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離別的記憶》(Memory of Departure)檢視原始碼討論檢視歷史
《離別的記憶》(Memory of Departure)發表於1987年。
2021年，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阿卜杜勒-拉扎克·古納創作的首部作品。[1]
整部小說以第一人稱圍繞著「離別」和「記憶」循環而述，文字細膩而質樸，充滿惆悵與無奈，卻不失信念、探索和追求。
內容簡介
小說以主人公哈桑·奧馬爾(Hassan Omar)的視角為讀者展現了東非沿海地區的奇異風貌，生動地講述了一個15歲男孩在20世紀60年代非洲轟轟烈烈的解殖運動中的曲折經歷和艱難成長的故事。[2]
出生在非洲大陸，因為貧窮和墮落，主人公奧馬爾的家庭遭受重創。這位才華橫溢的年輕主人公試圖擺脫生存困境，希望得到內羅畢一位富有的叔叔的庇護。並得到母親應得的家庭遺產份額。但相反，他被羞辱了，回到了破碎的家庭，酗酒暴力的父親和被迫賣淫的妹妹。
顯然，這是一個有關過去的秘密與未來的希望碰撞的故事，也是一個有關恐懼、挫折、美麗與殘忍的故事。
整部小說以第一人稱圍繞著「離別」和「記憶」循環而述，文字細膩而質樸，充滿惆悵與無奈，卻不失信念、探索和追求。
小說以過往經歷的回憶展開
《離別的記憶》以主人公哈桑對過往經歷的回憶展開。
故事發生在20世紀60年代，哈桑和家人住在肯格（Kenge），一個貧窮的海港村莊。然而，他的童年充滿了暴力、羞辱和困惑。他的父親酗酒、暴虐、放蕩；母親一味地忍受著窮凶極惡的丈夫；比他大18個月的哥哥薩伊德（Said）從小調皮搗蛋，6歲多時被蠟燭引發的火災燒死。這些無一不使他感到絕望。高中畢業後的哈桑雖然成績優秀，但因為阿拉伯人的身份，始終沒有等來那場能決定他命運的考試結果。此時大妹妹扎基亞（Zakiya）為了逃避生活的苦難而濫交，小妹妹賽伊達（Saida）年幼，家境一貧如洗。在父母的支持下，他離開了家，去了肯尼亞內羅畢（Nairobi）的舅舅艾哈邁德（Ahmed）家。
根植於心中的流散感
從哈桑的記憶中，讀者能夠感受到那份根植於他們心中的流散感。哈桑的離別並不單單局限於地理層面，還是一種心理層面的與過往的告別。殖民主義在桑給巴爾這片土地上留下了深刻的影響。它束縛了個體乃至集體的追求。國家獨立雖然為這種追求提供了可能性，但是革命的動盪再一次使這種希望破滅了。
少年的哈桑相貌英俊，但體質孱弱，自幼經常受人欺辱，甚至有個富家的大男孩暗戀他，給他錢。小說開篇是他15歲生日的早晨，因為家境貧寒，沒人給他過生日，他只吃了一片麵包，就去上學了。少年哈桑生長於海邊，對於大海的感受有著超乎常人想像的細膩：
肯格離海很近，海的味道一直漂浮在空氣中。天氣悶熱的時候，鼻孔和耳朵邊緣都上會附上一層鹽。在柔和的早晨，一股海風吹來，讓人感到透心涼，新的一天便開始了。在過去的歲月裡，奴隸販子走過這些街道。他們的腳趾感到露水的冰涼，他們的心因惡毒而黑暗。他們把排成一條條長隊的健壯之軀帶到這裡，又把他們的戰利品像牲畜一樣趕向大海。
他無疑是依戀這片海的，海岸對於他來說如同避風港，是他的第二個「家」。但他也知道這片海並不完全的純淨，奴隸貿易就發生於這片海上。這段描寫雖未直接抒發哈桑對於故鄉的情感，但足以使我們感受到他的矛盾。
