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之聲 : 二戰時期來華猶太流亡者的心聲檢視原始碼討論檢視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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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當希特勒上台，德國軍隊開始席捲歐洲時，近2萬名中歐猶太難民逃到了上海。本書收集了猶太難民在登陸中國後數年內創作的信件、日記、詩歌和短篇故事，再現了他們艱難跨越語言文化、信仰體系和民族傳統的障礙而努力謀生的心路歷程，並揭示了上海猶太社團內部因經濟地位、信仰水平和階級出身的差異而面臨的嚴峻挑戰。
本書文字取自檔案館、私人收藏和早已停刊的報刊，不僅是對納粹大屠殺和流亡文學的充實與豐富，而且為一窺來滬猶太難民的心路歷程提供了無可替代的原始文獻。編者作為納粹大屠殺的倖存者，不僅為這些名不見經傳的作者補充小傳，還結合時代背景給出了自己的解讀。書中文字風格多樣，或寫實，或諷刺，或幽默，或抒情，或移情，或激勵人心，讀來真切，令人深思。
作者簡介
伊愛蓮（Irene Eber，1929—2019），納粹大屠殺倖存者，曾擔任以色列希伯來大學東亞研究講席教授。研究領域集中在猶太人與猶太文化在中國，成就斐然，另著有回憶錄《抉擇：波蘭，1939—1945》（中譯本2013年出版）。
原文摘錄
再多些光明（1941） 悲傷之家，歌德正值彌留之際， 黯然神傷的哀悼者們在傾聽 睿智的言辭。 他的勸誡細若遊絲： 「再多些光明！」 在我們的世界，在所有的國家， 只要那裡尚有自由的人， 四周就迴蕩着一聲呼喊： 「再多些光明！」 思想自由是每條馬路的要求， 我們可能被愛，也可能遭恨。 只有無用者躲避我們的呼喚： 「再多些光明！」 我們不去追逐星辰和燦爛的陽光， 自有萬千「燈火」在城市的闌珊中閃爍。 卑鄙者不會信守許下的承諾： 「再多些光明！」 我們為你工作，意足心滿， 你助我們點燃「燈火」，一盞接一盞 直到璀璨的光芒穿透所有的人心。 幫助我們將眾生從沉睡中喚醒， 讓他們尋得「燈火」的通明， 留意到我們的呼喚： 「再多些光明！」 勤勞的磚瓦匠（1942） 我在上海有棟房，像新的一樣， 最近拍了照，看上去有點異樣， 少了幾塊石頭， 需要新的補上， 能找到新石頭嗎？我問磚瓦匠。 當然，那人說，這樣吧， 明天早上就開工。 八點鐘到了，又過了， 一小時後，他才進場。 我說，遲到了。他說，不， 時間剛剛好， 我住得遠，路程長， 沒有電車， 走着來也不賴。 他開工，細細端詳和思量，準確精當， 又把一切用得到的東西攤開。 抬頭看了看房，需要一塊石頭補上， 他撿起一塊石頭，又隨意放到一旁。 他找到梯子，想爬上房， 拿着它剛走了八步，鐘敲了十響。 早餐時間到了，他甩開腮幫， 吃完點燃煙斗，忽暗忽亮， 接着打起小盹，直到鍾再次鳴響。 他撿起石頭，還是先前那塊， 但腦袋不太對勁，噴嚏張嘴就來， 他嚇了一跳，將石頭放到一旁。 他四下尋找手帕，未能如願以償。 我說， 無妨， 把我的給他。 這下他像離岸遠遠的魚兒，感覺不賴， 他拿起石頭，還是先前那塊， 正要走向梯子，鐘敲了十二響。 於是，石頭被放到一旁， 他老婆走了過來，拎着午飯， 幹活這麼辛苦，吃起來真香。 她坐在他身旁，他坐在她身旁， 他們嚼黃瓜，吃土豆，喝陳釀。 現在他邊讀新聞，邊怒聲嚷嚷： 又罷工了，他們應該工作，像我們一樣。他吻了吻她，接着把雙眼合上， 後來鐘敲了兩響，他只得起床。 他攪拌水泥，拌得又軟又黃， 他撿起石頭，還是先前那塊。 但午飯過後，他的胃疼得慌， 遂放下石頭，抓起讀過的報， 去了茅房。 再次出現時，鐘敲了三響。 他撿起石頭，正是先前那塊， 走向梯子，意氣煥發。 梯子共有二十級，他面不改色， 爬到第十八級時，鐘敲了四響， 他止步，不上也不下，運氣欠佳。 他的計時收費不許他再上兩級， 帶着石頭下十八級又會將命傷。 如此接近完工之際該如何是好， 他在是幹活還是勤奮之間彷徨。 勤奮照舊勝出，他這時瘋掉， 讓石頭正好落在我的腦袋上。
書評
上海猶太難民紀念館是在這個暑期要去的博物館計劃之列的。冒着烈日到達那裡的時候，才得知因為疫情從3月起一直處於關閉狀態（8月9日重新開放，但是已經離開上海）。有些不甘心，所以將對面的白馬咖啡館外觀仔細打量了一番，順便逛了一下周邊的小花園。隨後在上海市歷史博物館革命歷史博物館看到了一些老照片，近期又讀了以色列作家伊愛蓮編譯的《上海之聲》，多少彌補了一些遺憾。
