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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君超
演员
本名 蒋云松(又名)
国籍 中国
出生 (1912-03-29)1912年3月29日
香港,九龙
逝世 1991年5月17日(1991-05-17)(79岁)
中国上海
职业 演员
教育程度 上海英法学院
配偶 白璐(前妻) / 白杨(妻)
出道日期 30年代
代表作品 《人道》、《共赴国难》、《如此英雄》、《除夕》、《人生》、 《良宵》、《四姊妹》、《游击队进行曲》、《乱世儿女》等;担任导演的主要作品有:《乘风破浪》(1957,与孙瑜合作)、《风流人物数今朝》(1960,与赵明、俞仲英合作)、《他们的心愿》(1960,与白杨合作)。蒋君超还曾担任话剧《破旧的别墅》、沪剧《三代人》等的导演工作,

蒋君超,(1912年3月29日-1991年5月17日)中国早期电影演员、导演,自上世纪30年代投身艺术事业后,在电影战线默默耕耘60载,既是事业家又是艺术家。蒋君超毕业于上海英法学院。1930年起任上海联华影业公司演员,参加《人道》、《共赴国难》等影片的拍摄。1937年后去香港,在《血肉长城》、《游击队进行曲》等影片中扮演角色。建国后任上海电影制片厂导演。除导演故事片外,曾导演译制片《世界的心》、《生活的一课》、《母亲》等。蒋君超出演的电影作品主要有:《人道》、《共赴国难》、《如此英雄》、《除夕》、《人生》、 《良宵》、《四姊妹》、《游击队进行曲》、《乱世儿女》等;担任导演的主要作品有:《乘风破浪》(1957,与孙瑜合作)、《风流人物数今朝》(1960,与赵明俞仲英合作)、《他们的心愿》(1960,与白杨合作)。蒋君超还曾担任话剧《破旧的别墅》、沪剧《三代人》等的导演工作,与著名电影艺术家白杨的结合亦是电影圈的一段佳话。[1]

