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鬼子」來了：現代中國之惑檢視原始碼討論檢視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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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對於延續了兩千年文化傳統的古老中國來說，近代一兩百年面臨最嚴峻的現實莫過於「鬼子來了」。這裡的「鬼子」，不僅是指當年侵占中國半壁江山的「日本鬼子」，從更廣闊的意義上講，自始至終都是挾西方現代工業文明而來的「西洋鬼子」。古老在這個異質文明的衝擊下，沿海和內地、城市和鄉村、精英與民眾，乃至各種不同人群之間，在行為、觀念和生活交往方式上都益現懸隔、碰撞，社會亂象叢生、矛盾層出不窮，人們在思想、觀念上的差距，也近乎天壤之別，越來越多的讀書人「日日夜夜在新、舊、中、西中打滾」，在迷思和困惑中前行。
為何許多人不愛國？在不同的語境中，「民族主義」有什麼高低優劣之分？「民族國家」和「國民國家」又有何差別？中國近代的發展究竟應該以誰為師，而老師為何總是欺負學生？為什麼說抗日戰爭是民族復興的樞紐？「中學」和「西學」到底誰「化」誰？這個世界有沒有一個幸福終點站？
中國的出路有且只有一條，那就是中國的現代化。世界潮流，浩浩蕩蕩，從躋身現代國家之林的角度看，「鬼子來了」未必不是一件好事。
作者簡介
楊奎松，歷任中共中央黨校《黨史研究》編輯部編輯、中國人民大學中共黨史系講師、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華東師範大學特聘教授。
主要研究領域為中國現代史，著有《「中間地帶」的革命》、《國民黨的「聯共」與「反共」》、《忍不住的「關懷」》、《西安事變新探》、《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等專著十餘種，並在China Quarterly、Diplomatic History、Cold War History，中國大陸、中國台灣及日本等地學術雜誌上，發表研究論文二百餘篇。
書評
«鬼子來了»得名於姜文同名電影，從電影中表現出來的民眾對於日寇入侵所表現出來的麻木乃至順從展開討論，揭示中國近代如何從一個古代國家演進到現代國家，從民族國家演進到國民國家的曲折之路。
古代社會條件下民族的存在，充其量只是自在意義上的民族。只有在現代國際關係條件下，一個自在的民族才可能在與他者的相互碰撞及交往中逐漸地形成一個自為的民族，確立自己的民族地位、國家屬性及其國際社會政治的平等參與意識。作為一個兩千年來一直在傳統社會軌道上緩慢爬行的農業國，中國自17、18世紀以來向人類現代工業社會迅速轉進的每一步，都是有條件的。這一條件就是外部環境，亦即世界大勢的迅猛發展與衝擊。惟受此影響，中國社會沿海和內地、城市和鄉村、精英與民眾，乃至各種不同人群之間，在行為、觀念及生活、交往方式上益現懸隔、碰撞，發展程度參差不齊，以致社會亂象叢生、矛盾衝突層出不窮，幾乎不可避免。由縱的時間軸，我們理當可以看出，人類歷史，包括中國歷史，在民族國家意識及其制度發展上，存在着一種漸進性；愈到近代，由於生產力大發展，人們與民族國家的關係愈顯密切，民族國家對個人的影響作用也愈強。由橫的社會軸，我們亦不難發現，社會不同階層與民族國家利害之間的關係呈現出一種輻射狀，愈靠上層愈易感覺到此種關係之重要，愈靠下層卻愈不易感受到此間關係，因而愈易麻木並隔膜。影響這兩種關係由弱而強的一個最主要因素，是生產力，特別是科技發展和交通發達的程度。西方國家之所以首先進入現代文明，一個基本原因即在於從海上到陸路的交通能力的改善，徹底改變了農耕條件下人群與人群之間「老死不相往來」的狀況，使得世界迅速變小，最終促成了社會生活城市化和人民歸屬國家化。簡而言之，生產力亦即科技發展普及領先的地方，個人與國家關係必強，反之必弱。那些身處近代交通訊息傳播網絡範圍內的知識人，感受各方面衝擊最切，其對民族國家問題往往也最敏感。
世人對於古代國家和現代國家是有完全不同的評價尺度或價值標準的。因為，和古代國家不同，今人觀念中的現代國家是建立在國民認同基礎上的政治文化共同體。梁啓超指出，20世紀所謂的「民族」，與傳統中華之民族也不可同日而語。當今所謂「民族主義」，實為「國民主義」。「國者何？積民而成也。國政者何？民自治其事也。愛國者何？民自愛其身也。」凡壓迫鉗制民權者無異於「自棄其國」。故現代之國，民權興，則國權立；人民自由，國家才能真自由。
中國由於生產力的落後，教育水平的低下，導致絕大多數民眾與國家並無直接聯繫，也沒有足夠的歸屬感，雖然近代以來，一些先行者受到西方思想的影響，已有將中國建設成為現代國家的想法並予以嘗試，但不同思想、不同路線和中國實際問題的碰撞，使得中國始終在不同道路上摸索。直到抗日戰爭爆發，激發了中國民眾的民族意識，使得中國團結起來，有了立國的資格。1938年3月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提出的「抗戰建國」的概念，可以說是在中國有組織地應對現代侵略戰爭過程中，一步步開始邁入了現代國家的行列。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