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屠刀為鄰檢視原始碼討論檢視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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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 關於盧旺達大屠殺的經典作品，屢獲國際殊榮和讀者讚譽
★持續十四年實地調查，關注屠殺慘劇的第一現場和劫後餘波
★集合數十位當事人的口述文字，同時記錄受害者和加害者的聲音
★ 還原不含雜音的事實真相，直面人性的幽微之處
發生在盧旺達小鎮尼亞馬塔的大屠殺開始於1994年4 月11日上午11點，一直持續到5月14日下午2點。這期間的每一天，從上午9點30分到下午4點，胡圖族民兵和平民在尼亞馬塔的山崗上屠殺圖西人。當地約六萬名圖西人，有近五萬死於屠刀之下。
在這場屠殺中，殺人者與被殺者彼此並不陌生。他們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上，是鄰居、同事、朋友、愛侶甚至家人。有的胡圖人前一天還曾和圖西朋友一起喝酒聊天，可一夜之間，他們就拿起了屠刀，有組織地對所有圖西人展開屠殺。一部分圖西人鑽進沼澤、樹林和山上，每天像獵物躲避獵人似的逃命，白天吃生食、喝露水，晚上睡在泥漿里，好不容易才活到了屠殺結束。然而，當他們回到鎮上，卻發現劊子手並未得到應有的懲罰，他們得像從前一樣，和這些胡圖人繼續生活在一起……
大屠殺期間究竟發生了什麼？胡圖人為什麼要這樣屠殺圖西人？屠殺過後，他們該如何繼續生活？帶着這些問題，哈茨菲爾德來到盧旺達，住在當地人身邊，經過長達十四年的走訪調查，採訪了眾多倖存者和屠殺者，力圖從多個角度還原大屠殺的真相，理解這場發生在我們這個時代的人類浩劫。
名家推薦
哈茨菲爾德筆下那些獨一無二的聲音迫使我們去直面不可想象、不能想象之事。弄清盧旺達當年究竟發生了什麼，是一項極其艱巨的任務，可我們沒有權利就此逃避它，這是我們作為一個有道德的成年人理應肩負的責任。每一個人都應該讀一讀哈茨菲爾德的這本書。
——蘇珊·桑塔格
哈茨菲爾德在這本書中記錄了盧旺達大屠殺劊子手們的聲音，讀來令人痛心。它又一次提醒了我們：人類完全有可能做出毫無人性之事。
——菲利普·古雷維奇，《向您告知，明天我們一家就要被殺》作者
讓·哈茨菲爾德的「盧旺達大屠殺三部曲」細緻地觀察和記錄了盧旺達東南部一個小鎮的倖存者與屠殺者在屠殺之後的記憶與生活。作者堪稱我們這個時代最偉大的法國作家之一，他的身影雖然很少出現在書中，但他的文字足以彰顯他那偉大的靈魂。這部作品以微妙的語言，運用口述史這種看似古老原始的方式，使人性剝去一切掩飾，顯露出最核心、最幽暗的角落。
——《紐約客》
書中的每一段講述都同樣痛徹心扉，每一個聲音都獨一無二。若是在別人手裡，它們可能只是一些零散收集的故事，但哈茨菲爾德把這些故事匯聚起來，賦予它們以力量，迫使人們對這個時代的種族滅絕做出積極的回應。
——《出版人周刊》
作者簡介
讓·哈茨菲爾德（Jean Hatzfeld）：法國作家。曾作為《解放報》戰地記者廣泛活動於德國、波蘭、羅馬尼亞等歐洲國家；20世紀70年代以後前往黎巴嫩、以色列和伊拉克等國家報道當地戰亂；1994年，他前往盧旺達，開始調查和報道大屠殺及其後果，經過十四年的時間完成了「盧旺達大屠殺三部曲」，陸續獲得2001年法國文化獎、2003年法國費米娜文學獎，以及2007年法國美第奇獎和國際記者聯合獎。
原文摘錄