生活经历

青年时期:与孙瑜、聂耳结缘
了解白杨的人成千上万,而了解蒋君超的人就不那么多了。其实,蒋君超在三十年代开始就是位了不起的电影小生哩。蒋君超是江苏武进人,1912年3月29日出生,毕业于上海英法学院。1930年他刚满18岁,在报纸上看到一则关于电影导演孙瑜留美回国后,在联华影片公司从事电影导演的消息。这件事引起蒋君超的兴趣,于是就去“联华”公司应考了练习生,想不到后来他与孙瑜成了好友,解放后还和孙瑜一起导演了《乘风破浪》,他们俩的友情也成了当时影坛上一段佳话。
上世纪三十年代,蒋君超参加电影工作后,与很多进步的电影人有着良好的友谊,并从中获得了力量。聂耳就是其中之一。1932年蒋君超和陈燕燕一起主演无声影片《除夕》。影片描述了一个小职员除夕这天收帐回来,半路上碰到一个暴徒在欺负年轻女子(陈燕燕饰)。他路见不平,奋力相助,把暴徒赶跑了,而他收回来的账款却不翼而飞,老板硬说他是监守自盗……那个小职员就是蒋君超扮演的,这也是蒋君超第一次担任主演。当时和他一起住在宿舍的聂耳叫他大胆地去演,“拍摄时我(指聂耳)可以来帮你忙”。所以每当在拍摄中蒋君超感到有困难时,聂耳便来到摄影机旁,拉起小提琴,把蒋君超带进了戏中,进入了角色。在聂耳帮助下,蒋君超成功地主演了这个角色,在表演上迈出了可喜的第一步。在三四十年代中蒋君超先后在上海和香港拍摄了《人道》、《人生》、《血肉长城》等三十多部影片,并在不少影片中担任主角,成为当时著名的电影小生。同时,他还是个事业家,在香港为企业、电影院也作出过不小的贡献。[2]
1938年,蒋君超在抗日战争开始后,与上海的一些影人都应邀去香港参加拍片,同行的女演员中就有人美、心好、睿智的白璐小姐。他们同时参加《游击队进行曲》、《一代尤物》、《潘巧云》、《乱世儿女》等拍摄,两人山盟海誓结良缘。日本无条件投降后,他们重新双飞回上海,并且有了两个孩子,一家四口其乐融融。突然,上海大报小刊都以抢先销售营利为目的发特大新闻,大致意思是:演员白璐在国际饭店乘电梯时不幸坠落身亡。那时我还没有见过电梯,更没有乘过电梯,受好奇心驱动我把报道读了又读,才明白是电梯开卷门没有关好,乘客一脚踏进摔入底层丧命的。受害人的丈夫蒋君超的名字一连几天出现在新闻报道中。我也开始对这个完美家庭所遭遇的不幸与恶运产生了同情,有了记忆。不过我当时接触的影人都是由重庆到上海的,大家因蒋君超家的不幸所受到的震动时间不长,很快就少人提起,后事如何解决的更是一无所知。但是,蒋君超的名字我牢牢记住了。以后我也住进了有电梯上下的高塔公寓,很自然在进入电梯前看清楚是不是有电梯,尤其注意它的门是否关好,如发现有异,会立即告诉经管人员,所以有蒋君超家不幸的“前梯之鉴”,自己没有碰到过折腾的事,连经常看见电梯悬在半空不能运行的事故也没有碰到过。因为我时时严格注意,只要有稀微质疑,我宁愿步行慢慢往上登也不愿冒险乘坐电梯。由此可见,白璐坠亡的惨痛教训,对我这个局外人尚且引以为戒了一辈子,对蒋君超这位直接受害者的亲人、丈夫、孩子的爹,其伤痕有多深,读者可想而知。[3] 蒋君超与白杨是在1950年初新成立的上海电影制片厂同行们的欢庆祝贺声中结婚的,真是一段“奇缘和天意”。蒋君超自1948年夫人白璐在上海国际饭店电梯事故中去世后,悲痛欲绝,并独自抚育着一对女儿。虽然经常受年轻貌美的女士关爱,他都慎行婉言相拒。而白杨自1945年初在重庆与著名导演张骏祥结婚后也相敬如宾,同寝同眠了好几年,给同行们的印象是能白头到老的。谁也不曾料到,他们会在新上影成立后心平气和地提出了分手。因为是名人,所有离婚手续是由上影行政处长卢怡浩代办的。除了少数几个人知道内情外,其他影人一无所知。我算知道得早一点,是张骏祥到我家来谈剧本时,演员梁山问张:“你们搬家了?”张有点尴尬小声回答“她搬走了”。第二天卢怡浩来关照我,每天中午和晚上两餐饭要在我家吃,特殊照顾他。
后来影人们才传出,蒋君超与白杨的相恋,是蒋君超在白杨独居寓所去看过她好几次,两个没有婚姻约束的成年男女有权谈情说爱。蒋君超需要找到真正的爱情,白杨的气质和人品给他极好的印象。所以他送了白杨一件寓意深邃的纪念礼物“金色胸针”——松枝上一只小松鼠抱着一颗闪亮的珍珠。聪明的白杨立刻意识到君超属鼠,洁白的珍珠当然就是她。这枚传递爱情信息的胸针,她十分喜欢,很快他们就在影剧界至亲好友的喜笑和掌声中举行了婚礼。蒋君超搬到白杨的居室住下,屋子不大,充满温馨和浓郁的爱情气氛。在蒋君超体贴、浓烈、无微不至的纯净爱情呵护中生活,白杨有了极度安全感,很快怀孕了。她是很要强的,加班加点完成工作后,深夜回家,她的小屋在高层顶楼,没有电梯了,她只得慢慢往上攀登,以致差点流产。蒋君超十分心疼,决定为爱妻找个平房。经过多次走街穿巷才在华山路找到一幢小白楼,在那儿安置了一个真正的幸福家庭。1951年11月8日,白杨完成了《团结起来到明天》,蒋君超也顺利结束了《胜利重逢》的制片工作,他们的儿子晓松出生了,真是喜上加喜,小白楼里充满了人间最大欢乐。三年后他们的女儿晓真也出生了。兄妹二人长相自幼讨人喜欢,儿子晓松像妈妈,女儿晓真像爸爸,加上白璐的两个女儿,全家六人和谐友爱,人丁兴旺,同行们都羡慕他们的家是真正的影人艺术家庭,我横观纵访,唯独他们家,人前人后都受到赞扬。[4] 文化大革命中蒋君超和白杨都深受迫害。蒋君超下肢瘫痪,行动不便。粉碎“四人帮”后,春回人间,白杨忙于社会活动,时常出国访问和参加各种会议。蒋君超虽然行动不便,深居简出,仍然生活充实,精神爽朗,谈笑风生,一有空就看报翻书,他为人真诚好客,是个乐天派。蒋君超年轻时还是厂里著名的足球队守门员,被金焰称作“马奇诺防线”。现在虽然整天坐在轮椅上,他仍然是个球迷,只要电视中有球类节目,他必看无疑。[5]


