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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書籍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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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書籍史。研究、揭示中國書籍發生、發展及其演變規律的學科史。書籍系指以傳播知識、介紹經驗、闡揚思想、宣傳主張等為目的,經過加工、創作或編纂，用文字書寫、刻、印在一定材料上的著作物。它是一種特殊的社會產品，具有雙重性──既是精神產品，也是物質產品。
基本內容
中文名：中國書籍史
記 載：《武英殿聚珍版叢書》
文字起源：大約4000～5000年前
文字定型：商周時期
正文
書籍生產流程的首要環節是創作，因此書籍的思想內容、結構體例、深度水準等首先是受人制約的。任何著作家都生活在一定的時空和階層里, 他們的思想感情、人生態度以及認識世界、改造世界的觀點，都帶有時代的特色。這些特色通過人的折射，反映在書籍里，也就呈現出不同時代有不同的書籍生產傾向。同時，從人的思想要用文字表達時候起，文字就有個載體問題。載體就是書籍的製作材料。書籍的製作材料，制約着書籍的製作方法。書籍製作材料和製作方法，又影響着書籍裝幀形制的演變。
概述
中國書籍史便是研究中國歷史上不同時代書籍創作的不同傾向和特點，揭示書籍製作材料、製作方法、生產概況、裝幀形制等的發展變化，及其彼此之間制約消長的關係。它可分為初期書籍史和正規書籍史兩個發展階段。
文字的起源和初期的書籍距今大約4000～5000年前，中國就已經有了文字。到商、周時期，文字逐漸定型。文字必須借載體才能得以表現，而文字與載體的結合，便是初期書籍的雛型。從現存的甲骨刻辭、青銅器銘文和早期石刻文字看，殷周時期是中國初期書籍發展的歷史階段。
甲骨文字甲骨是龜甲和獸骨的合稱。殷人乃至於西周人，都很重視占卜。在征伐、狩獵、畜牧、農事及災害、疾病、祭祀時等，通常都要求神問卜。甲骨便是用於占卜的工具。占卜完畢，把占卜的時間、卜人的姓名、問卜的事項、占卜的結果及事後應驗的情況等，用文字記刻在卜兆的附近。這種文字稱為甲骨文，也稱甲骨刻辭或卜辭。 嚴格地說， 它只是記錄性的檔案材料，不能算是書籍。但能把占卜的事項完整地記錄下來，使旁人或後人從中獲取一定的知識，從這個意義上，它可視為初期書籍的形式之一。
石刻文字世界上許多民族都有在石頭上刻字的記載方法，中國古代也不例外。《墨子》中有「書之竹帛，鏤之金石，琢之盤盂 」的記載， 可見戰國及戰國以前，在石頭上刻字相當流行。現存的早期石刻為唐代初年在寶雞出土的10個石鼓，上面刻有歌頌、描繪秦國國君出獵的四言長詩，字體屬於籀文。原有 600多字，但傳世既久，字多漫漶。1965年在山西省侯馬晉國遺址出土了一批寫有文字的經過整治的玉片和石片，內容是三家分晉前夕，趙鞅為了戰勝守舊勢力，與不同身份人所訂的盟誓,稱為「侯馬盟書」。這些雕刻和書寫在石鼓、 玉、石片上的文字，雖不是現代意義的正規書籍，但不失為初期書籍的形式之一。
青銅器銘文中國青銅器出現很早，行用的時間從殷朝後期到西漢，大約1300餘年。青銅器是當時貴族和統治階級使用並極受珍重的器具。大體可分為禮器、樂器、兵器、食器及其他日用器物幾類。尤其禮器是貴族們的傳家寶，只有在舉行盛大典禮或祭祀時才使用。如鼎，甚至被看成國家權力的象徵，稱為「重器」或「吉金」。
殷人已有在青銅器上鑄刻文字的習慣, 但文字較少。且多刻在器物比較隱蔽的地方。到了周代初期，文字漸多。西周后半期到春秋中期，所刻文字更多，有的是多達幾百字的長文。這種鑄刻在青銅器上的文字稱為銘文，也稱金文。嚴格地說，它也不是正規概念的書籍，但有些銘文確實是歷史人物或事件的記載，也可視為初期書籍的形式之一。
