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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萝蕤 | |
|---|---|
| 出生 |
1912年 浙江德清 |
| 逝世 | 1998年 |
| 国籍 | 中国 |
| 职业 | 翻译家、文学家 |
人物历程
赵萝蕤(1912-1998) ，汉族赵紫宸之女，陈梦家夫人。浙江德清人。著名翻译家和比较文学家。1932年毕业于燕京大学英语系。1935年毕业于国立清华大学外国文学研究所。1946年和1948年先后获美国芝加哥大学文学硕士、哲学博士学位。 曾任云南大学讲师。1949年后，历任燕京大学教授、西方语言文学系主任，北京大学教授。 长期从事英国文学家狄更斯、勃朗特姊妹和美国 文学家惠特曼、詹姆斯的研究。译有【美】艾略特《荒原》、惠特曼《草叶集》、朗弗罗《哈依瓦撒之歌》、詹姆斯《黛茜·密勒》，与杨周翰等主编《欧洲文学史》。
1932年毕业于燕京大学英语系。
1998年元旦病逝，享年86岁。<。
少年时期
萝蕤自幼长在苏州，14岁走出古城，开始了她此后70年的学术人生。她的父亲赵紫宸 出身贫寒，早年就读东吴大学，是黄摩西的学生，后来又留学美国。到她上学时，赵紫宸已是东吴大学教授兼教务长了。她在苏州圣约翰堂附近的幼稚园玩了3年，7岁进入景海女子师范学校就读，同年开始学习英语和钢琴，受的完全是美国式的教育。赵紫宸是个中国传统文化修养极深的学者，他生怕教会学校不注重中文的培养，就亲自在家里为女儿教授《唐诗三百首》和《古文观止》。赵萝蕤一直觉得那种对古诗文的吟诵就像唱歌。由于家庭教育的合理，她的语文成绩总是名列前茅，不久就从二年级直升四年级。六年级时，她的语文成绩被评为全校第一，语文素养甚至达到并超过了高中三年级的学生。12岁那年，女作家苏雪林来班上教国文，她重视学生的写作能力，赵萝蕤的作文常常受到她的双行密圈。
全家迁往北京
赵萝蕤离开苏州是因为父亲赵紫宸接任了燕京大学宗教学院院长一职，他们全家迁往北京。这一年(1926年)赵萝蕤14岁，当年，她就考上了燕京大学附属中学高三，父亲因爱女年幼，嘱她改读高二。
燕大读书
1928年，赵萝蕤直接升入燕大中文系，受业于郭绍虞、马鉴、周作人、顾随、谢冰心等名教授。翌年，美国老师包贵思女士劝她改学外国文学，理由是既然酷爱文学，就应扩大眼界，不应只学中文。中国文学可以自修，外国文学学好了，能使中文更上层楼。她遂征得父亲同意，转系攻读英国文学。这一改变决定了她一生的事业与西方文学的建树。
在英文系就读期间，赵萝蕤在燕大朗润园的草坪上用英语演出过莎翁的名剧《皆大欢喜》，她扮演那位女扮男装的罗莎林，赢得了学生和教授们的交口称赞。当时桑美德教授开设小说课，指定学生阅读的英文原著，她几乎全部读过，因为这些书在父亲的藏书中都有，她早已选读过狄更斯、萨克雷、哈代等名家作品，这令桑教授惊讶不已。
从燕大毕业时，赵萝蕤真是太年轻了，这么早就面临了职业选择，她在追忆当年的情境时说:"作为女性，我能够选择的生活道路够狭窄的。我大学毕业时才20岁。父亲说怎么办呢，还是上学吧。清华大学就在隔壁，去试试考一考。那里有个外国文学研究所。"当时清华的外国文学研究所除了英语外，还要考两门外语。结果，赵萝蕤法语及格了，德语却吃了一个零分。不过，她的英语确实过硬，考了一百分。吴宓老师说:"行。德语等入学后再补吧。"就这样，赵萝蕤被录取了，并且还得了一年360元的奖学金。她在清华学习了3年，听了吴宓的"中西诗的比较"，叶公超的"文艺理论"，温德的许多法国文学课:司汤达、波德赖尔、梵乐希等，还跟吴可读读了英意对照的但丁的《神曲》。