晚辈眼中的蒋君超

我常去上海华山路978号,是从1971年起。我与小真是中学同学,毕业后她留在上海进了工厂,我去安徽无为农村当农民。小真的哥哥小松在安徽来安插队落户,同是知青容易对话,一来二去就成了朋友。在乡下时我们通信,回到上海则一起玩,有一阵几乎天天在一起。 我去978号时,这幢房子经过多次抄家和蹂躏已破败。底层不住人,空空荡荡,用芦席掩着窗户,玻璃破碎。他们家剩下床、饭桌等基本的生活用品。电话被拆了,传说中的钢琴没了。较奢侈的是一只笨笨的旧冰箱,不知为何还在。还有一台老旧黑白电视机,蒋伯伯看电视时常要拍它一巴掌,让它苏醒过来。实在拍也拍不醒时,请一个熟人来修,经他捣鼓可以好上几天。 我见到的蒋伯伯很和蔼,他的话不多,我从没听他讲过自己的经历。那时蒋伯母已被公安局以诬陷她的罪名抓去,家里就他一个大人。他体型稍胖,因患有高血压症,走路脚步沉重。有一阵,他常和年轻人去打乒乓,说是锻炼身体。他的子女背后称他“老头子”,他不介意。我们这些小辈一起玩,他不参与,见我们去了,打个招呼就去做自己的事情。有时他会来看一眼,不干涉。记得有次小真和黄石在楼顶天台上画黄昏的城市,我闲着无聊讨了纸笔也画起油画来。他俩画得很慢,我没多会就画好了,画面中心是个大大的太阳。蒋伯伯上来,看看我们的画,夸了他们,笑着赏了我一个“大胆奖”。又有一次,我和小松在天台上练摔跤,动静太大了,他上来察看,笑笑,说了一句:“你们自相残杀啊!”又下楼去了。 那时大家都很穷,记得有次我帮他家去借来一袋米。蒋伯伯待人热情。吃饭的时间到了,我们就坐下吃起来,三天两头蹭饭,他家中的老保姆见我们头痛,因主人不发话,也只好随我们去了。那时油料作物很难买,只能设法从乡下带点花生回上海。饭桌上有只瓶子是蒋伯伯专用的,装着油氽花生米。据说花生衣吃了对高血压好。我们有时去偷一把吃吃。老头看到笑笑,说:“吃吧吃吧,你们给我剩一点。”蒋伯伯会烤面包,他家的煤气灶下有个烘箱,烤出来的面包非常好吃。 现在想,病休在家,戴罪之身,不好乱说乱动,他大概是寂寞的。社会很混乱,还在“文革”中,妻子没消息,孩子一个在农村一个在工厂。除了找本书看看,我不知道他怎么打发时间。日常生活里,蒋伯伯是个达观的人,并不愁眉苦脸。大概是怕热,夏天他洗澡不关门,边洗边哼个小曲。小松小真他们唱歌玩闹,他也会来听一会。孩子尊敬他但不怕他。那时小松喜欢写诗,写好了去给父亲看看,蒋伯伯会批评两句。我们年少气盛,有时说点“反动话”,他从来不闻不问。 这个家庭虽然倒霉了,还是跟一般市民不一样。儿子的写诗在那个年头本是犯忌的事情,老头不禁止。女儿学画,他也支持。孩子和朋友们聚在一起听西方古典音乐,看西方古典绘画的印刷品,是当时社会要批判的,却是他喜欢看到的。他家中有只相机,有时买个胶卷拍上几张,我们一伙的合影是蒋伯伯拍的。有次,有个聪明的小伙子甚至弄来一只小的摄影机,拍16毫米胶片的那种,老头觉得好玩,亲自掌机拍了一段我们向他走去。一个电影导演,一个以电影为此生的人,早已跟电影无缘,因电影而倒霉,握一只小摄影机拍这种奇怪的镜头,不知他想到了什么。胶片拍好了,据说是在澡缸冲洗的,这工艺也是他不熟悉的。 “文革”开始后,蒋伯伯见大事不好,曾将一些书藏在友人家中。我读过的《安娜·卡列尼娜》、《约翰·克利斯朵夫》、《草叶集选》等书就是其中的一部分。他家的大书橱几乎是空的,我借阅过那时算是革命书籍因而没被抄家抄走的《鲁迅全集》。这些书籍构成我们最初的文学营养。后来,朋友之间地下流传着一些书和唱片,这在革命年代显得尤其珍贵。“文革”开始后,蒋伯伯见大事不好,曾将一些书藏在友人家中。我读过的《安娜·卡列尼娜》、《约翰·克利斯朵夫》、《草叶集选》等书就是其中的一部分。他家的大书橱几乎是空的,我借阅过那时算是革命书籍因而没被抄家抄走的《鲁迅全集》。这些书籍构成我们最初的文学营养。后来,朋友之间地下流传着一些书和唱片,这在革命年代显得尤其珍贵。 大概是1973年的一天,我去978号,小松来开门,说:“我妈妈回来了!”要我和其他朋友这几天别去他家,让老太太安静一下。坐了五年多的牢后,小真的妈妈白杨被释放回家,当然,给你回家就不错了,并没平反。她确实需要安静一下,补上时事政治免得说错她连林副主席死了都不知道。她还要适应孩子的长大,适应他们的朋友。 后来我们这些小辈见到蒋伯母,她很亲切,但寡言少语。蒋伯伯明显高兴了许多。去旅游,是这之后的事情。 1974年初夏,我们近十人约好去黄山。年轻人走得快,蒋伯伯由半山寺的老和尚陪同慢慢走。那年他62岁了,兴致很高,虽然脚步沉重也自己走上山去。天都峰他没上,坐石阶上看松鼠听鸟叫。问人这是什么鸟在叫,人家说,是“音乐鸟”。后来,他和小松也去过青岛的海边。世道虽然不好,人在自然中,总是高兴些吧。真正的高兴是在“四人帮”被抓起来之后,那时的人真是笑逐颜开。哀乐结束,“文革”结束,大家有工作要做了。我和小真相继去读大学,小松去工作再去日本读书,我们很少见面。有次去978号玩,先给老人家请安,见蒋伯伯半卧着由人在做腿部按摩,才知他已行走困难。他还是笑呵呵的,他留给我最后的印象就是笑呵呵的。 1991年蒋伯伯去世,追思会上许多人谈他,回忆对他的印象和他对自己的影响。他是一个和善的人,一个热爱艺术的人,一个坚持人生品位的人,一个内心坚强的人。想起他,我像听见当年跟他告别时他说“随时来!”今年,是蒋君超伯伯诞生百年,谨以此文纪念这位长者。 2012.8.7[6]



主要作品  

表演

《共赴国难》(1932)
《如此英雄》(1933)
《除夕》(1933)
《人生》(1934)
《良宵》(1934)
《青春》(1934)
《铁鸟》(1934)
《秋扇明灯》(1935)
《四姊妹》(1935)
《京华血泪》(1936)
《血肉长城》(1938)
《游击队进行曲》(1938)
《影坛风云》(1938)
《一代尤物》(1939)
《绝代佳人》(1940)
《潘巧云》(1940)
《打渔杀家》(1940)
《乱世儿女》(1947)
《黑侠》(1948)

导演

《乘风破浪》(1957,与孙瑜合作)
《风流人物数今朝》(1960,与赵明、俞仲英合作)
《他们的心愿》(1960,与白杨合作) [7]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