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遼史》探源檢視原始碼討論檢視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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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本書希望重新對元修《遼史》的史源問題加以全面檢討，其中的學術旨趣主要有三：其一，系統深入地考證《遼史》各部分的文本來源、生成過程、存在問題及史料價值，力圖呈現《遼史》本身的生命歷程，尤其注重對元朝史官編纂建構的敘述框架加以離析，開闢出全新的問題空間；其二，將《遼史》放置在整個中國古代正史文本生成、流變的大背景下，凸顯其所具有的普遍性與特殊性意義，推動正史史源研究走向精耕細作；其三，透過《遼史》這一典型個案，對傳統的史源學研究作方法論層面的反思，探索歷史學視野下文本批判的可能路徑。始於《遼史》，而不止於《遼史》，是書中一以貫之的追求。
作者簡介
苗潤博，1989年生。北京大學歷史學系助理研究員，中華書局點校本《遼史》修訂組成員。主要研究宋遼金史、歷史文獻學。在《文史》《中華文史論叢》《民族研究》《中國史研究》等刊發表學術論文三十餘篇。
原文摘錄
由此看來，對於不少斷代的研究者而言，正史仍然亟需一個祛魅的過程。所謂祛魅，是指正史文本的正當性並非不證自明，而應成爲嚴格甄別與仔細研判的對象，在被用作歷史敘述的材料以前，正史本身的生命歷程需要首先被揭示出來。如果將正史看作有機的生命體，其背景、來源、纂修、結構、抄刻、流傳、被接受等每一個環節都須作爲獨立分析的對象，最終勾連出正史本身的歷史。這生命歷程可以大致劃爲生成史與接受史兩部分，圍繞《遼史》史源的探索，正可集中呈現出正史文本生成階段各環節可能面臨的困難與存在的問題。 顧亭林有雲「紀傳一人之始末，表志一代之始末」，誠爲的論。《遼史》的志表部分構成了既往遼史研究的主體認知基礎，但這些文本實多出元朝史官之手。從本書的考證結果看，《遼史》八表全元末所新撰，而十志之中亦皆不同程度地存在史官的增纂、創作因素。這些文本的總體框架，往往無法反映遼金舊史的面貌，而只能看作元末史官對於遼朝歷史的理解，或可稱之爲「元人的遼觀」。然，史官在倉促之對於材料加以抄撮、剪裁與拼，主上並不一定以明確的「觀」爲指引，但二手文本的生成過程，本身就史敘述框架的確立過程，而文本的流傳過程也是史的傳遞過程；依託於文本本身的無意識的史觀，往往不易察覺，卻更能在潛移默化中影響後來人。對於今天的治史者而言，元修《遜史》的敘述框架可能存在以下普遍性問題。 其一，概念性、方向性的誤導。以《營衛志》爲例，其中所涉遼朝最重要的政治軍事制度，如遼朝斡魯朵在皇帝死後扈從后妃宮帳，捺鉢須分四時、有固定的時間地點內容，斡魯朵與捺鉢並列之關係，有關遼朝部族的定義和分類等等，無不出自元人之手，而與遼朝當時的實際情形相去甚遠。類似的情況亦見於《百官志》《食 貨志》《屬國表》《部族表》等諸多篇什。 其二，將一時一地之記載拔高有途一代之通制。如《兵衛志》兵制門引宋《四朝國史》所記宋遼戰時制度，特別是其中有關遼 朝全民皆兵的記載；御帳親軍、大首領部族軍兩門引宋琪《平燕 十策》所記太宗伐晉時之制度；五京鄉丁門將遼天慶年間之戶口折算成遼朝常備兵丁之數。又如《禮志》將《遼朝維禮》針對一時一地具體禮典的記録泛化爲遼時之常制等等。 其三，將原本複雜多元的圖景歸併爲一元性的歴史敘述。代中原文獻與遼朝自身文獻之記載存在系統性的差異與矛盾，反映出不同的歴史記憶與敘述立場，往往難以強行調和、生硬榫接，然而元朝史官最慣用的手段正是將南北不同的敘述脈絡雜糅起來。最典型者當屬《營衛志・部族上》對於契丹建國以前歷史的拼合...