她在燕大读书时，就常为闻一多创办的那个"短命"的《学文》杂志翻译外国文艺理论文章，进入清华第3年，应戴望舒之约开始翻译艾略特的长诗《荒原》。这是一首以晦涩难懂、征引渊博著称的现代派长诗，艾略特为写该诗引用了33个不同作家的作品以及多种歌曲，引入36种(包括梵文)外国语，还特别强调了有关圣杯的传说和英国人类学家弗雷泽的《金枝》和太洛纸牌、渔王、耶稣等传说。译文先在杂志《新诗》上发表，1937年由上海新诗出版社出版，她的老师叶公超作序。20世纪80年代初，在上海译文出版社编辑的《外国文艺》的某期上，我读到了赵萝蕤重新修订的《荒原》，那晦涩的意蕴、丰厚的旨趣，被赵萝蕤表达得恰如其分，不由不令你钦服叫绝。虽然后来《荒原》又有了裘小龙的译本，但赵萝蕤的《荒原》译本仍然是无可替代的。
《荒原》中译本的发表，使赵萝蕤一举成名。但是当年的读书界并没有多少人知道，需要具备深厚的中西文化修养和中西文学功力的这位翻译者，竟是一位才20出头的妙龄闺秀。当时邢光祖先生评论说:"艾略特这首长诗是近代诗的'荒原'上的灵芝，而赵女士的这册译本则是我国翻译界的'荒原'上的奇葩。"作为《荒原》的第一位中译者，赵萝蕤在1940年受重庆《时事新报》"学灯"版主编宗白华先生之约，写了一篇题为《艾略特与〈荒原〉》的文章，全面评析了《荒原》这首无一字无来历的艰涩长诗的艺术特色。这篇文章是国内评论艾略特的先驱，开了把西方现代派文学译介到我国的先河，对我国不少新诗人(如"九叶诗派")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当时正值抗战的艰苦时期，赵萝蕤在文中指出:艾略特在《荒原》里写的"一片人类物质的精神的大荒原"，"其中的男女正在烈火中受种种不堪的磨练"也正是我们时代的写照;全诗最末一节诗人的热切盼望:"也许我们再能变为燕子，
与艾略特畅谈
赵萝蕤是我国少数几位有幸与那位出生于美国、后加入英籍的诗人艾略特晤面畅谈的学者之一。1944年秋，陈梦家受邀赴美讲学，在芝加哥大学讲授古文字学。1946年夏，陈梦家在哈佛大学会见了回美国探亲的艾略特。7月9日晚上，艾略特请赵萝蕤在哈佛俱乐部晚餐，诗人即席朗诵了《四个四重奏》的片段，并且在她带去的两本书《1909-1935年诗歌集》和《四个四重奏》上签名留念，还在前者的扉页上题写了:"为赵萝蕤签署，感谢她翻译了荒原"的英文题词。
毕业后
赵萝蕤从清华外国文学研究所毕业是1935年，转入西语系任助教，1936年与 陈梦家结婚。"七七事变"后，夫妇俩辗转跋涉到昆明，陈梦家任教于西南联大。联大虽由清华、北大、南开组成，但仍循清华旧规:夫妻不能在同一学府任教。这样，赵萝蕤便作出牺牲，在家操持家务，但仍勤读不辍。1939年至1944年，她在云南大学和云大附中任教，同时翻译出版了意大利作家西洛内的反法西斯小说《死了的山村》。
1944年美国哈佛大学的费正清先生给陈梦家联系了到芝加哥大学东方学院教授古文字学的工作。赵萝蕤因此有了在美国第一流的芝大英语系学习的机会。20世纪40年代的芝大英语系正是它的全盛时代，聚集了不少世界知名的一流学者。文艺理论与18世纪英国文学的专家是克莱恩教授;莎士比亚与玄学派诗人的专家是乔治.威廉森教授;19世纪小说文本精读的专家是法国著名学者卡萨缅的高足布郎教授;狄更斯与英国文学专家是沙伯尔教授;古英语、中世纪英语与乔叟专家是赫伯特教授;美国文学专家是维尔特教授，他同时任系主任和文学院院长。赵萝蕤得以在他们的门下学习和研究，真是非常幸运。维尔特教授问她有多少时间学习，打算学三年还是四年?这使她想起了10岁时与祖父的一段对话。
祖父说:你将来想得一个什么学位?
