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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越战争藩篱的平民纪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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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越战争藩篱的平民纪事》中国当代作家陈德民写的散文。

作品欣赏

穿越战争藩篱的平民纪事

——读非虚构小说《三灶鸟证》摭谈

1938年2月17 日这天是农历戊寅年的正月十八,虽然元宵节刚过,但地处广东南部地区的三灶岛上,家家户户都还沉浸在阖家团圆的欢乐之中。人们没有想到的是,就在这天傍晚,侵华日军从三灶岛海澄那边的莲塘湾登陆,随后开始了轮番疯狂的大屠杀。日寇占据三灶岛时间长达七年半之久。八十多年后,广东作家杨宇先生根据有关历史资料,经过多方考证,用近三年的时间四易其稿,最终完成了这部47万字的非虚构小说《三灶岛证》。

诚如书名所示,《三灶岛证》证明的是日军在三灶岛的惨无人道的大屠杀。日军在三灶岛的这场屠杀同南京大屠杀一样骇人听闻,残忍至极,馨竹难书。据不完全统计,日军仅在登岛一个月内就杀害岛民10000多人,烧毁36个村庄、3264 间民房、164艘船只,饿死3500多人,还将从朝鲜韩国台湾以及广东香山县的万山、横琴等地抓来修建机场的3 千多名劳工也都秘密杀害了。

这是一段血与火的历史,泪与恨的记忆。

别林斯基认为:“对于长篇小说来说,生活是在人的身上表现出来的。”但作者认为,如果只是单纯展示和证明日军在三灶岛的罪行是不够的,这不是一部文学作品的全部。因此,作者试图将凝固了的历史化开,通过一系列人物的生活记录和证明日军的罪行,展现战争中人性与兽性的交织、寻常民众在灾难面前的道义与良知;也由此证明,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不惧外敌入侵的抗争精神,是坚不可摧的伟大的民族力量。

《三灶岛证》的叙事框架并不复杂,主要由两条主线交叉进行:一条是日军由狂妄的疯狂走向失败;另一条是民众苦难中的觉醒与反抗。

尽管是战争题材,书中不泛激战场面的描写,但作者并没有着意刻画和塑造英雄人物,只是真实地描摹三灶岛民众的群像,通过他们遭受的摧残和陷入苦海的遭遇,将家仇国恨,妻离子散,食不果腹,无奈逃离,以及在日军魔爪下的觉醒和反抗,都诡秘地交织在一起,演绎出三灶岛数年之久的生与死、罪行与善德的尖锐对抗;以平民视线来审视这场不期而至的战争,以平民的纪事穿越战争的藩篱,波澜起伏中达到故事的高潮,真实地展示了战争中卑微生命的生死之劫,以及战争中的浴火重生。

作者集中笔墨平实质朴地描写了主要人物谭友山、陈子欢以及大霖山民众抗日自卫队。他们原先都是普通的平民百姓,有着故土难离、眷恋家园和对生活包括爱情的憧憬。只是一夜之间,日本强盗闯了进来,把他们卷进了战火的漩涡,推入了血和泪的苦海,使他们由此痛失家人,流离失所,生命无保,生活无着,前途无路,在日军强悍、野蛮的人间地狱里过着非人的生活。

谭友山原是旧政权的乡村保长,事变前刚刚卸去这一村官,专事中草药研究,做了一名治病救人的乡村医生。他深明民族大义,耻汉奸之荣,拒绝乡自安维持会副会长兼书记官之职;他一度只是担忧自己和乡亲们在日军占领下的日子怎么过,没有想到如何反抗,如何将侵略者赶出去;他怀有治病救人、同情邻里乡亲的慈善之心,力所能及地帮助他们减轻痛苦,逃脱苦难。然而,正是谭友山的这一份善心,让他花光堂兄托其保管的家财(一坛银元),一次又一次出资帮助村民偷渡澳门逃离三灶岛,收养无依无靠的孤儿许桂清,救助劳工村的劳工,资助大霖山民众抗日自卫队,冒着生命危险深夜上山救治自卫队伤员,最后为挽救300多名村民的生命,巧与日军周旋,从容赴死,以一命换回300多人的生命。

陈子欢原是一名平常的乡村小伙子,其时正与木头冲村女孩蓝琼花恋爱,准备成亲。他哥哥陈国良是一条血性汉子,不满日军将三灶岛视为日本的“新长崎”,把标示“新长崎”的牌子拨去,被日军放纵大狼狗咬死。陈子欢虽然怀有一腔国恨家仇,但无从发泄。他和蓝琼花一道遭日军追杀时从高山坠海,被救起后加入大霖山民众抗日自卫队,屡次痛歼日军,手刃多位仇敌,最后加入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一跃成为一名抗日战将。