書評
北京大學歷史學系暨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苗潤博的新著《〈遼史〉探源》，全面檢討了元修《遼史》的史源問題，系統考證了《遼史》各部分的文本來源、生成過程、存在問題及史料價值，並將《遼史》放置在整個中國古代正史文本生成、流變的大背景下加以考察。同時嘗試通過對《遼史》這一典型個案的研究，對傳統的史源學研究作方法論層面的反思，探索歷史學視野下文本批判的可能路徑。 6月2日，北京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院將與中華書局聯合組織有關該書的討論。此前，苗潤博就該書的寫作緣起、問題意識、研究方法等接受了專訪。
遼史在中國古代史各斷代領域，相對沒有那麼熱門，您是如何決定進入這一研究領域的？在您看來，契丹人建立的遼朝在中國古代史上處於怎樣的地位？ 苗潤博：我剛上大學時關注的就是北方民族史，因為自己出生在農牧交錯地帶，多沾染「胡俗」，比如小時候玩耍的地方就是遼金著名捺缽地鴛鴦泊。在南開讀大一時，上王曉欣老師的「中國古代後期史」課，王老師學元史出身，對整個北方民族史都有涉獵，這門課對我影響很大。也許是巧合，當時提交的作業就跟遼史有關，大概是對比了《遼史》和中原文獻兩個系統所記阿保機長子耶律倍事跡的異同。這個問題現在看來當然很稚嫩，不過至少在當時樹立了一種比較明確的感覺：歷史學不應該是談「玄」的學問，而首先應該是考證的學問。 2008年末劉浦江老師《松漠之間》出版，第二年秋天我讀到這本書，感覺與一般做北方民族史的學者的研究路數很不一樣。當時我正好在翻《四庫全書總目》，很認同、欽佩劉老師由文獻入史學的研究路徑，於是打定主意要跟從劉老師研究遼金史。2010年9月我從天津跑到北大旁聽劉老師的課，課下和他聊起《松漠之間》里用到的一條史料，在史源上可能有問題。返津後收到劉老師郵件，問我願不願意來參加他開設的關於《遼史》修訂的讀書課。機會難得，我就這樣懵懂地進來了，開始接受比較正規的遼史訓練。
苗潤博與劉浦江，攝於北京大學中古史中心圖書館前，2011年4月。
最後一次《遼史》讀書課，攝於北京大學中古史中心計算機室，2013年6月。
《遼史》，[元]脫脫等修，中華書局，2016年4月出版，1755頁，280.00元
至於遼朝的歷史定位，應該說，我當時進入這個領域，很大程度上是被劉老師的學術魅力吸引，並沒有考慮遼史如何重要。現在看來，遼朝確實很重要，可以從兩個角度來說：第一是中原王朝的視角，這裡涉及學術分野的問題。中國古代史掐頭去尾的話，中間的歷史大概可以用兩個七百年來概括，其實就是所謂的兩個「南北朝」。第一個當然是魏晉南北朝時期，這一時期的歷史入口是東漢，做魏晉南北朝史的學者討論問題一般都會追溯到東漢。從東漢一直到唐代前期，即從公元一世紀初到八世紀初這段時間，其實構成了一個大的歷史單元，南北對立、衝突與融合、交匯是這一歷史時期的主動脈。一個很突出的現象是，做第一個「南北朝」史研究的學者往往將這七百年當作一個整體來思考，而且兼顧南北，因此就會做出一種通達的氣象。而第二個七百年提的人比較少，這裡指的是從安史之亂開始，一直到明朝宣德、正統年間，大概從750年到1450年的這段時間。就像東漢之於魏晉南北朝一樣，安史之亂拉開了晚唐五代遼宋金元歷史的序幕，南北的衝突、對立、碰撞、融合再一次逐漸成為最大的問題。這一問題並不以元朝的統一作為收束，政治傳統、思想觀念、行政建制以及社會各個層面的真正融匯要到明朝中前期。而第二個「南北朝」的實際起點，就是遼和五代、宋的對峙，後來的南北問題都是沿着這一脈絡發展的結果。因此，我想說的是，研究遼史不應該把它做成東北地方史，也不能簡單地處理為周邊民族史，而是要把遼朝放在一種大格局之下來理解。剛才說到，研究第一個七百年歷史的學者往往南北通治，前後勾連，那麼我們做遼金史，包括宋史，也應該關照南北，把前後七百年的歷史作為一個完整的歷史單元來處理，「瞻前顧後」「左顧右盼」，這樣可能會對遼朝的歷史作出更準確的定位。