赵萝蕤说:我只想当一个什么学位也没有的第一流学者。
此刻在维尔特教授面前她犹豫了。陈梦家则竭力说服她:一定要取得博士学位。于是，她选择了4年。此后的4年，赵萝蕤把它称之为"我一生中很重要的4年"，先后与周钰良、巫宁坤、查良铮(穆旦)等同学。
赵萝蕤在芝大的第4年决定专修美国文学，是出于对美国小说家亨利·詹姆斯的兴趣，她几乎钻研了作家的全部作品。1948年，她以研究詹姆斯为题的论文《〈鸽翼〉源流考》获得芝大哲学博士学位，成为国际上最早研究这位作家的学者之一。在研究的同时，她广泛收集有关詹姆斯的一切资料，维尔特教授说，赵萝蕤已算得上美国的第3名詹姆斯图书收藏家了。当时詹姆斯还远没有今日的盛誉，从这里可以看出赵萝蕤高超的艺术修养和睿智的文学眼光。那几年的留学生活，是赵萝蕤人生中的极乐时光，她涵泳在美国社会所能提供的一切高雅的文化艺术的海洋中，如鱼得水。
1947年陈梦家先行回国，任教清华。翌年冬赵萝蕤也回到了当时的围城--北平，三周后，北平易帜，她与丈夫团聚。随后，她任燕大西语系教授，后又兼系主任。1952年，全盘苏俄化，随之院系调整，燕大寿终，她乃调入北大西语系任教授。
957年陈梦家被打成右派，文革初又因不堪忍受凌辱而自缢身亡。赵萝蕤遭此沉重打击，一度精神分裂，住进了安定医院。她的学生梅绍武、屠珍夫妇去探望时感到"其情甚为凄惨，令人潸然泪下"。翦除四凶之后，她继续执教，并任博士生导师。她读了近十余年来美国新出版的有关惠特曼的著作，又借赴美探亲的机会到国会图书馆查阅惠特曼的手稿，终以惊人的毅力花费12年工夫完成了带有大量注释的《草叶集》全译本，1991年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这一成就震惊了学术界。《纽约时报》评论说:"一位中国学者竟能如此执着而雄心勃勃地移译我们这位主张人人平等的伟大民族诗人的作品，真使我们惊讶不已。"芝加哥大学为此在建校百年时向她颁发了"专业成就奖"。
生前荣誉
赵萝蕤的一生执教五十余载，桃李满天下，生前兼任外国文学学会理事、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美国惠特曼出生地协会会员、中国艾略特-庞德研究会顾问和燕京学院英语系名誉主任。她还荣获"中美文化交流奖"和"彩虹翻译奖"。
主要着译包括《荒原》(1937)、《哈依瓦萨之歌》(1957)、《黛茜.密勒》(1981)《丛林猛兽》(1981)、《草叶集》(1991)《中国翻译名家自选集.赵萝蕤集》(1995)和《我的读书生涯》(1996)等。
赵萝蕤一贯遵循"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这一校训的燕京精神，一贯恪守燕大校歌中"服务同群，为国效荩忠"的燕京学子的宗旨
一代才女
我是很晚才有幸结识赵萝蕤的。1948年3月，我从美国印第安那州曼彻斯特学院毕业后，进入芝加哥大学研究院攻读英美文学博士学位。当时已有数十名中国研究生在那里深造，多半在“国际公寓”寄宿。我到校后也住在那里，结识了其中不少人。在英文系研究生中有赵萝蕤、周珏良、查良铮（穆旦）等人，他们都是国内英语界的精英，我的良师益友，后来数十年中的患难之交。
]]<珏良，我曾在昆明西南联大见过一面，他的堂兄、我的忘年交周煦良教授介绍的。当时他已从清华大学外文系毕业，留校任助教，我是外文系一年级新生。那是1939年的事了，一别九年，倒成了朝夕过从的异国同窗。/p >
