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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沣(清代官员) 钱沣(1740年4月26日 -1795年10月30日 )，字东注，一字约甫，号南园，云南昆明人，清代大臣、书画家。
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进士，授检讨，官至御史。曾疏言和珅为军机，办事不遵制度，因授稽察军机处之任。和珅知其家贫裘薄，凡劳苦事多委之，积劳成疾死。书法逼近平原，尝兴酣画马识者珍之。有《南园集》。
人物简介
钱沣幼时家境贫寒，偶然得到些残篇断简，便熟读深思，曾入昆明五华书院学习，乾隆三十六年进士，历任翰林院编修、监察御史、湖南学政、通政司副使、江南道监察御史、通政司参议加太子太保、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工楷书，学颜真卿，又参以欧阳询、褚遂良，笔力雄强，气格宏大，行书参米南宫笔意，峻拔多恣。后之学颜者，往往以他为宗，如清末翁同龢、近代谭延闿、谭泽闿兄弟等都是学钱沣而卓然成家者。钱沣又擅画马，神俊形肖，世争宝之。其诗文苍郁劲厚，正气盈然，著有《南园先生遗集》。
艺术经历
以直闻名 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进士，授翰林院检讨，历任国史馆纂修官、江南道御史、通政司副使、湘南学政、湖广道察御史、值军机等职，时和珅用事，钱沣曾当面指责。又曾上疏弹劾过陕西总督毕沅、山东巡抚国泰等人的贪污营私案，因此《清史稿》中赞他"以直声震海内"。
钱沣所处时代，是满朝上下皆学董其昌书法的时代，而惟有他对鲁公情有独钟。平生仰慕颜真卿为人，书亦法之，得其神而不袭其貌，堪称学颜第一人。大楷临摹《颜氏家庙碑》、《告身墨》、《中兴颂》、《麻姑仙坛记》、《东方画像赞》;行草从颜真卿《争座位稿》、《祭侄文》、《十二意》入手,晚年以颜为本，参以欧、褚笔法，行笔颇为沉着痛快，亦有八面出锋之势，苍劲雄健，耐人寻味;小楷则博采众家之长，习过王羲之、王献之、钟绍京等历代书家的精品。晚年还得益于褚遂良、米芾书法的精髓。钱书小楷刚健婀娜;大楷笔力遒劲，力透纸背;行书、草书风神独绝。他学习古人而迈出古人的法度，自成一家。在清代，学颜书的人必先从学钱南园入手。如誉满全国的另一大书法家何绍基即刻苦研习钱字而卓然成家。 艺术成就 除政声清廉外，钱沣的书画名气亦很大。其书法摹颜、欧、米诸家，而又自成一体，笔力雄劲，结构严谨，气势开阔。钱沣(南园)的书法，端庄厚实，气势雄伟，使人"初见敬而畏之，愈久愈可爱"。也许会有人说，常见的颜体字怎么会有如此感人的魅力?其实书法作品达到经久耐看是不容易的，要达到较高水平，必须经过会、通、精、化的艰苦历程。钱南园的书法有此显著成就，是与他的人品气质和刻苦磨练分不开的。他为人耿直，敢于当面指责乾隆皇帝的权臣和珅的过失，先后曾上书弹劾过陕西总督毕沅、山东巡抚国泰和布政使与易简等的贪官营私重案。《清史稿》称他"以直声震海内"。五十岁后曾两次到湖南任学政。他从小爱好书法，遍临各家，专攻颜体，终身不懈。这与他景仰颜真卿的人品气质有关。他的性格气质与颜真卿有相似之处，虽然时代不同，遭遇各异，但刚正不阿，敢于斗争的性格是相同的。因此，南园一生专攻颜体不是偶然的。他不仅在书法上有卓越的成就，还是个多才多艺的画家和诗人。他善于画马，当时颇有名声，人称瘦马御史。其画以马为主题，尤喜画瘦马，风鬃雾鬣，筋骨显露，神姿逼人，笔墨凝重而傲岸有神。钱沣的诗、文、书、画、联都很有名。被誉为"滇中第一完人"。其书法集诸家之长，尤其精于颜体，笔力雄劲。钱沣书联，结构严谨而刚劲清润，如筇竹寺中二联，都是珍品。其身后著作《钱南园遗集》、《南园诗存》、《南园文存》等行世。其楷书代表作有《枯树赋》、《冒雨寻菊序》、《守株图诗》、《端阳竞渡序》，行书代表作有《桂花厅记》等。
人物轶事
钱沣一生最大的亮点是智破山东巡抚国泰的贪污大案，使得和珅庇护国泰的图谋没有得逞，给了他沉重的一击。清乾隆四十七年(1782)四月，钱沣直接举报国泰贪纵营私以及其他种种不法行为。国泰是皇亲国戚，权倾一方，为人狠毒，朝中又有和珅撑腰，钱沣只是一个六品监察御史，力量的对比相当悬殊，但他决心以智慧将国泰扳倒。当时，乾隆派户部尚书和珅、左都御史刘墉与钱沣一道前往山东查办此案，国泰事先得到和珅的通风报信，早早做了准备，他向商人借来许多银子，凑足了库存数量，以掩盖库银严重短缺的真相。谁知这一切没有瞒过钱沣的眼睛，钱沣开封检查库银，发现库银多半是商家的杂色银，与成色十足、色泽明亮的帑银不符，于是，国泰贪赃枉法、造成国库短缺的罪行彻底败露。国泰曾向和珅行过重贿，和珅在确凿的证据面前也不敢为他开释。钱沣因此而名声大振，一年之内，连升三级，出任通政司副使。 钱沣为人刚直不阿，为官清正廉洁，敢于谏议弹劾贪官污吏。先后举劾山西巡抚毕沅和山东巡抚国泰。钱沣入仕二十余年，一生与贪赃枉法进行斗争，清乾隆年间的三起反贪大案，也就是勒尔谨、王檀望的"冒赈折捐案"，山东巡抚国泰贪污案，闽浙总督伍拉纳与福建巡抚浦霖的贪污案，他都是积极的参与者。甘肃勒尔谨、王檀望"冒赈折捐案"被揭发后，他抱着除恶务尽的决心，首先弹劾陕甘总督毕沅，认为他作为陕甘两省政务的最高领导，对此案负有失察之责，乾隆将毕沅的官阶从一品降为三品。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