第二個是北方民族發展史的視角，這一點學界談的比較多了。遼朝是第一個在堅守草原本位的同時經營漢地的政權。當時的蕃漢分治，是針對不同的治理對象（契丹、漢、奚、渤海等）而採用不同的制度。華夏政權從漢朝到唐朝發展出一套典型的中原治理模式，即以郡縣制為核心，對周邊區域施行比較鬆散的羈縻統治；而遼朝則開啟了一種因俗而治的模式，這種模式被後來的金、元、滿清所繼承，成為從「小中國」到「大中國」轉變的起點。
從以上兩個層面，我們大概能看出遼朝在歷史上具有樞紐性的地位。
《遼史》是元末修的遼朝史，它在契丹王朝歷史研究中的地位如何？
苗潤博：遼史研究可用的材料，確實少的可憐。跟同時代的北宋相比，遼代文獻留存數量可能連百分之一都不到。從傳世文獻看，遼朝幾乎沒有留下史部的文獻，留下來的都是佛經。一些所謂遼朝人的史著，現在看來也都是後人所作的偽書。除此之外就是出土文獻，比如北京的房山石經、遼朝統治轄境內出土的石刻。從絕對數量上來看，遼朝石刻與魏晉隋唐以及宋元，完全沒法比。目前所公布的墓誌，加起來可能只有不到三百方，其中還包括幾十件解讀率極低的契丹大字、小字墓誌，這些材料都非常好，但是很難利用。這種情況下，惟一具有契丹王朝官方文獻背景的《遼史》就成為研究遼史最基礎、最核心、最重要的文獻。
基於這樣一種史料狀況，遼史研究對於《遼史》的依賴程度大約達到九成以上，遠遠超過了其他斷代對於相應時段官修正史的依賴。我們不得不面對一個尷尬的局面：《遼史》的記載基本上規定了遼史研究的主體框架。至於如何突破，每一代人都在想辦法，我的辦法就是「探源」。
您是在什麼契機下開始做《遼史》探源工作的？怎麼評價前人對元修《遼史》的認識程度？
苗潤博：開始的契機當然就是跟隨劉浦江老師做《遼史》點校本的修訂工作。劉老師學術起家是鄧廣銘先生讓他逐條考索《大金國志》的史源，通過文獻考證逐漸進入金史，後來又把研究慢慢推廣到遼史領域。劉老師帶着我們重新點校《遼史》的時候，特別強調史源式校勘，注意版本校之外的他校，而他校的前提是對同源文本的利用。這裡面涉及很具體的問題。從陳垣的四校法開始，校勘學都在提「他校」，但是真正最有用的他校是什麼？是同源文本的校勘，而不是隨便用不同系統的文獻來校勘。比如一直到現在的二十四史修訂本中，一種常見的做法是用石刻里的字來改正史，其實石刻和傳世文獻完全是兩個系統，這樣的他校原則上只能出校而不能輕易改字。史源學和校勘學是密切相關的。所以在劉老師的帶領下，我們接受的訓練既是校勘學的，也是史源學的。當然，那時所理解的史源學還很簡單，就是「這條材料從哪兒來的」。 最初，並沒有打算做整體性的《遼史》探源工作。項目組大概花了七八年的時間點校了一百十六卷《遼史》，我參與了五年。完整點校下來之後，自然會對《遼史》整部書的來源產生不一樣的感覺。做的時候是一條一條地做，但做完之後就會有一種整體的感覺，一種質的變化，進而思考元朝史官在當時究竟利用了哪些材料來寫作這部《遼史》。這個時候所關心的就不僅限於具體某條材料從哪裡來，而是關注《遼史》整部文獻是如何生成的。從史料學到文本學的轉變，是一個潛移默化的過程。 2013年夏天我們完成了《遼史》修訂本的初稿，之後幾年，我又有一些自己的心得，但沒有系統整理。一直到2018年春天寫完博士論文，發初稿給別人看的時候，有學友指出其中對《遼史》文獻來源的判斷顯得有點突兀。他們會問，你的判斷是從哪裡來的？其實就是我們一條一條地點校出來的。