赵萝蕤是西语界资深望重的前辈，无奈我孤陋寡闻，却有眼不识泰山。当时萝蕤已完成研究美国小说家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小说的博士论文，颇得系主任威尔特（Napier Wilt）等教授的赞赏。几年的寒窗苦读已大功告成，这时她的丈夫陈梦家教授已提前于1947年先行回国，任教清华，因此她有富余的时间常与珏良和我讨论文学理论和批评的问题。我们三人都师从克莱恩（RonaldS. Crane）教授等大师，钻研他们根据亚里斯多德的《诗学》原理创建的“新亚里斯多德学派”（或称“芝加哥学派”）的文学批评理论。萝蕤熟谙中外文学名著和文学理论，分析研究常有独到的见解，说来娓娓动听。但不论日常交往，或谈诗论文，一向温文尔雅，文质彬彬，从来没有一点资深前辈居高临下的神气。在全体中国留学生中，她是“德高望重”的“大姐”，大家一起出游时，她“龙头”，我“龙尾”。
1948年秋冬之间，萝蕤通过了博士论文答辩，来年6月就可在著名的洛克菲勒教堂登台接受博士学位。这时平、津局势紧张，万一南北交通受阻，萝蕤深恐不能实现学成回国的愿望，便毅然决然在年底以前不顾一切兼程回国，几经周折才在1949年初回到了当时的围城北平，到燕京大学西语系任教。不久之后，朝鲜战事爆发，燕大的美国教授纷纷回国，萝蕤接任系主任职务。由于师资不足，除了原有的学贯中西的青年教授吴兴华，和在国内延聘的俞大纲和胡稼胎两位前辈，她又报请陆志韦校长电聘我回国来共事。
1951年8月中旬，我回到北京，萝蕤亲自到前门火车站接我。别后不过两年多，我不无好奇地看到，她的衣着起了很大变化。当年在芝大，她总爱穿一身朴实无华的西服，显得落落大方，风度宜人。眼前她身上套的却是褪了色的灰布中山服，皱皱巴巴，不伦不类，猛一看人显得有些憔悴了，但风度不减当年。
到了燕园，由于我新来乍到，住房尚未分配，萝蕤便留我先在她家做客，受到她温馨殷勤的款待。陈梦家教授当年是著名的“新月派”诗人，后来又以古文字学和考古学的成就蜚声中外，当时在邻近的清华大学中文系任教。夫妇俩住在朗润园内一幢中式平房里。室外花木扶疏，荷香扑鼻。室内一色明代家具，都是陈先生亲手搜集的精品，客厅里安放着萝蕤的“斯坦威”钢琴。这时我才知道她是燕大宗教学院院长赵紫宸博士惟一的女儿。赵老不仅是世界知名的基督教神学家，任世界基督教理事会的亚洲主席，而且是全国闻名的杜甫专家。萝蕤从小在家受到中西文化的熏陶，不但能诗能文，而且弹得一手好钢琴。二十岁自燕大西语系毕业后进入清华大学外国文学研究所，两年后就将美国诗人爱略特（T.S. Eliot）以晦涩闻名的长诗The Waste Land（《荒原》）译成中文，受到专家学者的交口称赞。后来在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所选的研究专题又是以艰深闻名的亨利·詹
二
到校后不久，我就上课了。我从未教过书，萝蕤却安排我教“英国文学史”和“高级英文作文”，都是四年级的课，我只有十来天时间备课，而且没有课本可用。萝蕤鼓励我试用马列主义观点讲授英国文学史，而我对“马列”一窍不通，只好临时抱佛脚，勉为其难，深恐有负萝蕤大姐的信任和期望。不料几个月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就从天而降，不仅要“人人过关”，而且冲击了教学工作，我教的“英国文学史”下马，我倒落得清静，也免得萝蕤为我操心。
“思想改造运动”一打响，市委工作组进驻燕园，发动全校师生批斗赵紫宸、陆志韦、哲学系主任张东荪，要求人人和他们“划清界限”。作为西语系系主任，萝蕤不仅仅要检讨个人的“资产阶级思想”，还要参加各种大、小会议，没完没了地检讨在领导教学工作中“重业务，轻政治”的错误倾向，疲于奔命。
“思想改造运动”告一段落，紧接着上级宣布全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教会大学一律解散，燕京和辅仁按不同科系分别并入北大、清华、北师大，人员听候统一分配。7月，萝蕤来访，向我传达本系教师分配情况。五名教授中，她本人和其余三位教授都去北大，唯有我的去处是天津南开大学。话一出口，她就忍不住放声哭了起来。我明白她的心情。当初她让我放弃未完成的博士论文，万里来归，而现在却只能让我任人摆布，无可奈何，吉凶莫测，她怎能不感到由衷的负疚？当初，她满怀信心，要壮大燕京的英语教授阵容，以芝大英语系为蓝本建立一个优异的英语专业。如今她以稀有的才华构建的象牙之塔在狂风暴雨中化为灰烬，美好的梦想成为镜花水月，她怎能不伤心欲绝？几个月来，她憔悴了许多。尽管她平日总镇静自若，从容不迫，但不难想象，在工作组的政治压力下忍受了多少煎熬，因为既是赵紫宸的女儿，又是陆志韦的干女儿，她又何从“划清界限”？长年徜徉于詹姆斯小说中那些。