中國的正規書籍大約產生在春秋末年以前。後世尊為「六經」的 《詩》、《書》、《易》、 《禮》、《春秋》、《樂》，或尊為「五經」的《詩》、《書》、《易》、《禮》、《春秋》，相傳就是經過大教育家孔子(公元前551～前479)整理編定的。例如《詩經》，在其成為儒家經典以前，只稱為「詩」或「詩三百」。據《左傳》記載，周景王元年 (公元前544)吳季札到魯國觀樂，魯國為他所歌的《詩》，其分類名目、先後次第等，已和今本的《詩經》差不多。而這一年，孔子 8歲，足見在孔子刪《詩》之前，早已有一部詩歌總集在流傳了。孔子晚年喜讀《易》致令「韋編三絕」，表明孔子之前《易》也早己成書。《論語》中記錄孔子多次引用《詩經》和《書經》，表明《詩》、《書》確實早已成書，並為孔子尊崇和徵引。至於《春秋》，亦非孔子所作, 而是根據舊有的魯國《春秋》編次而成。所有這些，可以證明在孔子生活的春秋末期以前，中國的正規書籍早已產生。
進入戰國時期,奴隸制社會急劇向封建社會轉化,在思想界形成百家爭嗚的局面。先秦諸子爭相遊說和著書立說，產生了大批私人著作。如早期的儒、道、墨家之說。戰國中期以後，儒家有孟子、荀子; 道家有尹文子、慎子、莊子；法家有商鞅、吳起、申不害、韓非；名家有公孫龍、惠施；陰陽家有鄒衍、鄒爽等。都有他們自己的著作。 此時， 科學技術方面出現了醫書《內經》、藥物書《本草》；文學方面出現了屈原的不朽名著《離騷》。在天文、曆法、農業、畜牧、歷史、地理等方面，也出現了專著。
佛教自東漢明帝時傳入中國以後，佛教經典也陸續被翻譯過來。自沙門靜琬於隋末唐初在今北京房山縣石經山始將佛經刻於整治好的石塊上以後， 歷經遼、 金、元、明、清代的遞刻，刊石 1萬多塊，形成了石刻大藏經, 這也是典型的正規書籍。故石刻文字應當分為兩期，早期的石刻文字，應當屬於初期書籍的範疇；後世的石刻儒家經典和釋家經藏，則屬於名副其實的正規書，或者稱為「石頭書」。
竹木簡書隨着正規書籍的產生和發展，書籍的製作材料也發生了一系列變化，廣泛採用了竹木簡、版牘和縑帛。竹木經過刮削整治，製成長條形的竹片、木片或方版。每簡通常只寫 1行，漢代木簡也有寫兩三行或四、五行的，少則幾個字，多的10～20餘字。牘是寫有文字的木板，1 尺見方的稱為「方」，主要用來寫短文、制籍簿、 繪圖和通信。 但竹木簡製作麻煩，使用笨重，閱讀不便，故在竹木簡書盛行的同時，帛書也開始流行。
帛書用絲織品製作的書。生帛的 1種叫素，叫絹，雙絲撒黃的細絹叫縑，所以又有「縑書」或「素書」之稱。帛輕軟，可根據文字長短隨意裁截。為效仿竹木簡書的條狀，帛書上還繪或織有紅、黑界行線，稱為「朱絲欄 」或「烏絲欄」。 後世寫、印本書的紅、黑界線，仍稱朱絲欄或烏絲欄, 典出於此。帛書比竹木簡書優越，但產量有限，故並未取代竹木簡書，而是和竹木簡書並行，直到為紙書所取代。
石頭書正規書籍產生之後, 刻石的流風仍然不斷。東漢靈帝熹平四年 (175)，為了給天下人樹立讀經的範本，政府下令將《魯詩》、《尚書》、《周易》、《春秋》、《公羊傳》、《儀禮》、《論語》七經全文刻在46塊石碑上，立於太學前 (遺址在今河南省偃師縣佃莊公社太學村 )，這就是著名的熹平石經。由於經文都是蔡邕等用當時通行的隸體字書寫，故又稱「一字經」三國魏正始二年(241)，又用古文、小篆、漢隸3種字體刊刻《尚書》 、《春秋》 、《左傳》(未刊完)於石碑上，稱為「魏石經」、 「正始石經」或 「三體石經」，與「熹平石經」立在一起。唐代大和七年 (833)，又用楷書刊刻《周易》 、《尚書》 、 《毛詩》、 《周禮》、《儀禮》 、《禮記》 、《春秋左氏傳》、《公羊傳》、《縠梁傳》、《孝經》、《論語》、<爾雅>12種經書於 227塊石碑上，另附五經文字、九經字樣。至開成二年 (837)工竣，立於長安務本坊國子監太學，史稱「開成石經」。 紙書中國西漢時期已發明造紙技術。到東漢和帝時期 (公元89～105)，尚方令蔡倫在原料和技術上加以改進，用樹皮、麻頭、破布、魚網等造紙，並於元興元年 (105)後得以推廣。東漢末年，山東人左伯進一步改進造紙技術, 紙的質量提高、品種增多，應用更加廣泛。到東晉末年， 桓玄帝下令廢除竹木簡， 一律以紙代之。從此，紙書取代了以前各種材料製作的書。