另外，由於法國人為我們的軍隊提供建議，所以是有法國人知道大屠殺計劃的。但他們自稱不相信這是真事兒。然而，很多白人是了解計劃的，而且像了解希特勒一樣了解哈比亞利馬納的性格。有一天，尼亞馬塔來了一些白人的裝甲車，他們是來接白人牧師的。可是主幹道上的那些聯攻派民兵以為是來懲罰他們的，於是一邊互相喊着白人來殺他們啦，一邊四下逃散。裝甲車壓根都沒停一小下來嘲笑這個誤會。幾周之後，白人派來一批職業攝影師，讓他們向世界展示我們是如何被屠殺的。所以您就可以理解，在倖存者的心裡，有一種永遠揮之不去的被拋棄的感覺。 關於猶太人大屠殺的問題在我的心頭不斷回想，卻沒有任何答案。在盟軍炸彈轟炸下的德國，很多工業區和城市都淪為瓦礫，但沒有一顆炸彈掉到鐵路線上，在波蘭和德國大平原上，鐵路線是那麼顯而易見，全歐的流放列車都朝六個集中營開來，這是為什麼？85列流放法國猶太人到這幾個營地的列車沒遇到任何麻煩，沒有受到法蘭西抵抗運動的任何破壞，而他們卻使那麼多運送裝備、食品、軍隊，有時甚至是政治犯的列車出軌或癱瘓，這又是為什麼？沒有火車在站台或行駛中受到攻擊，從而傳遞給火車或軍車上的猶太人關於清洗的關鍵信息，這是為什麼？
書評
閱讀身邊的暴力，是經歷不斷撕裂後的本能反應。
我們上一步還在講虛擬空間的激進，下一秒它就到了日常生活的細枝末節。結構性的暴力變得日常，它的施予者是普通人。如果我們對身邊層出不窮的「事件」稍加回顧，不難發現，驚心動魄的暴力不是從天而降，而是在相識的面孔間發生。即便平日有說有笑，對方也有可能在成為自己欲望或者權力機器的不假思索的暴虐的施行者。
附近的溫情和附近的暴政同時存在。附近的暴政讓人深感不安的原因，是我們失去了抵禦荒謬的最後一道屏障。從天而降的指令有問題，要靠普通人的良知和常識，做緩衝和善意的曲解；線上的紛爭太撕裂，要靠附近的面孔，回到共生的可能。一旦附近變得面目全非，那就是變本加厲地加劇荒謬，把傷害施加到普通人身上。暴力變得真切。之前讀丸山真男說，再專制的政治，如果沒有被統治者的最低程度的自發性協助是無法存在的。與此相似，再激進的分化，如果沒有經過普通人的施加都無法成為真正的暴力。
普通人暴力的極端形式是屠殺。近日讀法國人讓·哈茨菲爾德的盧旺達三部曲， 《與屠刀為鄰》的標題，精準地捕捉了藏匿在身邊的恐懼。如果敵對國的暴力還能某種程度地「被解釋」，那是什麼驅使朝夕相處的鄰居舉起屠刀、趕盡殺絕？
把屠殺歸結於非洲部落主義或是殖民者的民族區分不足以解釋這場徹底的暴力。沒有精心策劃和武器裝備的條件下，這一場屠殺「高效」得可怕。作者走訪的盧旺達尼亞馬塔，在 1994 年 4 月到 5 月之間，圖西族的 59000 人口中近 50000 人死於屠刀、長毛和大棒之下。盧旺達的文化中，鄰居占有特殊的地位，他們「知道你每天如何醒來的，你需要什麼，如何給你提建議，如何互相幫助」（P161），有朝一日，跟你開玩笑和喝酒的鄰居選擇不遺餘力地消滅你。
聯攻派的成員，即胡圖族的殺手，回憶起屠殺時的語氣令人發寒：「我讓兩個孩子並排站在 20 米開外，我停下腳步，朝他們背上開了兩槍。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用槍，因為自從布蓋塞拉沒有野獸之後，我們就不常狩獵了。對於我來說，看着這兩個孩子悄無聲息地倒下是很新奇的事情，甚至幾乎有一種讓人放鬆的愉悅（P190）。」
那些殺人不夠多或是被迫殺人的人，為自己的懦弱感到羞愧，沉浸在酒精里。無論如何，集體性的殺戮一旦開始，沒法自然地停下，只是因為疲憊需要休息，然後尋找剩餘的目標。當事人對於「突如其來」的暴力不吃驚，「我們沒有聽到任何關於我們殺人的譴責。就像種莊稼一樣，我們要等待合適的時節。總統逝世就是宣告那個時節到來的信號（P220）」。