我本打算暑假好好休息一下，然后去南开报到。不料又奉命参加“亚洲太平洋地区和平会议”翻译工作，直到1952年11月才离开燕园，一辆卡车连人带行李把我和老母送到前门火车站。距萝蕤到车站接我不过一年多，燕京大学已经换了人间，“新北大”成了风光旖旎的燕园的新主人。
三
我到南开大学任教之后，和原燕园同仁联系不多。1956年夏，我又被调回北京，在西郊一所外语学院英语系任教。学院离“新北大”不远，我有时在周末或假日去看望萝蕤，但她大部分时间住在市内家中，因此也难得见上一面，说点闲话。1957年我中了“阳谋”暗算，辗转听说梦家也落难，萝蕤受打击，患了精神分裂症。1958年，我发配北大荒，从此颠沛流离，多年与萝蕤不通音信。只知道她仍在北大任教，但身为“右派”家属，又为精神病所苦，日子一定不会好过。及至“十年浩劫”临头，又辗转听说梦家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腥风血雨中不堪凌辱而自裁。萝蕤从此孑然一身，精神分裂症更形加剧。
“十年浩劫”之后，我又回到北京原单位任教，重新见到萝蕤，真“二十余年如一梦，此身虽在，堪惊”。当年从燕大调入新北大的四位英语教授中，三位都在“浩劫”中死于非命。萝蕤硕果仅存，但她自己在市内的家、梦家生前精心搜集的明代家具和字画、她的斯坦威钢琴，都没逃脱“横扫”的命运。
她已搬到父母生前寓居的美术馆后街二十二号一座历史悠久的四合院内，两间朝西的小屋，里面一间放了一张小床、一张小书桌、两三把椅子。这是她的卧室兼书房，也是她接待国内外来访者的小天地。外面一间放着几个书架，藏书中包括她当年在[[美国搜集的全套初版詹姆斯小说和爱略特签名的诗作。她毕生以读书为乐，可目力衰退，不得不有所节制。她热爱音乐，现在唯一的消遣是坐在小屋里倾听西方古典音乐的录音。和沈从文一样，她从来不谈个人的苦难经历。正如杨宪益和戴乃迭从来不提在“浩劫”中痛失独子之痛一样，她也从来没有提到过她的丧夫之痛。我知道她因精神分裂症仍在服药，有一天，我注意到她的嘴唇不时抽搐，便问她是否可以减少剂量。她的脸立刻变色，质问我：“你要让我犯病吗？”我后悔说话唐突，同时也突然认识到，这么些年来她形影相吊，不定受到过怎样的梦境的煎熬。哪怕一个詹姆斯式的悲剧女主人公，也不可能以如此的勇气和尊严承受她的苦难。
令我感到惊喜的是，泰山压顶的苦难并没有使她顾影自怜，一蹶不振。我重返北京之后，有机会去市内，一定和老伴儿一道去看望她，一杯清茶，谈天说地。或者约她去吃个小馆子，打个“牙祭”，反正让她高兴我们也就高兴。有时还带上孩子或亲戚或外国友人去拜见这位幸存的国宝，她也乐于接待。我也常和她一道参加一些学术活动。1980年12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在成都主办外国文学学会成立大会，虽然路途遥远，萝蕤也不畏长途跋涉，和我搭乘同一趟火车前往成都赴会。1984年春，美国加州大学欧文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lrvine）英文系克里格（Murray Krieger）教授应我的邀请来广州中山大学作系列演讲，她也欣然应邀赴会，谈笑风生，而且从来没有要求特殊照顾。