紙的發明，不但促進了寫本書的繁榮與發展，也為書籍製作方法的改革提供了必備的條件。
中國古代書籍的製作方法雕版印書從初期書籍算起，有近2000年的時間採用刀刻和手寫的方法。竹木簡、帛書時代,特別是紙書盛行之後，主要是手寫。7世紀初，雕版印書的技術發明使書籍的生產方法發生了巨大的變革。 但唐代的雕版印刷多為佛經、 佛畫或曆日、字書、陰陽、雜書，且多為民間私宅所刻。五代時，政府採用雕版印刷術，由國子監主持校勘雕印了「九經」和《經典釋文》。宋代,雕版印書的方法為政府、 民間、私宅、坊肆廣泛採用，書籍生產進入了極盛時期，並影響遼、金、西夏也廣為刻書。宋代刻書, 無論官刻私雕，一般版式大方、行格疏朗、字體端莊、紙墨精良，為後世書籍的楷模風範。直到明清時代, 雕版印書經久不衰，而且越來越發展。特別是明代的套印、餖版和拱花技法，把雕版印刷技術推向了高峰,出現許多蜚聲中外的作品。
活字印書雕版印書使書籍的生產量大大超過了寫本書時代，但它只能1種書雕1套版，1套版印1種書，不能在種數上生新。北宋慶曆年間(1041～1048)，平民畢昇發明了泥活字印書，其制字、排版、印刷的方法，已具備現代鉛字排版印刷的基本原理。元代王禎據此創製了木活字。明代又發明了銅活字。宋代泥活字，元代木活字排印的書雖然失傳，但明代銅活字，清代仿畢昇泥活字、仿王禎木活字所排印的書卻留存了下來。清代雍正四年(1726)用銅活字排印<古今圖書集成>，是中國歷史上最大的一次金屬活字印書工程。乾隆年間 (1736～1795) ，用木活字排印《武英殿聚珍版叢書》，是中國歷史上最大的一次木活字印書工程。雕版印刷術和活字印刷術，都是中華民族的偉大發明。 書籍的裝幀包括版面、插圖、裝幀形制等的設計與實施。竹木簡書時代，雖然難說有什麼版面上的藝術構想，但條條竹木簡及上1道下1道編簡成冊的編繩所形成的書狀，卻為後世帛書、手寫紙書、版印紙書所繼承和模仿，奠定了中國書籍版面設計的基本思想。帛書的朱絲欄、烏絲欄，手寫紙書、版印紙書的邊欄界行都是從竹木簡書演化來的。儘管版印書籍在欄線、版式設計上不斷花樣翻新， 諸如花欄、 竹節欄、博古欄的出現，在版式上二截版的出現等，但基本格式仍保存着竹木簡書的流風餘韻，古樸典雅，端莊肅穆。正經正史，尤為如此。
中國書籍自古有書有圖。雕版印書興起之後，插圖版畫日益發展。插圖的形式與位置隨書籍裝幀形式的演變而變化。捲軸裝盛行時期的插圖，多以卷首扉畫的形式出現；冊葉裝盛行以後，則出現了卷首插畫、卷內連續插畫或上圖下文、或左圖右文等多種形式。至於插圖的風格、鐫繪的技巧、景物的布置、人物的勾勒、構圖的思想，則依時代、 地區、 畫家、刻手的不同而各異。縱觀宋代以來所刻書中的數萬幅插圖版畫，尤其是那些彩色套印和餖版拱花套印的版畫，把中國書籍裝點得更加絢麗多彩。
中國書籍的裝幀形式隨書籍製作材料、製作方法、檢閱方便、 利於圖書保護的演化軌跡而演變。 竹木簡書,只能用麻繩、絲線繩等編連起來, 稱為簡策。帛書柔軟, 則採取捲起或疊起的方法,稱為卷子。紙書出現以後,特別是手寫紙書, 在很長歷史時期內，從東漢末年直到終唐之世,主要還是卷子裝,加軸則稱為捲軸裝。捲軸裝翻檢不便，於是在唐代又出現旋風裝和經折裝。雕版印書盛行之後，適應1版1葉的特點，宋、元時代又盛行蝴蝶裝。蝴蝶裝容易散裂，南宋時又出現了包背裝，流行於元、明、清代。包背裝仍然容易散裂，經不起經常翻閱，明代又重新出現並盛行線裝。線裝是中國古書裝幀史上最後流行的形式，也是較為完美的形式,既古樸典雅,又經久耐用。[1]