這種點校過程中收穫的「師傅帶徒弟」式的技能，怎麼樣才能傳遞給別人？「小圈子」內的共識應該引發更多人的共鳴，哪怕是針鋒相對的討論。所以，我萌生了寫這麼一本書的念頭，畢業後便開始了《〈遼史〉探源》的撰作。 其實早在上世紀三十年代初馮家昇先生就寫了一本《遼史源流考》。當時陳垣的「史源學」概念還沒有提出來，《遼史源流考》整本書里沒有提到「史源」這個詞，但它卻是第一部用我們後來所說的「史源學」方法研究正史源流的著作。這本書里關於《遼史》文本來源、編撰過程等問題的論斷，基本上構成了此後八九十年間遼史學界的主流認識。馮家昇的方法其實主要還是史料比對，比如《契丹國志》現在還保存着，他通過對比發現《遼史》肯定用過《契丹國志》這本書。但是《遼史》中大量的內容，沒有現成的、大塊的文獻可資比對，這些問題就沒有能夠解決。這也導致我們對《遼史》的認識存在誤區：雖然馮家昇離析了一部分《遼史》，但由於離析的部分比較少，所以人們還是習慣於把《遼史》的記載等同於「遼時」的記載。這就是我剛才提到的，《遼史》基本上框定了遼史研究的框架。那麼，研究者的學術推進體現在哪裡？主要就是「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金石材料、宋代文獻、元代文獻、高麗文獻等等，用這些材料去補充、修正《遼史》，《遼史》很自然就構成了研究的基盤。我們似乎一直是在做加法，但對累加的基盤本身卻是分析不足的。
馮家昇著《遼史源流考》，1933年初印本。
元人在修《遼史》的時候，對舊史材料進行了新的加工和創作，您如何看待元人的這項工作？ 苗潤博：這裡涉及兩個層次的問題，首先是元朝人能看到的遼朝史料的情況，其次是元朝史官在此基礎上做了哪些加工，沒有前一個的問題就說不清楚後一個問題。 以往學界沒太注意的一個問題是，遼朝當時的漢文史書本身就具有一定的特殊性。我們看《遼史》，會感覺它和二十四史中的其他書很不一樣，非常簡陋，本紀一年可能就幾句話，而且極少有長篇的奏疏詔令，不要說跟《宋史》，即便是和魏晉南北朝的正史以及後來的金元二史比也相去甚遠。這是為什麼？一直以來沒有一個很好的解釋。直到近年俄羅斯學者公布了東方寫本研究所藏的一件契丹大字草書寫本，這件寫本有一萬五千字，現在只公布了三頁，但其中有三處都出現了同樣的標題，大致可譯成「大中央遼契丹國諸可汗之記」，而序文的落款年代又正好和遼興宗時一次重要的修史相對應，也就是說這個抄本很可能包含遼朝的官修史書。 這讓人想起了點校過程中遇到的一些奇怪現象。比如《遼史》里記載的宋朝、高麗、西夏的使節或者交戰將領，有時候音都是對的，但是字一個都不對。比如潘美，在《遼史》里就有被記作「范密」的，按照現在的讀音當然很奇怪，但在中古音中「潘美」和「范密」是可以勘同的。這說明現在看到的《遼史》中的部分漢文記載很可能是聽音記事的，這是怎麼來的？我們知道，使節出使都要遞名帖，名帖上寫有名字，因此直接傳抄的漢文記載不可能是記音的。由此推斷，現在《遼史》的某些記載很有可能是從契丹文材料翻譯過來的。 這一現象和新公布的俄羅斯契丹大字抄本合在一起，使我想到一個問題，遼朝很有可能採用了契丹字、漢文雙軌的記史制度，這種制度一直延續到金代，在文獻中留下了明確的證據。換句話說，遼朝當時的記史制度決定了現在看到的《遼史》和其他正史的面貌是不一樣的。我們能夠明顯地看到契丹、漢文雙軌之間是有主軸的，主軸是契丹文，相當一部分的漢語材料是從契丹文材料翻譯過來的。而從更長時段的歷史來看，這很可能是北族王朝第一次同時採用本族文字和漢字雙軌來記錄歷史。遼朝的雙軌記史制度具有明顯的過渡性和不成熟性，與後來蒙古、滿清更為完備的雙軌制度有相當的差距：彼此之間是獨立的兩個系統，各記各的。遼朝漢人史官對於中樞政治本身就可能相當生疏、隔膜，加上從契丹文到漢文，再一層一層地留下來，從根本上決定了信息量的衰減，如此形成的漢文記載能在多大程度上保留了當時的史事，我們現在是要打問號的。這是第一個層面，即遼朝當時的記載，就有特殊性。