令我感到更加惊喜并肃然起敬的是，她以衰病之躯，且又老眼昏花，却坚持不懈地从事教学和科研。英文系出版的《欧洲文学史》巨著由她和另外两位教授负责编写的。她担任英文系博士研究生导师，传道授业，既慈祥又严格。我曾应邀参加过她的博士生的口试，深为她的敬业精神所感动。她早年翻译的爱略特的长诗《荒原》久已脍炙人口，八十年代初又应上海译文出版社之约重新修订。同时，她又毅然投身翻译美国诗人惠特曼（Walt Whitman）的经典巨著《草叶集》（The Leaves of Grass）。在她那仅能“容膝”的小屋里，夜以继日一面钻研惠特曼的全部作品、一切有关诗人和《草叶集》的学术著作，一面伏在那张小书桌上，用她那一笔不苟的书法，重铸惠特曼前无古人的诗篇，长达十二年。在这个期间，上海译文出版社又约她翻译一部詹姆斯短篇小说选。她忙于翻译《草叶集》，只抽空翻译了《黛茜·密勒》和《丛林猛兽》两篇，其余三篇和詹姆斯的著名
令我感到更加惊喜并肃然起敬的是，她以衰病之躯，且又老眼昏花，却坚持不懈地从事教学和科研。英文系出版的《欧洲文学史》巨著由她和另外两位教授负责编写的。她担任英文系博士研究生导师，传道授业，既慈祥又严格。我曾应邀参加过她的博士生的口试，深为她的敬业精神所感动。她早年翻译的爱略特的长诗《荒原》久已脍炙人口，八十年代初又应上海译文出版社之约重新修订。同时，她又毅然投身翻译美国诗人惠特曼（Walt Whitman）的经典巨著《草叶集》（The Leaves of Grass）。在她那仅能“容膝”的小屋里，夜以继日一面钻研惠特曼的全部作品、一切有关诗人和《草叶集》的学术著作，一面伏在那张小书桌上，用她那一笔不苟的书法，重铸惠特曼前无古人的诗篇，长达十二年。在这个期间，上海译文出版社又约她翻译一部詹姆斯短篇小说选。她忙于翻译《草叶集》，只抽空翻译了《黛茜·密勒》和《丛林猛兽》两篇，其余三篇和詹姆斯的著名
1993年9月，萝蕤又应香港中文大学之请，去讲学两周。9月24日，她从中大写信到美国给我，信中提到她不久前看过年初在纽约出版的我用英文撰写的回忆录《一滴泪》（A Single Tear）：“我还在为你的书而感到振奋。”又说她曾和中大英文系教授提到我的书，“我说不但内容一字动不得，即文字也一字动不得。”同时，她也知道这本纪实作品，虽然平实之极，却已经使我们陷入“贫归故里生无计，病卧他乡死亦难”的境地。在信的结尾，她用朴实无华的语言向我们发出深情的邀请：“你和怡楷来京可住我处，我们现在西屋作客房，有全套卫生设备。我仍有保姆，可和我同饭。”萝蕤大姐老境凄凉，竟然还要为我这个无家可归的游子的食宿如此操心，怎能不令我感慨万千，欲哭无泪。我只能等形势允许时再作归计，面谢大姐的关心爱护了。
1997年秋，北京一所英语学院邀请我来年返京讲学，我指望终于可以重新回到萝蕤大姐身边了。怎么也没料到，1998年元旦就传来了噩耗，萝蕤大姐已含恨走完了她八十六年风雨人生的道路。当年她领军的燕大西语系五名教授中，如今只剩下我一个人了。不到四年之后，她度过黄昏岁月的那座被文化专家们称为“集建筑、人文、文物价值于一身”的故居，面临巨大商业利益的冲击，也在推土机下死于非命。
2005年10月我回国探亲访友，曾在上海作短暂的停留。8日下午，由友人陪同偕怡楷前往上海博物馆，专程参观陈梦家先生生前搜集的明代家具精品，凭吊两位故人。55年前在他俩朗润园家中做客的光景，历历在目，物在人去，恍若隔世。但愿萝蕤大姐在天之灵不再为我这个羁留海外的八五老人的食宿操心！
社会评价
钱穆忆
钱穆先生的《师友杂忆》是一本怀人含蓄、忆事婉约的书。他在追忆抗战初期西南联大的生活时，有一段说到陈梦家、赵萝蕤夫妇：“同事陈梦家，先以新文学名……其夫人乃燕大有名校花，追逐有人，而独赏梦家长衫落拓有中国文学家气味。”“及是夫妇同来联大。其夫人长英国文学，勤读而多病。联大图书馆所藏英文文学各书，几于无不披览。师生群推之。”这位名校花，就是外语界老一辈中的大学者赵萝蕤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