屠殺被視作是季節性的收割，農忙的內容在這一年成了殺戮。這給人造成印象：屠殺的種子是早就播撒下的的種族主義的思想。然而，反圖西主義頂多是推動人們殺戮的原因之一。那些平日裡叫嚷得最響的人在行動上不一定積極。克里斯托弗·布朗寧（Christopher Browning）的《平民如何變成屠夫：101 後備警察營的屠殺案真相》，提到了相似的事實。根據那些來自德國漢堡後備警察的筆錄，反猶太主義的思想不是激勵他們殺害 40000 猶太人的原因。殺手們普遍感覺自己捲入到了無法控制的局面，被一場「喧囂」帶走了，害怕去理解背後的動機。
我們習慣性地把極端的思潮和犯罪行動相聯，認為後者不過是前者的表現，因此把警惕思想的傳播作為預防和爭奪點。然而，暴力行動的邏輯和思想存在脫節。這也意味着，平日溫和的人也有加入集體暴行的同等可能。我們每一個人擁有把悲劇歸咎於集體、時代、結構，而逃避責任和免於愧疚的生存能力，且不憚於使用它。
哈茨菲爾德剛開始訪談殺手的時候，他們對自己的行徑三緘其口，直到他把稱呼從「你」變成「你們」，對方的回答就開始變得具體：比如，對於這個問題「可以詳細描述一下你清早起床後都做些什麼嗎？」他們會回答：「起床之後，我去地里收割高粱，清點羊群」；但如果問題變成「可以詳細描述一下你們清早起床後都做些什麼嗎？」他們的回答就會變成：「我們一大早就起床，將近 9 點的時候在足球場集合……然後我們下山去沼澤地，拿着砍刀搜尋紙莎草叢」（P316）。
複數的表達淡化了個人的責任，讓暴行在某種程度得以消化。那些發生在身邊的野蠻，不也常是以這種方式演進的嗎？「這是上級的規定」、「其他人都要這麼做」、「能不能配合一下」，即便是再為荒唐的事情，一旦當事人撇清了個體與集體的責任範疇，就可以面不改色地執行下去。
抵抗集體被誤認為是一件高成本的壯舉。事實卻是，罕有人因為拒絕屠殺而被懲罰。盧旺達大屠殺期間，胡圖人可以選擇捐酒或做飯，代替親自去殺人的活兒：「除了罰錢和捐酒，我沒聽說過其他的懲罰，比如因為不服從命令就被棍打或刀砍。如果你拒絕付罰金，他們也只是威脅你而已」（P238）。二戰後，在對納粹罪犯的審判中，律師舉不出來一個德國人因拒絕殺害手無寸鐵的猶太人受嚴懲的例子。布朗寧的書中說到，後備警察營的行動中，沒有一個警察因拒絕開槍受到懲罰，然而 500 名警察里有 80 %到 90 %的人還是開槍了（P378）。
因此，我們很難相信一種託辭——「我是不得已才那麼做的」。集體的逼迫和強壓，遠不能解釋附近的暴行，它至多提供了逃脫責任的理由。事後的紀念，傾向歌頌人道主義的堅挺、附近尚存的溫情，拉貝日記或盧旺達大飯店。但是，溫情在巨大的悲劇中是例外的存在。在盧旺達，「教堂唱詩班或農業合作社中沒有任何友誼或愛情的聯結活過了大屠殺」，與布隆德的邊境間綿延 40 公里的森林以及放牧的道路，原本可以建起援助組織和藏匿倖存者的網絡，可這些都沒有發生（P266）。
電影《盧旺達飯店》
那些我們反覆提及的知識分子呢。一說是知識分子的缺位，導致社會動盪時緩衝空間的消失。「 20 年間，總統陣營要求胡圖族和圖西族的所有名流顯貴無差別地完全忠誠，並且壓制所有的抗議。這種統治政策導致知識分子外流，削弱了所謂的城市小資產階級的力量」（P231），需要反思和抵抗的時候，能夠承擔責任的知識階層已經長期地遠離了這一類的角色。
另一種更引人深省的現象是知識分子在屠殺中的活躍角色。他們為了證明自己在新時代中的地位而衝上前線，或是扮演了煽動的領導者：「盧旺達大屠殺的領導者不是那些貧窮無知的農民，也不是殘暴嗜酒的聯攻派民兵，而是那些受過教育的人，是那些教師、政客、記者，他們曾被送到歐洲去學習法國大革命和人文科學，他們曾出國遊歷、參加會議、在自己的別墅中接待白人，這些知識分子家裡的書汗牛充棟。他們從來沒有親手殺人，但他們把殺手送上山來替他們殺人」（P79）。