轉眼3年過去了，雖然國家獨立後父親在工程部工作，穿著也體面了，母親也和很多婦女一起參加社會活動，但是他們的家庭生活並沒有改善多少，父親依然找妓女、酗酒，夜不歸宿，還動輒毆打母親，而母親只是一味地隱忍，妹妹墮落，這一切使哈桑渴望離開故土。他成績優秀，想上大學，但是家裡沒有錢供他上學。在政府高壓政策下，他找不到出人頭地的機會。作為一個混血，他既不是一個純粹的阿拉伯人，也不是一個完全的非洲人。種族之間的衝突使他的歸屬感無處安放。正如西蒙娜•薇依（Simone Weil）所說：「紮根是人類靈魂最重要卻最沒有被認識到的需要。」那麼離開的意義就更顯然了。他的故土無法給予他認同感和安全感，無法忍受這種可悲的「雙重身份」的哈桑離開了這片土地，去往內羅畢。這是小說「離別」的第一層含義：離開故鄉。
離開故鄉，去看世界
離開故鄉，去看世界充滿了期待：不過，除了一點點尊嚴，我也沒有什麼可失去的了，大不了就是看起來愚蠢一些。而且若是能抓住這個機會，我就能去旅行，去看看這個世界，去呼吸不同的空氣，去感受自由。穿過沼澤，順著尼羅河而下，一直到亞歷山大。也許我的到來會讓富裕的舅舅感到羞愧，讓他為之前的疏忽慷慨解囊。我的睿智和正直一定會給他留下深刻的印象，至少他會因為拒絕這樣一個孜孜求學的典範而感到羞愧。在這一刻，我可以離開，可以奔跑，可以逃離那些令我窒息的狹窄巷子。
狹窄巷子代表了桑給巴爾。動盪中的故土無法讓他依戀，他的心理活動表現出了對逃離的渴望。雖然他嚮往著內羅畢，嚮往著一個更大的世界，但他也同時擔心著自己會讓舅舅蒙羞。他的惴惴不安說明了他深知自己不屬於這個繁華的城市。他仍舊是一個流浪者。到達內羅畢後，哈桑驚訝於它的龐大、繁忙和冷漠。在這裡，古爾納以一種局外人的觀察方式描寫內羅畢：
車站很大。有必要這麼大嗎？出乎意料的是，我沒有驚慌。我出示了車票，沒有人問我問題，我就被允許通過了。天氣很熱，我感到索然無味，汗流浹背。我靠著那被玷污了的麝香來保持心安。我記得人群的擁擠、叫喊，還有各種各樣的製服。這會被浪漫的旅行者稱為生活的熱情。這無疑是非洲，舞蹈是生命節奏的一部分。我覺得人群既混亂又可怕。我目不轉睛地盯著地面，推搡無法抵抗的人流。我緊緊地抓著我的包，生怕它被別人搶走。
但移居地內羅畢同樣無法給予他認同感。這種格格不入在他心中無限放大，形成一種歸屬感的空洞。舅舅富足的家庭不僅能讓他酒足飯飽，還能享受現代生活的奢華。然而，隨著哈桑對舅舅越來越了解，美好生活的表像也很快被揭開，他看到了這個現代非洲城市中猖獗的腐敗和偽善。他本不打算留下來為舅舅工作，而他與表妹薩爾瑪（Salma）朦朧的愛情使他被趕出了這個家庭，他又不得不離開了內羅畢，回到故土，這是哈桑的第二次「離別」。哈桑落魄地回了家，在父親的幫助下，在澳大利亞人的航行於東非、南亞和澳大利亞之間的「愛麗絲號」船上找到了一份衛生員的工作。
思念故鄉
「離別」是在絕望之下的離別，這對於哈桑來說似乎是一種暫時的解脫。然而事實證明，那讓他更思念故鄉。記憶在小說中不單單是過去與現在的聯結，而更像是一種對過去的再體驗。作者古爾納通過哈桑這個親歷者的回憶，給予讀者一種近乎切身的體驗感。這種再體驗將作者記憶中的桑給巴爾真實地展現在讀者面前。在內羅畢舅舅家，廚師的一個詞勾起哈桑對故鄉的思念：