遼上京遺址出土契丹大字「天朝萬順」錢
接下來說元人修史的問題。唐以後的慣例是易代修史，改朝換代後馬上修前代正史，也是宣示正統的一種手段。但元末修《遼史》的時候距離遼朝滅亡已經兩百多年了。遼朝本身漢文記史的材料就很少，輾轉兩百多年，幸運流傳到元末的材料少之又少，這個時候史官所面臨的窘境可以說是空前絕後的。當時所能用到的主幹材料就兩本書，一是遼朝末年成書的《皇朝實錄》，二是金朝中期修的《遼史》。根據我的研究，元人見到的這兩種書不僅簡陋，而且都有殘缺，根本不足以支撐修成一部作為國家最高政治文化工程的正史，因此元朝史官要做很多的添加工作，動各種各樣的手腳，一個核心的目的就是充湊篇幅，小書結語中提到了五種具體方法，就不一一列舉了。 籠統而言，《遼史》的紀傳部分，元朝史官增飾的內容相對較少，源出於遼金兩朝舊史的成分比較多，而志和表，元朝史官增加了特別多。顧炎武曾說「紀傳一人之始末，表志一代之始末」，志和表是我們理解某個朝代最重要的、框架性的文獻，而元朝史官增飾最多的恰恰就是這一部分。在遼金舊史里這些框架本來是沒有的或者殘缺的，那么元朝史官構築框架的工作性質、影響就跟小修小補地抄材料完全不一樣了。我說《遼史》的記載被等同於遼時的記載，從而構成了《遼史》研究的框架，指的就是元朝人做了大量的加法。其他正史因為面對着很多記載，史官主要的工作是做減法，而元末史官則大量使用宋代文獻，包括宋朝國史以及當時尚能看到的一些南朝私家記錄，去搭建遼金舊史中並不存在的敘述框架，這種框架性的東西恰恰成為我們探討遼代歷史的束縛。 您探源《遼史》的工作，可以說打破了元人框定的理解框架，在此之後，您認為未來的遼史研究還可能有哪些新的角度、新的空間？ 苗潤博：史源學視野下的文本批判，落腳點不應該在於「破」，而應該在於「立」。打破舊的認識框架後，我們能呈現出哪些新東西，這個更重要。只破不立的工作當然有意義，但不盡如人意。史源學批判最後的理想狀態是，能夠呈現出全新的問題空間。小書的結語中提到「走出元人的遼史觀」，走出之後，我們應該走向哪裡？現在常說要接近歷史現場，打破元人的框架之後，就要儘量去看一看遼朝當時人的敘述究竟是怎麼樣的。我們在拆解元人的敘述框架時，會發現並不是拆着拆着什麼都沒有了。元人是在做加法，但是多少還是有一點基礎的，我們把增加、附益的東西刪減掉，剩下的東西往往就是遼朝當時人的敘述，儘管很少，但非常可貴。這部分可貴的敘述原本是被包裹起來的，像蠶繭一樣，所以要做剝離的工作。相當一部分文本被剝離之後，我們會發現，遼朝當時的人對歷史的認知和元朝史官所構築的框架大相徑庭，所呈現出來的歷史面向是前所未知的，這就達到了「立」的目的。 舉一個典型的例子。我的博士論文研究契丹早期史的問題，從元朝史官修成《遼史》到現在六七百年的時間裡，我們討論契丹建國以前的歷史都是從北魏講起，一直講到耶律阿保機建國，呈現的是一條看似完滿的線性脈絡。我對《遼史·營衛志》做了史源學批判後，發現這一套記載是元朝史官拼接而成的，他們利用的資源有一少部分是遼朝的零星記載，但大部分是中原正史《契丹傳》。我把元朝史官的框架拆解之後，發現還有一個實體存在，這就是遼朝當時人對於建國以前歷史的認知。這種敘述跟中原文獻以及元朝史官勾勒出來的框架完全不一樣，它反映的其實是耶律阿保機家族自身的歷史記憶，而這種記憶呈現出來的面向和契丹五百多年的發展史截然不同。就此牽出一個或許有些聳動的論點：阿保機家族很可能是在遼朝建立以前一百多年時才加入到契丹集團的後來者。在這種情況下，既有的關於契丹史、遼史的很多認識都需要重新檢討。後來成為遼朝統治家族的皇族和後族，全都是外來者，以往只知道後族蕭氏出自回鶻，現在發現阿保機家族很可能是從大興安嶺南麓來的。兩個後來者成了契丹王朝的統治力量，這是一個翻天覆地的變化，但在以往的歷史敘述中卻完全湮沒無聞。如果不做史源學的批判我們不可能發現這樣的問題。
