸之榮,拒絕鄉自安維持會副會長兼書記官之職;他一度只是擔憂自己和鄉親們在日軍占領下的日子怎麼過,沒有想到如何反抗,如何將侵略者趕出去;他懷有治病救人、同情鄰里鄉親的慈善之心,力所能及地幫助他們減輕痛苦,逃脫苦難。然而,正是譚友山的這一份善心,讓他花光堂兄托其保管的家財(一壇銀元),一次又一次出資幫助村民偷渡澳門逃離三灶島,收養無依無靠的孤兒許桂清,救助勞工村的勞工,資助大霖山民眾抗日自衛隊,冒着生命危險深夜上山救治自衛隊傷員,最後為挽救300多名村民的生命,巧與日軍周旋,從容赴死,以一命換回300多人的生命。

陳子歡原是一名平常的鄉村小伙子,其時正與木頭沖村女孩藍瓊花戀愛,準備成親。他哥哥陳國良是一條血性漢子,不滿日軍將三灶島視為日本的「新長崎」,把標示「新長崎」的牌子撥去,被日軍放縱大狼狗咬死。陳子歡雖然懷有一腔國恨家仇,但無從發泄。他和藍瓊花一道遭日軍追殺時從高山墜海,被救起後加入大霖山民眾抗日自衛隊,屢次痛殲日軍,手刃多位仇敵,最後加入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游擊隊,一躍成為一名抗日戰將。

大霖山民眾抗日自衛隊原也是一支由平民自發組織的隊伍,在家仇國恨面前,他們抱定痛殺日寇、血戰到底、把侵略者趕出三灶島趕出中國去的決心,幾番浴血激戰,最終除陳子歡等數人尚存之外,基本上全軍覆沒。

本書在翔實和駭人聽聞的史實基礎上,作者以悲憤的筆墨,重現了當年日軍占領三灶島後傾四海之水不足以書其罪,傾九天之水難以洗其惡的滔天罪行,慘烈得不忍卒讀,讀着心驚肉跳而後又怒火中燒。其中,日軍指揮官龜田大佐種種陰謀陽謀,角田武直、保茂龜助、金城龜助等日軍士官以殺人為樂,兇殘至極,都有原形畢露的細緻描寫。

但是,作者認為只是展示和證明日軍狂魔的罪行是不夠的,因此儘可能地擺脫單獨的控訴性書寫,走出戰爭的藩籬,將平民紀事的視野延伸到日本這一民族的文化心理,努力探討其軍國主義思想的源頭。作者先是在《三灶島證》的第一章,從明朝、清朝、中華民國初期至1937年的「盧溝橋事變」,梳理出日本對中國由來已久的覷覦和侵略行徑。特別指出,日本自「明治維新」之後,「將崇拜太陽的神道尊崇為國教,將天皇視為國家的象徵,將武士道精神作為全體公民的道德準則,舉國上下,迴響着'天皇萬歲!驅除蠻夷!富國強兵!』的口號,向外實行軍國擴張的野心,被進一步激發和放大起來了。」而後,又在第四章中通過成田明良對戰爭的質疑,寫日本軍國主義成了國家的群體價值觀和侵略擴張的理論基石之後,把對別國的侵略美化為「聖戰」,將戰爭變成國家的殺人機器,通過新兵入伍和士官晉升的殺人訓練,把日本軍人變成戰場上的殺人狂魔。

在《三灶島證》中,作者別有意味地擇取了上野幸子、美香子、成田明良等幾個日本青年作為視點,剖析他們遭受軍國主義思想浸漬的人生。其中,上野幸子和成田明良最為典型。

上野幸子是獨生女子不能從軍,但她非常渴望武士道家族和軍人的榮光,鼓動未婚夫成田明良應徵參戰。她從家裡拿來三本書給成田明良看,一本是鼓吹「八紘為一宇」的夢想,包藏「弘揚大義於八紘,締造神輿為一宇」野心的《日本書記》;一本是鼓吹日本要強大就要脫離亞洲融入歐洲的《脫亞論》;另一本書是希特勒的《我的奮鬥》。成田明良那時候還沒有意識到,日本「通過戰爭掠奪的不僅僅是資源,還有人的生命,而且是千千萬萬人的生命!」他對是否應當從軍猶豫不定。上野幸子一再鼓動他,甚至提出如果他不從軍,那她就有可能參加日本女子挺身隊(日本隨軍慰安婦)。這時候,成田明良為了不失去上野幸子,豪情遽起,裹進了從軍之列……只是,他最終的結局,是他奉命到三灶島疍家灣哨所巡視時,遭到大霖山民眾抗日自衛隊的伏擊。「機關槍是打中了成田明良的心臟的,他的話還沒有說完也咽了氣。不過,他迷魂悠悠飄渺中,看到了上野幸子走在前面歡迎他凱旋歸來,一起前來的還有她的父母上野尊男和上野光代,還有美香子和她爸多田喜一郎町長。町長多田喜一郎先是問他有沒有遇見過大島浩二?他正惶惑不知如何作答的時候,町長多田喜一郎竟然端着酒碗給他敬酒,笑着說:「酒的碗裡,盛的是榮光」……「於是,成田明良的迷魂一路沉吟而去:軍人的榮光,軍人的榮光?」

頗具匠心的是,《三灶島證》一書開篇的引子,引用了三灶島萬人墳的祭文,尾聲寫的是三灶島萬人墳重修遷至新址後的公祭活動。從某種意義上說,這是作者在激活這段沉重的苦難記憶之後,內心深處對這段歷史的祭奠儀式。作者在這部書的代序中這樣說:「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歷史需要真實的記錄。有真實的記錄後人就不會忘記歷史,也不會重蹈歷史覆轍。這不是妄念,而是作者所期冀的文學理想和書寫情懷。」作者最後重複了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埃利·威騫爾的話:「忘記大屠殺就是二次屠殺。」

我想,《三灶島證》的意義,就在於此吧。[1]

作者簡介

陳德民,高級編輯,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中國文藝**家協會會員、中華學者協會主席團成員,《中華文化》雜誌社總編輯。

參考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