波弗洛。這個詞使我想起了故鄉。漁民們清洗著他們撈出的海鮮，用水洗漁網，在水中砸出一個個洞，海水飛濺，像光的碎片。碧綠的海面上露出峰波。被沖上岸邊的野草就像被太陽曬焦的夢，被沖散了，沉入了潮濕多孔的沙子裡。遠處，一艘小船在海面上顛簸，瘋狂而漫無目的地。一塊被海鹽浸泡過的圓木，躺在海灘上腐爛，像一隻海豚裂開的肚皮一樣。
「波弗洛」是斯瓦希里語，指最普通的麵包。哈桑對故鄉的記憶充滿細節，使讀者幾乎能感受到那時的東非沿海風貌。在貌似客觀冷靜的細節描述中，我們感受到哈桑對故鄉的深深眷戀。格萊德-漢森（Grade-Hansen）在《媒介與記憶》（Media and Memory, 2011）指出，記憶是存在感、成為感和歸屬感的關鍵。而這種成為感和歸屬感也正是貫穿於古爾納所創作的流散文學的主題。「記憶」在本書中成為了作者抒發情感的媒介。
「記憶」使哈桑理解了很多他以前無法理解的事情。理解父母的關係是哈桑成長的重要標誌。哈桑的父親是一個「混蛋」，年輕時就是個「麻煩製造者」，他的父母對他沒有辦法，就想通過讓他結婚的方式約束他。哈桑的母親是烏干達農村的女孩，容貌姣好，家境也較好，但是她的父母沒有給她透露一點消息就把她嫁出去了。哈桑的母親看到英俊的丈夫倒也是滿意的，她的美貌和溫柔也確實讓丈夫有所收斂。但是很快他又恢復了老樣子，打孩子，打妻子，找妓女，酗酒。少年的哈桑在內心替母親鳴不平，但他不敢說出來，還怕父親懷疑他和母親的關係。母親曾給他看過父親的一張照片，他滿臉的憤怒。父親還說哈桑的母親是他最大的安慰，但哈桑一直懷疑這一說法。一次父親酒醉後告訴哈桑，，自己年輕時被人冤枉做了牢，哈桑漸漸明白這是他一生憤怒的根源。哈桑在回憶中理解了父親的創傷，母親的隱忍和偉大。
小說結尾
故事的結尾是哈桑在去印度馬德拉斯的船上給表妹薩爾瑪寫的一封長信，這封完整的書信構成小說第六章，也是最後一章。他在信中寫道：
我想了很多關於家，關於我們的人民，關於他們的生活方式。離開那個地方我感到很痛苦。誰會想到呢？我從沒想過我會想念那片土地。現在我擔心我會忘記那一切。太戲劇了，還有更多的戲劇！我想家。我甚至想念住在我們隔壁的妓院老闆。有時，我連名字都想不起來了，即使是在這麼短的時間內。我試圖回憶起街道和房屋的顏色。我告訴自己，我被流放了。這讓我更容易忍受這種感覺，因為我可以給它起一個不讓我感到羞恥的名字。
作者簡介
阿卜杜勒扎克·古爾納Abdulrazak Gurnah，(1948年 - )，出生於坦桑尼亞桑給巴爾島並在那裏長大。
1968年，以學生的身份來到英國，並用英文寫作。他不僅是小說家，也是一位文學研究者，在肯特大學(University of Kent)擔任英語教授，退休後擔任文學雜誌《瓦薩非瑞》（Wasafiri）的顧問委員會成員，現居坎特伯雷。
至今出版十部小說和一些短篇小說，書中相關難民的主題貫穿其中。多次入圍布克獎。[4]
作品
《朝聖者之路》（Pilgrims Way，1988）[5]
《多蒂》(Dottie，1990)，
《天堂》（Paradise，1994），
《讚美沉默》(Admiring Silence，1996)
《海邊》(By the Sea，2001)
視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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