遼代祖陵陵園示意圖（上為東），引自《內蒙古東南部航空攝影考古報告》。
遼慶陵慶州城，引自《內蒙古東南部航空攝影考古報告》。
內蒙古巴林左旗遼祖陵遼祖陵石房子
剛剛舉的這個例子是碩士時點校《遼史·營衛志·部族》的過程中發現的問題，在完成《〈遼史〉探源》之後，我發現類似的問題非常多，甚至可以說，既有的遼史敘述一半以上都需要「再出發」。當然，這裡又分兩種情況：一種是推倒了以後能夠重來，剝離之後會發現有一些實體的東西露出來，有材料的依託，而且是重大問題，我們可以在此基礎上繼續討論。還有一種情況就是，由於留下的材料很分散、很稀少，剝離之後要想重建的難度比較高，但我覺得也並非完全沒有可能。 您談到了很多遼史的特殊之處，元人同時修了《宋史》《遼史》《金史》，並且在一兩年內就完成了，這三部史書有什麼共性？《遼史》的史源特點、纂修過程，是不是中國古代正史修撰中普遍存在的現象？ 苗潤博：有元一代，很長一段時間裡都在爭論要不要修、如何修遼金宋史，但是真正修成可以說是畢其功於一役，在很短的時間內就完成了三部正史。這會帶來不同的問題。比如《遼史》，短時間內要做好加法很難，東拼西湊出來的框架不忍卒讀。而對於《宋史》，情況就不一樣，宋代的記史制度非常完善，從日曆、時政記到實錄、國史，更不用說宋人的私家記述，材料太多，所以元修《宋史》面臨的問題是要在短時間內大量做減法，最終採取的主要手段是花式抄國史。相對而言，《金史》在元修三部正史中能夠使用的材料體量適中，加法、減法都不會做得太多，所以《金史》在後世有所謂「良史」之稱，其實細究起來也是盛名之下。元修三史的參與者是同一撥人，他們在同樣短的時間內做這些事情，呈現出不同的問題。 當時修撰三史有一個總綱領，即「三國各史書法，准《史記》《西漢書》《新唐書》」。《史記》《漢書》很渺遠，遠祖馬班更多的是正統性的宣示，真正對三史框架具有規定性的史書是歐陽修、宋祁修撰的《新唐書》。我們從表、志的設置，尤其是各個志的名目來看，三史有過統籌安排，顯然受到《新唐書》的影響。此外，既有關於元修三史的研究中，往往會忽略一個問題，元人面對的文獻條件是一樣的，翰林院當時所藏的官方典籍構成了元修三史的共同來源。以往討論《宋史》《遼史》和《金史》，基本只關注各自使用的材料有哪些，其實這些材料互有穿插，特別是《遼史》《金史》在原材料很少的情況下，往往互相採摭，還會襲用宋朝國史的記載。 至於《遼史》在整個二十四史的範圍內能否反映共性的問題，我覺得特殊性、極端性要大於共性。但正是它的極端性會使我們思考一些以往習焉不察的問題。清末以前，正史被賦予了與正經類似的經典性，章學誠說「以史翼經」，對於過去的讀書人來說是一種先驗性的認識，他們的思維世界是由正史和正經構成的。經書構成基本脈絡，史書填充具體事例。在這種思維圖式下，正史被看作歷史本身，類似的邏輯其實一直延續到今天。儘管我們常說「不可迷信正史」，但在研究實踐中，尤其對於材料比較少的斷代領域，這幾乎是一種思維慣性。因此，《遼史》探源工作中揭示出的《遼史》文本的特殊性，恰恰提醒我們應該反思正史的經典性。正史被奉為檢驗其他材料的標尺，它本身卻是免檢的，這種帶有明顯經學色彩的史學思維與正史的經典性互為表里、相輔相成。怎樣徹底祛除這層魅影，還需要實實在在的探索。