《上海之聲》的文字取自檔案、私人收藏和停刊的報刊，收集了二戰期間猶太難民離開歐洲以及來到上海之後創作的詩歌、日記、繪畫、信件及短篇故事，這些既是他們在異鄉生存下來的見證，也是了解那段歷史的一種視角。作為讀者，大致能夠從中看到以下內容
1.困境
到滬的猶太人多半都是中產階級，受過良好教育，家境殷實，有體面的工作。在希特勒上台之後，匆忙間離開故鄉，而且被要求不能攜帶超過10德國馬克（當時1美元=3.33馬克）出境，經濟上的匱乏持續了很久。初來乍到，從臨時宿舍到租房子，太平洋戰爭爆發後上海完全被日本占領（1937年上海淪陷，但日本同歐美諸國並未處於交戰狀態，依舊是享有太平盛世，西方國家仍然可以駐兵在租界並享受太平），又被迫隔離，自由受到限制。此外，戰局的不確定，對留在歐洲親友的牽掛，難民內部的摩擦，都是無法迴避忽視的問題。
上海特別市第一警察局發給猶太人的居住證(上) 在華歐洲移民團體國際委員會發放給猶太人的救濟身份卡(下) 上海市歷史博物館革命歷史博物館展品
猶太難民創作的諷刺頒發通行證日本人的漫畫（《上海之聲》插圖）
最折磨難民的還是一直沉浸在本民族飽受苦難的歷史和現實之中。書中所選的詩歌《三個國家將我吐出來》（三個國家指波蘭、立陶宛和日本）、《再多些光明》、《母親的哀歌》、《我的上帝，我的上帝，為什麼離棄我》、《流浪》，詩名中充滿了鄉愁、絕望、憤怒，在遠離故土的異鄉藉此宣洩自己的苦悶。
上海市歷史博物館革命歷史博物館展品
上海市歷史博物館革命歷史博物館展品
上海市歷史博物館革命歷史博物館展品
上海市歷史博物館革命歷史博物館展品 2.希望
這組微型雕塑生動地再現了猶太難民日漸步入正軌的生活。在寫給遠方親友的信中，之前從未有過經商經歷的家庭主婦安妮·F·維廷敘述自己賣掉閒置的水晶，用這筆錢在美元低價的時候買進，高價時再拋出；利用上海本地絲綢價格便宜，做工精良而做起女士真絲內衣出口的生意，同時她還做一家美國保險公司和某家襪業的代理。物質生活得以保障的同時，生活也日漸豐富起來。在聚會上他們會朗誦詩歌，將房間裡15個人的特徵和習慣編成《開場白》作為娛樂節目。1941年11月幾位波蘭猶太演員上演了《惡靈》，第二年上演了《米利暗·埃夫羅斯》。
《我們的生活》(俄文周刊，後加英語和意第緒語版面，DavidB Rabinovich主編，1941-1946)雜誌社前的留影，有可能是編輯部成員。 《上海之聲》插圖
難民中有不少作家，辦報紙的念頭從未斷過，其中最重要的一份是意第緒語版《我們的生活》（意第緒語，是一種日耳曼語，源自中古德語，通常用希伯來字母書寫，約有三百萬人在使用）。此外，還有其他五份報刊，其中《言報》和《遠東猶太之聲》是兩份宗教類報紙，《新聞》和《在路上》屬於世俗報紙，既帶有文學傾向而又妙趣橫生，也為作家發聲提供了機會。
3.審視
「上海這座城市真是糟透了……我現在明白大家為什麼都要拚命留在日本……也理解了那些不幸被送到這兒的人們曾寄來的可怕信件。真是一座骯髒噁心的城市……」猶太女演員肖莎娜·卡漢在1941年10月的日記中這樣寫道。「無法不對它一見鍾情……主幹道兩旁是西式風格的房屋，後面就是中式小棚屋，用……粗石、水泥或只用竹子搭建而成……在這裡，中國人與他們飼養的豬、雞生活在同一屋檐下。令我印象最深的，還得數五花八門的交通工具:有軌電車、公交車、小汽車、牛車、自行車，還有許多穿梭其間的黃包車。」 安娜瑪麗·波德斯卻立刻愛上了上海。安妮·F·維廷在信件中將上海與柏林相比，認為上海是世界著名港口，的交通工具更加多樣，占地面積很大，需要地圖才能快速確定方位，喜歡其中國人開的美容院理髮。
猶太難民審視這座落腳的城市，20世紀30、40年代中國的國際化大都市，在《一個黃包車夫在上海的晨曦中死去》、《中國舞女》、《勤勞的磚瓦匠》這些詩歌中對社會下層生活的艱難報以同情。
1945年9月3日，隔都正式解放，猶太難民開始逐步離開上海。新中國成立時，旅居上海的猶太人尚有7,000餘人，多數是俄羅斯猶太人，少數是德國、奧地利、英國等國籍的猶太人。50年代初上海猶太人繼續離開上海。
二戰期間中國駐維也納總領事何鳳山向4000猶太人發放了前往上海的簽證，使其免遭納粹殺害。何鳳山因此被稱為「中國的辛德勒」，前往上海的簽證則被稱為「生命的簽證」。整本書讀下來，沒有任何一篇日記或者書信中談到這個問題，也沒有看到這些歐洲人有學習中文或者中國文化的痕跡，想來作家在75歲高齡編譯這些作品已屬不易，好在開篇導讀和附錄將幾十年來有關在華猶太人的重要研究成果作了呈現，彌補了本書的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