大霖山民众抗日自卫队原也是一支由平民自发组织的队伍,在家仇国恨面前,他们抱定痛杀日寇、血战到底、把侵略者赶出三灶岛赶出中国去的决心,几番浴血激战,最终除陈子欢等数人尚存之外,基本上全军覆没。

本书在翔实和骇人听闻的史实基础上,作者以悲愤的笔墨,重现了当年日军占领三灶岛后倾四海之水不足以书其罪,倾九天之水难以洗其恶的滔天罪行,惨烈得不忍卒读,读着心惊肉跳而后又怒火中烧。其中,日军指挥官龟田大佐种种阴谋阳谋,角田武直、保茂龟助、金城龟助等日军士官以杀人为乐,凶残至极,都有原形毕露的细致描写。

但是,作者认为只是展示和证明日军狂魔的罪行是不够的,因此尽可能地摆脱单独的控诉性书写,走出战争的藩篱,将平民纪事的视野延伸到日本这一民族的文化心理,努力探讨其军国主义思想的源头。作者先是在《三灶岛证》的第一章,从明朝、清朝、中华民国初期至1937年的“卢沟桥事变”,梳理出日本对中国由来已久的觑觎和侵略行径。特别指出,日本自“明治维新”之后,“将崇拜太阳的神道尊崇为国教,将天皇视为国家的象征,将武士道精神作为全体公民的道德准则,举国上下,回响着'天皇万岁!驱除蛮夷!富国强兵!’的口号,向外实行军国扩张的野心,被进一步激发和放大起来了。”而后,又在第四章中通过成田明良对战争的质疑,写日本军国主义成了国家的群体价值观和侵略扩张的理论基石之后,把对别国的侵略美化为“圣战”,将战争变成国家的杀人机器,通过新兵入伍和士官晋升的杀人训练,把日本军人变成战场上的杀人狂魔。

在《三灶岛证》中,作者别有意味地择取了上野幸子、美香子、成田明良等几个日本青年作为视点,剖析他们遭受军国主义思想浸渍的人生。其中,上野幸子和成田明良最为典型。

上野幸子是独生女子不能从军,但她非常渴望武士道家族和军人的荣光,鼓动未婚夫成田明良应征参战。她从家里拿来三本书给成田明良看,一本是鼓吹“八纮为一宇”的梦想,包藏“弘扬大义于八纮,缔造神舆为一宇”野心的《日本书记》;一本是鼓吹日本要强大就要脱离亚洲融入欧洲的《脱亚论》;另一本书是希特勒的《我的奋斗》。成田明良那时候还没有意识到,日本“通过战争掠夺的不仅仅是资源,还有人的生命,而且是千千万万人的生命!”他对是否应当从军犹豫不定。上野幸子一再鼓动他,甚至提出如果他不从军,那她就有可能参加日本女子挺身队(日本随军慰安妇)。这时候,成田明良为了不失去上野幸子,豪情遽起,裹进了从军之列……只是,他最终的结局,是他奉命到三灶岛疍家湾哨所巡视时,遭到大霖山民众抗日自卫队的伏击。“机关枪是打中了成田明良的心脏的,他的话还没有说完也咽了气。不过,他迷魂悠悠飘渺中,看到了上野幸子走在前面欢迎他凯旋归来,一起前来的还有她的父母上野尊男和上野光代,还有美香子和她爸多田喜一郎町长。町长多田喜一郎先是问他有没有遇见过大岛浩二?他正惶惑不知如何作答的时候,町长多田喜一郎竟然端着酒碗给他敬酒,笑着说:“酒的碗里,盛的是荣光”……“于是,成田明良的迷魂一路沉吟而去:军人的荣光,军人的荣光?”

颇具匠心的是,《三灶岛证》一书开篇的引子,引用了三灶岛万人坟的祭文,尾声写的是三灶岛万人坟重修迁至新址后的公祭活动。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作者在激活这段沉重的苦难记忆之后,内心深处对这段历史的祭奠仪式。作者在这部书的代序中这样说:“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历史需要真实的记录。有真实的记录后人就不会忘记历史,也不会重蹈历史覆辙。这不是妄念,而是作者所期冀的文学理想和书写情怀。”作者最后重复了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埃利·威骞尔的话:“忘记大屠杀就是二次屠杀。”

我想,《三灶岛证》的意义,就在于此吧。[1]

作者简介

陈德民,高级编辑,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文艺**家协会会员、中华学者协会主席团成员,《中华文化》杂志社总编辑。

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