《遼史》這一極端但又經典的案例，集中呈現出正史生成各個環節可能存在的問題。比如正史修撰和國家制度之間的關係，在中原史書框架下「即時記錄—檔案—史館—正史」，這條理所應當的脈絡在很多情況下其實並不齊備，到底哪些制度影響了正史的生成？哪些制度保證了正史的穩定結構？後人修的正史與前代國史是不是理所當然的繼承關係？又有多少是後來做的加法或減法？史官修史時面臨的現實困難與因應措施是什麼？以往我們看待正史文本，每每認定是無須拆分的，可以直接拿來用，而事實上正史的記載存在很多「縫隙」，可以將其區分為不同的模塊或單元，每一個文本單元都可能代表不同來源的歷史敘述。這樣一來，原本鐵板一塊、相對僵化的歷史敘述就變得靈動、豐富。同時，正史的敘述與當時人認知之間的距離，時人認知與歷史本相的距離，都值得一層一層追問。 您新書的標題是「《遼史》探源」，體現了史源學的學術脈絡。書中使用的探源方法與以往的史源學研究是完全一致的嗎？ 苗潤博：通常認為，中文語境下的「史源學」最初是由陳垣先生提出來的，但現在我們好像不太關注他當時提出這一概念到底在說什麼。其實史源學在當時是一種訓練學生的手段，陳垣先生讓學生拿着顧炎武《日知錄》、趙翼《廿二史札記》這類書逐條挑錯，他有一句治史名言叫做「毋信人之言，人實誑汝」。清人引了某條材料論證某種史學問題，讓學生去查證原書，最後發現清人引材料很不老實，往往會曲解文義。我們知道，清季民初對乾嘉樸學的成果作過系統的清理，陳垣先生也以乾嘉後學自居，自然要反思前人的工作。在那個年代，史源學主要的功能就是驗證對錯、不被人誑，並沒有變成一種自覺的研究方法。後來人把它發揚光大、提煉總結，史源學也就具有了某種方法論的色彩，即做研究要用原始材料，二手材料不能隨便用，要找到其來源。到目前為止，史源學研究的主體路徑還是一條一條地追索材料來源。從一條條地挑錯到一條條地溯源，其中的思維邏輯是一以貫之的，那就是史料學的取向，把史書看作一條一條供史家採摭的材料，這種「為我所用」的取向或許先天就隱含着某種工具性或者說功利性。 從實際效果看，史料學框架下的史源學研究可能存在三方面問題：其一，在可以找到文字類似的參證材料時，往往籠統依照不同文獻的時間先後，論定其間存在直接線性的傳抄關係，而忽視了同源異流或者存在「中間文本」的可能，原本更為複雜的文獻脈絡與歷史情境由此遭到遮蔽。其二，對於缺乏現成、大段參照文本的情況，孤立的溯源往往會服務於研究者的論證目的，一條材料對論證有利，就使勁往早期的、可信的來源上靠，很少考慮編纂這個文獻時能否用到、是否真正用過這種原始資料；一條材料不利於論證，就儘量把它的來源引向相反的方向。這種碎片式的史料溯源具有相當的隨意性，因為主動權掌握在研究者手裡。以上兩點的共性在於，缺少了對文獻源流的通體關照，不清楚史書作者當時究竟用過哪些書，全書之中相同類型、性質的記載究竟從何而來，研究的結果就可能會失去規定性和可驗證性。其三，將文獻拆解成一條條史料，作出非此即彼的真偽、正誤判斷，對於文本本身的結構、層次和縫隙缺乏省思，可能會導致只見樹木不見森林，對整體的邏輯脈絡不夠敏感，不經意間為其中隱含的敘述框架所左右。這一點對歷史學研究的影響尤為深廣。 以上三方面的缺憾，都有必要從方法論和研究實踐上不斷加以總結和反思。從單一的、碎片式的史料學取向到整體的、貫通式的文本關照是一個大的方向，我目前所做的工作還很初步。陳垣先生上世紀三四十年代在北大開過「史源學實習」課程，八九十年後的今天，我很期待能有機會重開這樣一門課。絕不敢妄稱「新史源學」，但確實希望能成為史源學的另一個維度，通過手把手的教學把這種方法傳遞下去，同時在更多的研究、教學實踐中深化對史源學方法的體認。