作為倖存者的教師說，教育不會讓人變得更善良，它只是讓人變得更有能力。如果心壞了，受過教育的人不過是更有技能地施加仇恨。我們所賦予期望的教育和知識階層沒有決心和能力來預防大範圍的日常暴力。
當個人把責任的範疇轉移到個人之外的力量上去，又沒有什麼後果，行為就變得不受約束、無所畏忌。也因為如此，哈茨菲爾德沒有觀察到廣泛的懺悔心態，取而代之的是一股不解的惱羞成怒。殺手們大談特談寬恕，認為只要他們走程序似要求寬恕，便理所當然應該得到。對於倖存者所需的努力以及所受的折磨，他們少有察覺。對於一般的戰爭罪犯來說，收斂低調地活着是多數的選擇，屠殺者卻把自己置於中央，「滅絕計劃的絕對性讓他們得以相對平靜地完成任務；如今，也是這種絕對性讓他們免於清醒的認知，避免受到某種程度上的困擾。種族滅絕的殘酷性讓倖存者有罪惡感，或者至少是備受折磨，但這種殘酷性卻消除了殺手們的罪惡感，讓他們感到寬慰，也許還保護他們免於瘋狂」（P398）。
從這個層面上來講，和解從來沒有發生過。大家表現得和和氣氣生活在一起，尤其因為國家強壓的和解政策，這不過是另一種被迫接受的秩序。哪怕深入了解屠殺的機制一點點，就易陷入到極度的沮喪之中。仿佛什麼也沒法阻止悲劇的發生，而且是重複的發生。每一次屠殺過後，大家總認為那是歷史上的最後一次。平日的交情不行、教育不行、知識分子不行，即便是拒絕暴行不遭嚴懲也無法勸人為善。
這是我們面對日常暴力時無奈的緣故。要是說遠處的「敵人」是不近人情的，那附近的「熟人」居然也變得面目猙獰。責任的轉換，提供了一種隨時的開脫。服從，是不需要為自己行為後果負責的下意識選擇。服從的前提，是自認無力改變了，責任就從個體身上飄離了。服從的類型，不僅是行為上的不假思索，它還代表精神上的媚俗。一如把任何的社會事件和問題推向「結構」、「主義」、「趨勢」的簡單解釋，再對着異己者的誅罰，無非是知識階層的服從：假如我們在行動上無所作為，那至少宣告思辨上的勝利吧。它和直接順從於權力的指向有着相似之處，即從個人層面角度，已沒有行動責任的所在了。說一句大不韙的話，它們是同構的，終將淹沒在集體的暴力之中。
有一種聲音說要回到具體的人中去。我同意，但是具體的人可不是浪漫與善良的。具體的人也是具體的施加者。在大的、抽象的夢裡受了挫，把信仰從一處寄託到另一處，同樣面臨夢碎的危險。我們輕鬆記住刑事案件的兇手，卻習慣把集體暴行中的個體行徑歸結於時代。
普通人的暴力消滅了逃脫迂迴的空間，無法自拔的虛無感就此誕生：「從前，跟所有的盧旺達小孩子一樣，我會想到善與惡。我相信可歌可泣的努力，相信恰當得體的舉止，相信人間的正道。在沼澤地里，在一個屠刀飛舞的早晨，我明白，這些信仰都可能灰飛煙滅：如道德、獎賞，以及與此相輔相成或相得益彰的利益和快樂。從今以後，我對道德、說教以及高尚的說辭都多了個心眼兒」（P567）。
多出的心眼兒得是兩個了，一是針對有關宏大的迷戀，二是針對有關具體的浪漫。我不覺得任何人有高人一等的地方，因為讀到屠殺的時候，對暴行的驚恐是一部分，但更為深刻的恐懼是發覺我們和殺手們在行動邏輯上的同步。刻畫出一個不屬於自己的外力並將其作為自身無能的開脫。是我們選擇了「不得已」。對於他人「不得已」的理解是源於我們日常的頻繁使用。
當然，還有一種可能的合流，宏大層面的暴力被認為是正當的，變本加厲地成為日常具體的暴力。在那裡，都不存在宏大和具體的衝突了，再不需要「被迫」的邏輯得以周全和開脫，而是以正義凜然的形式展開一場殺戮。不計後果的戰爭往往以正義的旗幟。在這裡，我可沒有什麼解題思路，說的也不是什麼輕鬆的話。但這個時候，也不能總講輕鬆的話，來假以服從。
好了，夏日的「假期」就要結束了，高溫卻仍在持續，沒有絲毫溫和的氣息。像一位朋友所說，之前的人生都是漫長的假期，現在，它要結束了。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