批判、反思正史記載是當前學術界很流行的做法，比如中古史學界流行的「史料批判」「歷史書寫」，在您看來，對《遼史》進行探源這一方法與以上研究有何不同？ 苗潤博：我的研究領域並不是嚴格意義上的中古史，關於這個問題，以往思考得也很不夠，只能姑妄言之。先說相同點，不管是史料批判、歷史書寫還是我所說的史源學，其實都關注「文本生成」的問題，把史書記載當做一個動態變化的過程，考察文本怎樣形成、衍變，最終呈現為我們現在所看到的面貌。至於差異的話，或許可以從三方面談。 一個是基本的着眼點。中古史學界流行的史料批判和歷史書寫，更多地關注歷史背景、創作意圖，日本史料批判的代表人物安部聰一郎曾將史料批判總結為關注史書的「構造、性格、執筆意圖」。他們主要是從外部背景，包括社會風氣、思想觀念等去解釋文本現象，當然也會分析文本，圍繞書寫模式，以及這些模式化的書寫的形成提出問題，但主要是與社會背景建立關聯。我接受的學術訓練以及做的研究，更多地是希望走進文本內部，因此這裡所說的史源學首先關注的是文本本身的生命歷程。縱的一面是文獻源流，比如元修《遼史》時所見的所有關於遼朝的文獻記載是怎麼流傳到元朝的，這些文獻是文本生成問題的核心，應該首先抓住，也是最能抓住的，特別是長時段的文獻源流，是我們尤其需要關注的。橫的一面是文本的層次和結構，即最終形成的文本能否分成不同的單元，每一個單元能否牽出一條脈絡來。哪些書留下來了（來源文獻的流傳過程），留下來的書後代修史時有沒有用、怎麼用（最終文獻的編纂過程），橫縱兩條線其實是交匯在一起的。 第二可能是操作過程。相比於針對單一文本或者某些文本的細節、程式，把它們單獨拎出來，進行社會風氣、思想觀念的考察，我的工作更希望從文獻整體上進行觀察。元朝史官修《遼史》整部書所用到的材料，其實影響到我們對每一篇具體文獻的分析。單獨地討論一棵樹和討論一片森林中的一棵樹，結果可能是不一樣的。對《遼史》整部書有了某種感覺之後，再去討論某個具體的文本，我覺得才容易討論清楚。否則，我們看到的就只是一條一條或者一篇一篇，得到的認識相對來說就不那麼通透。 第三是預期的結果。不管是什麼樣的批判方法，最後都要落到如何「立」的問題，也就是前面說的提出、解決新問題。通過當時的社會風氣、思想觀念、制度背景、政治鬥爭、權力話語等因素可以解釋文本現象，但如果這些因素不是分析文本得來的新知，就可能導致研究的結果只是驗證既有的歷史認識，呈現出一種微妙的循環。「探源」的工作首先希望呈現出文本本身的生命歷程，深挖每一個環節，從而發現文本脈絡、結構等方面的複雜性，這裡反映的其實就是歷史敘述本身的複雜性。把文獻中的不同「地層」爬梳清楚、剝離開來，剔除後世增纂的部分，發現前所未知的歷史事實，這是真正吸引人的地方。如果不對《遼史·營衛志》的文本做史源學批判，我們就很難看到阿保機家族很晚才加入契丹集團這麼一個重要的歷史面向。 是不是可以這樣理解：您的落腳點是追求信息增量，最終要獲得對於歷史的新認識，而不止是拆解敘述過程？ 苗潤博：對。雖然做的是減法，但由此發現的、原本被包裹着的東西，則是新增的歷史認識。總結一下的話，文獻學的底色和提出歷史學的新問題，或許是這本小書最重要的兩端。因此我才在結語的最後說，史源學視野下的文本批判應該分為兩個層次，首先是文獻本身的層次，其次才是歷史學分析的層次，不好顛亂，也不好僭越。 在這本書之後，您的研究方向和工作計劃是什麼？ 苗潤博：就遼史領域而言，現在第一個層次的文本批判已經做了不少，後面可能會主要着眼於史實重建。探源的過程，讓我發現了很多重要的、基本的問題可以繼續深挖。我的博士論文是在對《營衛志》研究的基礎上，重新書寫契丹早期歷史，預計修改後出版。此外，我還希望接下來能夠有機會用從文獻到文本、從史源到史實的路徑，將自己的研究領域慢慢推展到宋金元史。作為拓展的基礎和準備，目前手邊正在做一些相關重要文獻的整理工作。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